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早在青年时代，邓小平在我心目中就是我党的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年纪很小就赴法勤工俭学、到苏联学习，后来在上海白区做地下工作，在苏区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战时期，他是一二九师领导人，太行根据地的创建人，是我党我军敌后战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解放战争时期，先有上党战役、邯郸战役的胜利，后有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天险，挺进大别山，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是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进军云贵高原解放大西南的重要指挥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我在经济部门工作，有较多的机会聆听小平同志的教诲。特别是1975年和打倒“四人帮”之后，与小平同志接触更多一些。他关于企业改革的许多思想与理论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尤其是在企业整顿、企业领导体制改革、企业职工队伍建设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的论述，到现在仍十分重要。每每想起，心情难以平静。
一、邓小平同志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
我很早就知道邓小平同志的大名，很早就认识小平同志，但是真正接触比较多则是在“大跃进”和之后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时期。1958年“大跃进”时期，钢铁工业出现了大干快上的局面，在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但是由于它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面对当时的情况，毛主席通过调查研究，首先冷静下来，率先提出纠正当时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11月，他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价值法则是一所大学校，批评陈伯达提出的“按人口比例，我们必须生产4亿吨钢”的论调，要求大家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使自己获得个清醒的头脑。紧接着又在武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当时我在这次会议上为钢铁计划指标算账，有幸听到毛主席讲话。毛主席在会议上提出要冷热结合、压缩空气。他说，我看我们中国人大概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符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规律。头脑要又冷又热，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遗憾的是，当时中央虽然在“压缩空气”，但实际上人们仍然没有摆脱对高指标的迷恋。
小平同志一开始也是赞同“大跃进”的，但是看到实际工作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他的头脑也最早开始冷静下来。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早在1958年10月在昆明视察时，他就针对当时遍地开花的“小土群”存在的问题，提出凡是有条件的地区应多搞“小洋群”。1958年11月，他在贵州又提出“小土群”应该提高为“小洋群”，也要搞“中洋群”。“小土群”就是强调有条件没有条件都要上，采取各种土办法大炼钢铁。提出“小洋群”、“中洋群”，从根本上就是强调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既要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又要尊重科学。1959年1月，中央召开各省、自治区、市党委书记会议，提出对钢铁“小土群”进行定点、定型、定组、定员、定领导的“五定”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同年5月，冶金部党组提出组织全国冶金设计力量对“小洋群”的资源、厂址、交通、动力、设备、生产、建设、成本、劳动力等进行全面了解，从经济上的合理性考虑各小型钢铁厂的发展前途，有区别地解决它们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在规划布点中，有些没有生产条件的钢铁厂下马了，1958年大办钢铁时搞的小土炉子基本上停止生产了。经过整顿和以后的技术改造，并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大跃进”中建立起来的小钢铁厂现在大多数成为钢铁骨干企业，如邯郸钢铁厂、安阳钢铁厂、济南钢铁厂等，都是年产钢百万吨以上的钢厂了。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和三线建设时期，小平同志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讲起来我所经历的有这样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1963年国家经委研究决定要召开三个会议，即政治工作会议、经济工作会议和技术工作会议。技术工作会议是我主持召开的，这个争论不大，因为大家都感到经过“大跃进”之后，企业要进行技术改造，提高技术水平。薄一波同志到会讲了话，各个省、市主管技术的经委副主任都参加了。政治工作会议的争论就比较大了，国家经委召开这个会议本来是想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但是当时林彪提出要突出政治。突出政治落实到哪儿？会上大家意见不一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谁也说服不了谁。那时《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一论、再论、三论一直到许多论的社论，讲突出政治落实到哪里，《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老实说，这对工交方面压力相当大。