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25日）
今年7月25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朱理治同志诞辰100周年。1978年在他逝世的时候，经中央批准的悼词评价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称赞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我们作为在不同时期与朱理治一起工作过的老战友，深感这种评价是十分中肯贴切的。
一、忠诚信仰，百折不回
朱理治于1907年出生在江苏省南通县一个中医世家。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面对动荡黑暗的社会，他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于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入党动机”，他后来在履历表中写道：“因为切身感受到民族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压迫，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认识了它的科学性，故愿为之奋斗到底。”
朱理治入党后，相继担任清华大学的党支部书记，北平西郊区委组织部部长、区委书记，北平市委的临时工委书记。他因叛徒告密被追捕，在党组织掩护下潜出校园，于1928年5月到上海寻找党的关系，不成而回到南通老家。
在家乡，朱理治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秘密发展党员，领导农民斗争。不久，他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秘密组织临时党支部并担任书记。出狱后，他前往上海，历经艰险，终于和江苏省委接上了关系。他与一些同志共同发起组织以年轻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后调至共青团江苏省委，先后任组织部部长、书记。
1934年3月，朱理治被上海中央局派到天津，先后任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代理省委书记、省委副书记。1935年5月，他受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遣前往陕北苏区，作为北方局代表领导陕甘和陕北两个特委。他努力扩大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同年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陕甘晋省委和以徐海东为军团长、刘志丹为副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的红十五军团。他部署红十五军团取得了陕北苏区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初步胜利。与此同时，他也积极贯彻了尚未得到纠正的“左”倾错误。当时陕北发生错误的“肃反”，使刘志丹等一批苏区领导人被错捕，或被错杀。朱理治作为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对这一事件负有政治上的主要责任，同时也做了一定的减小错误后果的努力。在中央到达陕北后，他主动承认了错误。中央妥善处理了这一事件。
对于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朱理治多次深刻检讨。1959年11月，中央监察委员会做出《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对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结论中不符合实际的内容进行了纠正。他逝世后，由中央组织部以《案件复查通报》的形式公布了1959年的结论。《通报》指出：“朱理治同志对他在陕北一段所犯错误一直表示沉痛，做过多次检查，态度是诚恳的，也接受了教训。他自1927年入党后，几十年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有不少贡献，把一生献给了革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兼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朱理治受到迫害。1975年，在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的努力下，一批老干部重新工作，他也被安排到河北省。在河北的三年里，他累计下基层370多天，跑了近60个地、市、县，仅调研笔记就写了8本，近22万字。粉碎“四人帮”后，他被任命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就在这时，他被发现患晚期肝癌，但他仍渴望着为党工作。1978年4月9日，朱理治被病魔过早地夺去了生命。
二、善于开拓，贡献突出
朱理治是一个有开拓精神的干部。他从事过党的秘密工作和宣传、组织、统战工作，也做过军队的政治工作、后勤工作；主持过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也做过金融、外交、物资、交通、计划等方面的工作。无论党派他做什么工作，也无论职务高低，他都能很快抓住关键，打开局面，做出了不少特殊的贡献。
（1）担任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为贯彻党的团结东北军联合抗日的方针做了大量工作。1935年中央到达陕北后，朱理治担任新成立的陕甘省委书记和红二十九军政治委员。他认真学习领会瓦窑堡会议精神，坚决贯彻中央关于争取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方针。次年，他担任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8月上旬，奉命和叶剑英、彭雪枫前往西安，遵照周恩来指示做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
朱理治一到西安，就迅速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传达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和逼蒋抗日的指示精神，部署开展工作。他还积极推动各界人士成立救亡团体，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协助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为广泛深入地宣传、贯彻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做了大量工作。
