1941年9月，我在伦敦被炸伤，住进了医院。我的军旅生涯就此结束。我对自己很失望，对这场战争也很失望。
一天深夜，我想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接线生把我的电话接到了一位妇女的电话线上。她当时也正准备跟别人通话。
“我是格罗斯文诺8829，”我听见她对接线生说，“我要的是汉姆普斯特的号码，你接错了，那个倒霉蛋并不想跟我通话。”
“哦，我想。”我忙插嘴。
她的声音很柔和，也很清晰，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它。我们相互致歉后，挂上了话筒。可是两分钟后，我又拨通了她的号码，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要通话，我们在电话中交谈了20多分钟。
“你干吗三更半夜找人说话呢？”她问。
我跟她说了原因，然后反问：“那么你呢？”
她说她老母亲睡不好觉。她常常深夜打电话与她聊聊天。之后我们又谈了谈彼此正在读的几本书，还有这场战争。
最后我说：“我有好多年没这样畅快地跟人说话了。”
“是吗？好了，就到这儿吧，晚安。祝你做好梦。”她说。
第二天整整一天，我老在想昨晚的对话情形，想她的机智、大方、热情和幽默感。当然还有那悦耳的口音，那么富有魅力，像乐曲一样老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到了晚上，我简直什么也看不进。午夜时，格罗斯文诺8829老在我脑海里闪现。我实在不堪忍受，颤抖着拨了那个号码。电话线彼端的电铃刚响，就马上被人截住。
“哈罗？”“是我，”我说，“真对不起，打扰你了，我们继续谈昨晚的话题，行吗？”
没说行还是不行，她立即谈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不到两分钟，我们就相互开起玩笑，好像是多年的至交。这次我们谈了45分钟。午夜时光和相互的不认识，打破了两人初交时的拘谨。我提议彼此介绍一下各自的身份，可是她婉言拒绝了。她说这会把事情全弄糟，不过她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一再许诺为她保密，直到战争结束。于是她说了一些她的情况，她17岁时嫁给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以后一直分居。她今年36岁，唯一的儿子在前不久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了，年仅18岁。他是她的一切。她常常跟他说话，好像他还活着。她形容他像朝霞一样美，就跟她自己一样。于是她给我留下了一幅美丽的肖像。我说她一定很美，她笑了，问道：“你怎么知道？”
我们越来越相互信赖，什么都谈。我们在大部分话题上看法相似，包括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开始读同样的书，以增加谈话的情趣。每天夜晚，不管多晚，我们都要通一次话。如果哪天我因事出城，没能通话，她就会埋怨说她那天晚上寂寞得辗转难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渴望见到她。我有时吓唬她说我要找辆出租车立刻奔到她跟前。可是她不允许。她说如果我们相见后发现彼此并不相爱，她会死掉的。整整12个月，我是在期待中度过的。我们的爱情虽然近在咫尺，却绕过了狂暴的感情波澜，正平稳地驶向永恒的彼岸。通话的魅力胜过了秋波和拥抱。
一天晚上，我刚从乡间赶回伦敦，就连忙拿起话筒拨她的号码。一阵嘶哑的尖叫声代替了往日那清脆悦耳的银铃声。我顿时感到一阵晕眩。这意味着那条电话线路出了故障或者被拆除了。第二天仍旧是嘶哑的尖叫。我找到接线生，请求他们帮我查查格罗斯文诺8829的地址。尽管我知道这样做也许会引起她那小气丈夫的猜疑。
起先他们不理睬我，因为我说不出她的名字。后来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接线小姐答应替我查查。
“当然可以。”她说，“你好像很焦急。是吗？嗯，这个号码所属的那片区域前天夜间挨了炸弹，号码主人名叫……”
“谢谢，”我说，“别说了，请你别说了。”我放下了话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