突出政治，总不能空对空、虚对虚，总要落实到实际工作上，这是大家一致的认识。《解放军报》社论把大家思想弄糊涂了，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些社论核心就是说，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思想革命化。这时我们已感到了火药味，虽然不是很敏感，却总是感觉到《解放军报》咄咄逼人，上纲上得很高。所以，那时读《解放军报》要兢兢业业呐。在这种情况下，薄一波同志没有办法了，把小平同志请到会议上来讲了话。小平同志领导艺术很高明，他讲，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三大革命运动上。三大革命运动包括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才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小平同志的讲话很深刻，你说我没有讲阶级斗争，我也讲了，三大革命运动就包括阶级斗争。当时，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小平同志的讲法，大家感觉到小平同志的高明。后来批判小平同志，这也算是一条。“文革”期间，周总理在外事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了一次话，在这次讲话中他说，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周总理明明白白讲了这个话，那时候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还不敢传达。李先念同志就让他的秘书把周总理这个讲话专门给我看了一看，我看了以后回来就给段云同志说了。段云同志就跑到当时在京西宾馆召开的财贸会议上去讲了，结果“四人帮”为此还来追查了一通。所以这个时候就越发感觉到工交会议、工交政治工作会议气氛不同了，明显地看出来有斗争了，也可以看出来林彪这些人实在是欺人太甚。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必然对国民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本来从1965年开始蓬勃发展的国民经济，很快受到干扰、破坏而大幅度下降，最后竟到了崩溃的边缘。正如小平同志在1985年9月所指出的，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
第二件事是小平同志主持讨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在调整时期，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专门讨论通过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是在总结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和“大跃进”时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的，它是在薄一波同志亲自领导下，由饶斌、赵荫华、马洪、梅行、廖季立、董峰、张沛等同志参加起草的。“工业七十条”是调查研究、反复讨论的产物，薄一波同志于1961年6月带领起草班子到沈阳，边调查、边讨论、边起草，我当时正在沈阳调查，也参加了这次讨论。8月，在小平同志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连续举行四天会议，逐条进行讨论、修改，最后将文件定为70条。后来又经过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9月，毛主席和周总理审阅时，不约而同地将《条例》题目中“管理”二字删掉，最后定名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国营工业企业管理的章程，成为整个调整时期整顿工业企业、加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文件。如果按“工业七十条”的路子走下去，工业企业管理肯定会打下良好的基础。可惜的是在“文革”中，它被林彪、“四人帮”诬蔑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中断了这个良好开端与发展势头。小平同志还是试办托拉斯，以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热心人。他十分关心我国物资管理体制的建立与改革，他和少奇、周总理、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物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关怀和支持，多次与少奇同志、周总理一起听取我的汇报。
第三件事就是重视三线建设。小平同志对三线建设很重视，抓得很具体。1965年12月初，他在昆明主持召开了西南三线建议会议，对西南三线建设进行了检查和进一步部署，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都参加了，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12月7日，会议正式开始，讨论西南三线建设的方案，余秋里同志讲了话，小平同志插了话。秋里同志在会上传达了“三五”计划的安排，并阐述了攀枝花矿山和钢厂建成后对保证全国钢生产能力增长的重要意义，他讲攀枝花矿山20年内可以达到135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一旦有需求，全国就可生产2000万吨钢，提出要下决心把贵昆、成昆两条铁路搞起来，让西南交通四通八达，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谷牧同志在会上专门讲了矿山、冶炼、机械设备的制造和供应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虽说没有长篇讲话，但是他讲得具体、明确、扼要，主要是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对一些在三线建设中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邓小平同志讲，主席提出“三五”计划产钢1600万～1800万吨，始终挂念着两条铁路，一是修贵昆铁路，一是修成昆铁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准备打呀！他提出建设攀枝花首先是开矿，开发攀枝花的矿山。开矿山要集中力量，要落实开采设备，开矿山还要挖洞，挖洞就要靠铁道兵。必须集中力量依靠铁道兵，抓紧落实开采设备的生产和使用。他指出，1970年西南、西北要形成5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加上地处二线的武钢等生产的500万吨，二、三线共为1000万吨，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应付战争爆发的需要。“三五”期间，全国每年要增加200万吨生产能力，这就要钢、煤、铁路、设备制造等部门很好地配合，共同努力来完成。三线的交通要四通八达，两北投资再增加二三亿元，要抓紧湖北的当阳铁矿建设、云贵高原的锡矿建设。这是一个大方针问题。其他各省搞粮食。