（2）担任河南省委书记，为发动和开展中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贡献。1937年，中央决定重建河南省委，并指定朱理治任省委书记。朱理治先后到洛阳、开封传达中央精神，组建新的省委，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动群众，迅速打开了河南抗日斗争的新局面。他还按照中央要求，领导了湖北、安徽、江苏、山东部分地区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工作。同时，大力开展统战工作，推动了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和发展。他和省委同志一起，大力发展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建立和扩大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和彭雪枫等突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领导河南党组织发展了新四军的队伍。
1938年9月至11月，朱理治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其间，被任命为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的中原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以及新组建的豫南省委（也称豫鄂边区党委）书记。他协助刘少奇工作，并在刘少奇不在的情况下代理中原局书记。1940年初，豫鄂挺进纵队正式组建，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和党委书记，并兼任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豫鄂挺进纵队是抗战初期在豫鄂边区敌后建立的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中央书记处致电称赞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3）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为发展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进行了探索。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更加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为了克服困难，党中央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并决定边区银行独立自主发行货币。朱理治被任命为边区银行行长。他临危受命，辛勤工作，采取多种措施，推动银行存放款和汇兑业务的全面开展。他改革和扩充总行内部机构，建立健全分支机构，使边区银行形成了完整的金融网络。他领导制定20多个章程、办法、条例、法令，使边区银行逐步健全了规章制度。
朱理治担任银行行长后，很快总结边区金融工作的经验，撰写了近20篇文章、报告、文件，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政策主张。毛泽东同志对朱理治关于金融问题的主张十分赞赏。1941年8月，他看过朱理治《关于边区经济与金融贸易的报告》后，认为很有些价值。
（4）担任东北局驻北朝鲜全权代表，为争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发展中朝两党关系做出了努力。抗日战争胜利后，朱理治前往东北解放区，在吉林洮南地区和北满分局短暂担任了地委书记和秘书长后，被派往平壤，担任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驻北朝鲜全权代表，负责组建和领导东北局在那里的办事处。从1946年7月到1948年10月，朱理治团结带领办事处同志，边工作，边摸索，完成了许多重要的任务，使办事处在我军坚守南满、粉碎国民党对东北解放区的进攻、最终取得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密切了中朝两党关系，也给新中国的外交、外贸、边务、侨务等工作提供了一些经验。
三、品德高尚，光照后人
朱理治为人正直，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作风民主，勤政好学，廉洁奉公。在他身上，既有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传统美德，也有共产党人的许多优秀品质。
朱理治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尤其是在陕北“肃反”犯过错误后，凡是涉及处理人的问题时，他都格外慎重。1951年，在任中财委计划局副局长、负责该局“三反”运动时，他注意掌握政策，不提指标，不凑人数，使运动进行得比较正常。
朱理治作风正派，在党内从不隐瞒观点，绝不丧失原则。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他任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和国家计委副主任，到外地考察后，在国务院会议上发言，实事求是地指出很多地方搞土法炼钢，得不偿失。
朱理治一生勤奋学习，笔耕不辍。在革命斗争十分险恶的环境下，仍认真阅读马列著作。“大跃进”后，毛泽东同志提倡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经济理论，他认真学习列宁等人的著作，写了不少读书心得。“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又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通读一遍，仅笔记就写了33万字。在工作中，他的讲话、报告都由自己起草，就连一些以组织名义发出的决定、规章，也出自他之手。据不完全统计，他在河南工作三年，手稿有十多万字；在陕甘宁边区银行工作不到两年，手稿有七八万字；在交通部工作三年多，手稿有五六万字。
朱理治一向严于律己，公私分明。在当地下省委书记时，他为节省经费，常常一天只吃两顿饭，有时一天只吃一餐。新中国成立后，他仍然坚持凡事能省则省。他和夫人每月工资加在一起虽有500多元，但大都接济了革命战争年代帮助过他的人和生活上有困难的亲戚、战友。在“文革”后期被“解放”后，他把返还的3000元工资全部交了党费。
朱理治特别重视个人的思想修养，也很重视对孩子的思想教育。每当离开一个工作岗位时，他都要写出自我鉴定，听取大家的意见，进行自我批评。他给孩子们写信，总是提醒他们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他的一个儿子要求入党，他与之谈话说：“你入党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如果没想清楚，我劝你不要急于入党。”
在朱理治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深切缅怀他的丰功伟绩，也十分景仰他的高风亮节。当前，我们党正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带领人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别需要以革命前辈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脚踏实地奋斗。只要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一定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