小平同志那时腿不太好，走路要拄着手杖。这次他到西南开会，首先经成都、西昌，到攀枝花考察，后来又到了昆明。不巧的是，正要开会的这一天，毛主席要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判罗瑞卿同志。因此，12月7日上午开会，小平同志参加了半天会，讲了话，上午的会开完后，他就和富春同志坐飞机到上海去了。这次西南三线会议召开以后，三线建设工作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二、邓小平同志狠抓经济建设，组织领导了1975年的整顿
“文革”十年动乱，我国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社会秩序混乱，形势十分严峻。1975年初，邓小平同志复出后，立即以非凡的胆略提出整顿企业、整顿经济，并以整顿铁路为突破口，进而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整顿。
1974年底，在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毛主席指责了“四人帮”，同时提出仍然由周总理组阁，小平同志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邓小平同志能够出来工作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国民经济濒于崩溃，整个国家的形势需要他出来工作；另外一方面是周总理病了，管理国家事务需要他的才能和智慧。周总理身患重病，当时我们都知道，而且心里十分着急。1975年1月5日，中央发出通知，任命小平同志担任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我们大家兴高采烈，感到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我们的国家，尤其是我国的经济发展就有希望了。紧接着在十届二中全会上，小平同志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同月，召开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抱病做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来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重申要在20世纪内，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这次会议任命邓小平同志等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2月1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总理在会上宣布：邓小平同志担任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担任第二副总理，李先念同志担任第三副总理。他说，这三位副总理的排位是毛主席定的，其他九位副总理由我们自己来排。当时总理一宣布，大家从心眼里感到高兴，由于周总理病重住院，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代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四人帮”夺权的图谋落空了。小平同志的能力、才干和威望是大家公认的，毛主席曾赞扬小平同志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柔中寓刚，绵里藏针。
2月1日宣布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工作，2月10日就批准了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并立即发了下去。如此雷厉风行，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一贯的办事痛快、干脆的工作作风。计划发下去，大局就定了，1975年我们要干些什么事情，包括进口大化肥、化纤等项目，都是在那个计划中规定的。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后，以其卓越的才能，着手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他多谋善断，使我们的工作目标十分清楚，从无所适从、举棋不定的窘境中摆脱出来。
当时全国经济工作局面很混乱，各条战线都积累了大量的问题，整顿经济工作要从哪里开始，并不是一件很好确定的问题。当时最难整顿的就是铁路和钢铁企业，这都是人员较集中的场所，是当时国民经济的重点，所以也是“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当时很多造反派的头头出在这两个行业。整顿就是从整顿铁路开始的。选择最难的问题先来解决，这是小平同志一贯的工作作风。他请万里同志出任铁道部部长，就是想从整顿铁路秩序入手，全面整顿国民经济。
1975年2月中旬，小平同志召集谷牧、万里和我到他家里谈整顿问题。他说，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特点是“高、大、半”（高度集中、大动脉、半军事化管理），所以整顿经济必须从整顿铁路秩序入手，并提出整顿内容与要求。这次谈话给我的印象是，他对整顿已经考虑得非常充分、非常成熟了，一条一条地讲。包括整顿铁路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采取什么措施？小平同志要我们马上起草一个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文件，实际就是将他的谈话整理成文件。文件起草了以后，马上开会，要求全国各个省、自治区、市工业书记都来参加。为抓紧开好这个会，我回来以后马上跟余秋里同志商量，并积极筹备这次会议。我提前住进京西宾馆，给每个省都打了招呼。我在办公室里整整打了一晚上的电话。我抱着电话，29个省市，打通了28个，找各个省、自治区、市革命委员会第一把手，告诉他们说：中央的正式通知还没有给你以前，我先口头通知。小平同志有几条什么样的意见？什么时候开会？会议内容是什么？要他们按照这些内容准备，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并准备派分管工业的书记来京开会。
在这次会议上，小平同志与“四人帮”进行了直接面对面的尖锐斗争。2月25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开宗明义，讨论修改文件。我们拿出文件稿子，请大家讨论这个文件。余秋里、谷牧同志主持会议，会议的具体工作是我做的。与会代表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就连上海的那些造反派都表示接受——他们如果不接受整顿，上海的生产都不能维持。3月5日，会议结束之前，中央领导接见会议代表，王洪文主持会议，他请小平同志讲话时，小平同志义无反顾地对王洪文说：你先讲，我当然要讲几句。王洪文尴尬地作了开场白之后，小平同志胸有成竹地发表了《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
在这篇重要的讲话中，小平同志着重指出：现在的大局是我国建设的两步设想，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毛主席讲，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还是要加强集中统一。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和健全，组织性纪律性一定要加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对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对闹派性的头头。他分析当时派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打几年派仗打昏了头，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不见了。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另外一种是少数坏人，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他们利用派性浑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对这样的人，不处理不行，只等他一个月。等到3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顽固地同无产阶级对立，那样性质就变了，要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中国铁路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先进、最有组织的一部分。他指出，中央要发个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理所当然地会得到绝大多数铁路职工的拥护。所以，3月份的动员要深入，包括对职工家属、铁路沿线农民，都要做到家喻户晓。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他提出整顿铁路秩序要从抓领导班子开始，因为那时有许多铁路局的领导班子已经乱了。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与会同志认真讨论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中央9号文件）。会议结束后，我们拿着文件稿子到国务院去汇报，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会议，并做了讲话。然后这个稿子就拿到政治局去讨论通过。中央9号文件发下去后，为抓紧贯彻落实9号文件和小平同志讲话精神，铁道部雷厉风行，在地方党委配合下，调整充实各铁路单位的领导班子；抓了顾炳华等30多个破坏铁路运输生产的坏人，调离了一批派性严重又不肯改正的派性头头；大力恢复和健全了铁路规章制度。铁路运输形势迅速好转，不到一个月，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局都疏通了。全国20个铁路局，除南昌局以外，都超额完成了全年运输计划，创历史最高水平。
万里同志到下面去整顿，“大杀大砍”呀！他带着一批人下去进行整顿，首先就是整顿徐州铁路局。徐州铁路局处于十字交叉点，是枢纽站，造反派在那把持着。徐州市物资局造反派头头顾炳华就是通过武斗上来的，他占领了物资局大楼，这个大楼正好在徐州车站附近，是个制高点。我打电话的时候，彭冲同志就说能不能把这个姓顾的抓起来？有了9号文件，彭冲同志亲自动手帮助万里同志去解决徐州地区的问题，把这人抓起来了。到了4月初，江苏省委给中央上报了关于徐州地区铁路问题解决的经过。4月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全国平均日装车已达到5.5万辆，这在当时是最高水平。
在郑州铁路局进行整顿时遇到了派性头头唐岐山，他那时是中央委员，也是不可一世。全国铁路行业造反派中一共有六个中央委员，他们的势力可不小呢！铁路的机务段是比较重要的，所以造反派就把机务段作为把持的重点。“四人帮”在各地制造事端，在这里制造停车，在那里制造停车，当地领导都解决不了。记得有一次长沙车站堵塞了，我们马上用中央名义起草了电报。中央领导都圈阅了，王洪文也画了圈，回来后我就打电话给张平化，他那时是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我一打电话，他就问：有什么指示？我说有中央指示。他说：你等等，我记下来。当天就在车站贴出去了，上面写着某月某日袁某传达中央指示，内容是什么。铁路马上就通了，造反派也撤出了。他知道中央指示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要犯政治错误。没有这个中央指示，你就很难管他们。还有不少类似这样的情况，都是当场起草电报，马上传达出去。
小平同志在整顿铁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受到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的衷心拥护。铁路整顿，带动了各行各业的整顿，全国工交生产和国民经济打破了停滞不前的徘徊局面。
在整顿铁路的同时，邓小平同志又提出整顿钢铁企业。他提出整顿企业是有针对性的，目的是恢复被“四人帮”破坏了的经济。例如在上海，“四人帮”大搞的“三无企业”，即无规章、无管理、无管理机构的企业，把一个好端端的工业基地弄得生产朝不保夕。不整顿，企业实在无法继续下去了。实践证明，正是小平同志的整顿，扭转了当时混乱的经济形势和混乱的政治形势。
钢铁工业座谈会是5月8—29日召开的。参照整顿铁路会议的方式，钢铁工业座谈会也是先起草出一个中央文件（即中央13号文件），代表来了以后深入讨论这个文件和怎么样把生产搞上去。这个会议开得比较顺利，冶金部配合得较好。在这个会议结束时，小平同志讲了话并提出，钢铁工业重点要解决四个问题：一是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从部到厂要建立起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不能软、懒、散。二是必须坚决同派性做斗争，寸土必争，寸步不让。三是必须认真落实政策，把受运动伤害的老工人、老干部、老劳模和技术骨干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四是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大钢厂要有单独的强有力的生产指挥机构。他指出，冶金部的领导班子软，软就要加强。1975年计划生产2600万吨钢的指标不能动，欠产要补上，几大钢厂要限期扭转局势。同时，针对江青等人歪曲和割裂毛主席关于“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他强调指出毛主席这三项重要指示，是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它们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
根据小平同志的决策，中央调整了冶金部的领导班子。冶金部原领导班子生产指挥软弱无力。中央决定调唐克、钱传钧同志到冶金部担任副部长，去加强领导班子，并把冶金部不得力的干部调出来。这一招很厉害，中央13号文件的精神雷厉风行地贯彻下去了。
那时我国年产钢2000万吨左右，大量钢产品依靠进口。为促进钢铁生产，一方面对钢铁工业进行整顿，一方面根据小平同志提议，国务院成立了钢铁工业领导小组，谷牧同志为组长，吕东同志和我为副组长。小组办公室设在计委，把邱纯甫同志调回来主持办公室工作。钢铁工业领导小组和冶金部当时主要抓了两件事：
一是与冶金部一起，落实钢铁工业座谈会确定的1975年计划生产2600万吨钢的指标。6月4日，中央转发冶金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并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批示》，6月份钢铁工业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6月一个月的钢日产量达到7.24万吨，这是历史上最高水平，超过了当时的计划水平，开始补还欠产。1975年计划生产钢2600万吨，就是说每天生产7万吨就可以了，几大钢厂生产形势较快地向好的方向转变。这一年终因前5个月欠产太多，全年完成钢产量2390万吨，比上年增产278万吨，增长13.1%。如果没有前5个月的欠产，超额完成2600万吨计划是肯定没有问题的。1975年“2600”没有打下来，1976年要继续打“2600”，但是没有料到，这一年风云突变，“四人帮”大搞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钢产量不仅没有上升，反而降到2046万吨，倒退到5年前的水平。1977年仍未达到“2600”。直到1978年才超额完成。连续三年也打不上去，后来人们戏称为“三打两千六”。
二是继续大打矿山之仗，组织富矿会战。钢铁工业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会同冶金、地质等部门，调集和不断扩大地质勘探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以探寻富铁矿为重点的富矿地质会战。会战四年，成绩颇好，最主要的成果是建立并扩充了一支铁矿地质勘探队伍。截至1979年底，参加会战的野外地质队伍，高峰时达到10万多人，开动钻机1200多台，有几十个地质研究单位和大专院校共两三千名科技人员投入铁矿科研工作，会战区由原来的2片发展到24片。这样大规模的全国范围内的富矿会战是以前所没有过的。铁矿探明储量大幅度增长，四年新增储量85亿吨，普查评价了一批有远景的铁矿，勘探或补充了320多个储量在亿吨以上、可供建设利用的铁矿，为矿山建设准备了后备资源。
铁路、钢铁工业整顿取得突出成效之后，小平同志抓住时机，把整顿及时地推向国民经济各个领域。要特别提到的是这一年召开的计划工作务虚会，这是全面整顿工作的一次重要会议。李先念、王震、谷牧等副总理，国务院各经济部门负责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围绕如何加快经济发展问题展开讨论。第二阶段就理论、体制、钢铁、工业和企业管理、基本建设、机械工业规划、改进计划工作、轻工农林商业，以及文教、科技等，分别组成十个小组进行专题研究。国务院多次开会，听取各小组研究结果的汇报。这次务虚会上，大家谈论最多并达成共识的关于经济领域的一些方针、政策意见是：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是乱和散，必须狠抓整顿，强调集中。在计划体制上，要实行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块块为主的办法，国家计划不能层层加码或随便减少任务。在企业管理上，跨省市的铁路、邮电、电网、长江航运、民航、输油管道、远洋运输、重要的科研设计单位、专业施工队伍，以及大油田等少数关键企业、关键建设项目，要由中央各部委为主管理，其余由地方管理，但不能层层下放。在物资管理体制上，物资部门管通用物资，专业部门管专业物资，设备成套走向以地区成套为主。在财政体制上，推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办法，大中型企业的折旧基金，中央集中20%～30%。要整顿软、懒、散的班子，年老体弱的领导干部可以当顾问，对职工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要建立岗位责任制等各项生产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大中型企业非生产人员不得超过职工总数的18%，中小企业不得超过10%。务虚会还就如何发展钢铁工业、调整机械工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安排好轻工市场、发展科学技术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想法，特别是对经济发展方针讨论得比较充分。这次计划工作务虚会开得很好，这样的会议多年没有开过了。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大家心情舒畅，看到希望了，大家都感到经过整顿，铁路畅通了，钢的产量上来了，我国的国民经济有希望了。
7月4日，小平同志传达毛主席提出来的三项重要指示，着重强调目前最迫切要做好的事情就是把经济搞上去。7月14日，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小平同志在会议上提出来：军队要整顿。当时张春桥也在场，小平同志讲军队存在肿、散、骄、奢、惰。小平同志讲完以后，要张春桥讲一讲，张春桥满脸通红，说：我没有什么说的，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那次会议给我的印象也比较深刻，那时毛主席已经批评了“四人帮”。8月3日，小平同志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做了《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的报告，在这次的报告中提出要全面整顿企业。
在整顿的同时，小平同志要国家计委组织制定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二十条”。8月，国务院主持讨论这个文件的初稿时，小平同志提出六条补充意见，文件由14条增加为20条。9、10月间印发并征求一些地区、部门和企业的意见，得到普遍赞同。“工业二十条”体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讲话和国务院务虚会议的精神，是一个在经济领域治“文化大革命”之乱的文件。这个文件从实际出发，针对林彪、江青等散布的破坏生产建设的许多谬论，提出发展工业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在讨论中强调了整顿企业管理秩序的问题，小平同志说：“看来企业里面问题不少，其中带普遍性的问题是企业管理秩序不好，设备完好率差……集中整顿一下企业管理秩序，加强设备维修……抓好产品质量。质量第一是个重大政策。”为起草“工业二十条”，我们专门把房维中同志从干校调回来，后来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我赶紧把他送回干校，免得他受到批判。但是，后来“工业二十条”仍然没有逃脱被批判的命运，在批邓的时候被作为批判的靶子。
8月底，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我和生产组几位副组长商定，准备以计委的名义拿出一个整顿工交企业的文件来，生产组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起草了《关于整顿企业几个问题的文件（初稿）》。按照中央及国务院的要求，从9月初开始，我主持召开了工交口各部门负责同志的会议，着手全面部署工交各部门的企业整顿工作，系统地讲了整顿企业的问题。随后，又分批利用各省市领导来京的机会，向各省、区、市做了部署。我们当时敢于抓管理，就是在小平同志的支持下，有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无畏的精神，使受到破坏的企业管理逐渐恢复正常。
当然，毛主席对小平同志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不能接受和容忍的。小平同志在1975年9月27日国务院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做的《各方面都要整顿》的讲话，被江青诬陷为“全面复辟”。这是因为全面整顿必将否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认为他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其中一件大事就是“文化大革命”，小平同志对“文革”的态度与毛主席对“文革”三七开的评价相悖，毛主席当然是不能接受和容忍的。清华大学刘冰同志委托小平同志转交给毛主席的那封信，则是一触即发的导火线。加之，毛主席轻信了“四人帮”对小平同志的谗言和诬陷，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一天，我们接到中央政治局开会的通知，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30多人，王洪文主持会议，小平同志做自我批评。小平同志讲得很有分寸，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对转了刘冰那封信进行了检讨。张春桥在那里自鸣得意，我感到心情沉重。未料，这次会议竟成为刮“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前奏。当时正在紧张举行的全国计划会议，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中，上海等地方的造反派在会议上不断提出新问题，使会议散不了，从1975年11月一直开到1976年2月。没过几天，秋里同志心脏病发作到广州休息。我患重感冒，高烧39度，住进北京医院。只有谷牧同志在那儿顶着。决定批邓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张春桥主持的，会议传达毛主席对小平同志的意见，也就是主席对刘冰信的批评批示。
周总理逝世时，我们是当天晚上才知道的，第二天早上的计划会是我主持，开会时我宣布：请大家起立，默哀三分钟。我的话还没说完，吕东同志就呜呜地哭了，大家哭得很伤心。会后马力同志来找我，他说，老袁，咱们俩一起哭一场吧，心里实在憋得难受。我们两人坐在那儿哭了一阵子，哭过之后心里稍舒服些，当时工作很不顺心，唉！没有办法，那时就是这么个状况。计划会议结束时，先念同志去讲了话，先念同志讲话向来是一面骂娘一面说话，这次就是念稿子，不到10分钟，念完稿子就宣布散会。那时“批邓”还没有公开，参加会议的人就说，这里肯定有什么事情。
秋里同志病了以后，谷牧同志主持计委工作。政治局要听计委1976年的工作汇报，怎么办？谷牧同志的想法就是专门讲1976年的计划安排，在汇报里不写“批邓”的内容。最后还是感到“批邓”是毛主席讲的，计委汇报提纲里不讲肯定通不过，还是违心地应付几句为好，不使“四人帮”借机整计委。谷牧、我和顾秀莲同志三个人去向政治局汇报。小平同志主持会议，我们还要在汇报里讲“批邓”，这怎么办？谷牧同志跟我交换了意见，还是觉得干脆硬着头皮念，因为稿子已发到人家手里了，你不念也不行。我们很简单地认为这样“四人帮”就抓不住我们的把柄了，应该没什么话可说了，可是情况根本不是那样。张春桥和姚文元咬咬耳朵后，张春桥说，汇报太一般化，没有触及实质问题，这不行，汇报对1976年工作的安排没有完全体现中央的精神，要再考虑考虑。他这么一讲，江青、姚文元接连声称计委的汇报不行。王洪文说，看起来计委的同志思想上还没有转过弯来。吴德出来打了个圆场，对我们说，根据政治局的意见，回去修改吧。那天，谷牧同志念汇报稿子，小平同志就在旁边坐着，硬着头听完。会后，谷牧同志向小平同志道歉说，实在对不起，当面批了您。小平同志毫不介意地说，不批也不行，不要说你们得批，谁都得批。
1976年4月，小平同志已经下台了。华国锋同志主持政治局开会讨论“工业二十条”，这回又让“四人帮”抓着了。“四人帮”说，你们这个文件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看法呀，这不是邓小平复辟的翻版吗？文件不突出政治，就是业务加业务。纪登奎想为我们讲一句好话，说文件前面还有讲政治这一条，是国务院讨论时我提议加上的。江青马上指着纪登奎的鼻子说，你看过《聊斋》吗？那里面有个画皮，你就是那个给妖精画皮的人，给他梳洗打扮，给他画个美人的面孔。一下子纪登奎就低着头，再也不敢说话了。这次会议基本上把“工业二十条”否定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党内正气遭到严重打击，正在走向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重又陷于混乱，工厂停工，交通堵塞，刚刚回升的国民经济又遭挫折。
经过1975年整顿工作的许多同志都一致感到小平同志站得高、看得远，技高一筹，同“四人帮”斗争，不畏强暴，多谋善断，带领我们从“左”倾错误中解放出来，精神面貌为之大振。1975年成为我们工作最顺利的一年。受到严重破坏的工交企业经过整顿，已经或正在恢复元气。国民经济复苏回升，超额完成了全年计划。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1%，钢产量增长13.1%，原煤增长16.7%，发电量增长16%，铁路货运量增长12.9%。
1975年小平同志抓整顿工作有些什么特点呢？第一，抓重点、抓要害。像铁路、钢铁、电力、计划，这些都是重点，都是要害，他是抓住这些部门、抓住这些问题作为突破口。第二，抓领导班子。铁路是从解决领导班子开始，派万里同志下去，解决各个路局的领导班子问题。钢铁工业也是调整了冶金部领导班子，接着就是调整几个大钢厂的领导班子。第三，抓企业整顿。我看这是抓到最基础、最根本的问题。因为把企业搞乱了，经济才濒于崩溃，只有把企业整顿好了，经济才能够纳入正轨，才能正常发展。第四，提出全面整顿。第五，引进13套大化肥，这是一个重要决策。在这种情况下，确定了为发展农业打基础，当时农村情况也不是很好，比城市好一点，生产也是在下降，从战略上考虑，要发展农业，要在这些方面事先打下基础，所以引进13套大化肥，这是战略决策。
应该说，改革就是从1975年这个时候开始的。对外开放就是从引进开始的，引进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改革是一场革命，就是革旧体制的命，革习惯势力的命，革僵化思想的命，这肯定要遇到重重障碍。在这一点上，小平同志确实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大刀阔斧、锲而不舍地进行工作。应该说，1975年的整顿，其作用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国人民永远忘不了邓小平同志在那关键时刻的贡献。
三、邓小平同志是我国企业改革的倡导者
“文革”结束以后，我们终于有可能甩开膀子干事业了，对国民经济的整顿也有可能全面开展了。企业改革是在企业整顿的基础上进行的。1975年的整顿虽然因为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而停止，但是整顿是深得人心的。打倒“四人帮”后，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对于国民经济的整顿与改革，加快了进度，更加大了力度。
要拨乱反正，要进行整顿，特别是要进行改革，必须彻底冲破极“左”思想的禁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小平同志坚定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反对“两个凡是”。因为坚持“两个凡是”就没有拨乱反正了，批驳了“两个凡是”，这才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三中全会做了思想和精神准备。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次讲话中，他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作“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小平同志为什么要坚持推进企业管理制度改革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就深深感到新时期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政领导关系包括企业里的党政领导关系，都要适应这个变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企业里不光有生产建设任务，同时还有阶级斗争呢，所以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不会存在什么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了，特别是基层党委究竟如何工作？整个党政工作、党政关系、党政机构都要进行新改革。所以，1980年8月18日，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这篇讲话中提出要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小平同志设想了很多办法。是董事长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还是职工代表大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还是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就小平同志当时的思想来说，还没有摆脱“什么领导下”，可是有一条是明确的，就是党政要分开。所谓党政分开，就是党政职责要分开，当时他就批评那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大量的事务都放在党委的身上，最后把党的工作给削弱了。党委管一些不该管的事情，而党委该管的事情没有管起来。所以，小平同志这篇讲话引起不同的反响，一部分人赞同，说这是改革必由之路；一部分人不赞成，认为这样做可能削弱党的领导。1983年《邓小平文选》第二册要出版，怎么办？胡乔木同志请示小平同志，说有不同意见怎么办？小平同志说好办，有不同意见就先把那一段圈掉，我没有放弃我的意见。后来在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乔木同志把小平同志这一段讲话给大家介绍了。一直到1987年7月1日重新发表了小平同志这段讲话，才给补充进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彭真同志恢复工作并在出任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后不久，就找我和顾明同志，说小平同志提出企业领导体制要改革，就是要改革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要我们牵头起草《工厂法》、《经济合同法》，以法律形式规定企业的责任制度。小平同志提出，虽然过去我们制定过“工业七十条”，1975年还搞过“工业二十条”，但我们还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企业法。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我们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81年就拿出了《工业企业法（初稿）》，但因为当时各方面对企业领导体制的看法不同，未能出台。
1983年12月，彭真同志打电话给我，要我和顾明同志去他那里。彭真同志说，小平同志下了决心，工厂企业还是要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负责制不要带任何帽子。并说耀邦同志也是这个意见。还说他受中央委托按照厂长负责制框架加快制定工业企业法。我听了以后十分振奋，深感这就为《企业法》的制定冲破了一个禁区。小平同志在企业改革中，坚持抓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其最终目的是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促使企业走向市场。当时，我在几次全国性的会议上向与会者透了风，讲了小平同志提出实行厂长负责制。有人相信是真的，有人还在怀疑。彭真同志说办事要有理有据，先出去调查研究。1984年初，在彭真同志领导下，我们再次着手进行《工业企业法（草案）》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一年之内进行了三次大调查，第一次是在华东，第二次是在东北，第三次是在西南、长江流域。在与各省市负责人的一次次的座谈会上，彭真同志要我们讲解我国企业领导体制变革的历史和改革现行企业领导体制的必要性。这一次的改革酝酿工作，虽然得到了一些省市领导同志的支持，但仍有些同志对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不理解。回京后我们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调查情况。书记处讨论后指出，现在国有工厂存在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企业无人负责，从实际上看，是无权负责、无法负责、无力负责。这种状况必须在领导制度上加以改革。决定将《工业企业法（草案）》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名义下发，指定先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大连、常州六市进行试点。虽然如此，仍有不少同志捏着一把汗，东北是建国初期曾试行过厂长负责制的地方，一些同志为此也曾受过批评，不少同志仍存在顾虑，我们在沈阳调研时，就有同志问这个草案实行了还改不改？
小平同志提出实行厂长负责制的讲话为什么一直到1987年才公开发表呢？实际上还是来自各方面的不理解比较多，不同意见比较多。在我国企业整顿和企业改革中，1984年已经开始进行厂长负责制的试点。在试点中，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都进行了试点。试点的结果，最后还是确定实行厂长负责制。这是彭真同志根据小平的指示和书记处的意见，并经过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提出来的。当时书记处的同志都同意小平的意见，主张实行厂长负责制。此外，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也明确提出来实行厂长负责制，《决定》指出“现代企业分工细密，生产具有高度的连续性，技术要求严格，协作关系复杂，必须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高效率的生产指挥和经营管理系统。只有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才能适应这种要求”。但是《决定》的提法也引起了一些企业党委书记的不满意，因为把党委书记排在了厂长、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之后，排到了第五位。
企业建设性整顿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提出来制定企业法。从1984年到1986年，草案数次修改并数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却因意见不统一，暂时搁置。在工业企业法一时不能出台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曾先后下发过的三个条例，即《企业党组织工作条例》、《厂长工作条例》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工作条例》，进行了若干重要修改并于1986年6月下发，要求在进行企业领导体制改革试点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中实行。目的是进一步明确企业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和厂长各自的责任制度，为实行厂长负责制创造必要条件。1988年3月，经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简称《企业法》）作为立法建议，于同年4月提交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企业法》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把企业的内部关系、外部关系、经济关系和行为规范都明确了。它的核心就是首先明确了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原来企业是政府附属物的地位从根本上得以改变，企业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应该是自负盈亏、自主经营、有自我发展能力的。第二就是必须改变长期以来的领导体制，来适应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而且真正使厂长负起责任来，同时改变党政不分的状况。第三就是要解决企业的领导人和职工之间的关系问题，要明确全体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必须实行民主管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非常重要。虽然是厂长负责制，但不能厂长一个人说了算，重大问题的决策还是要民主化、科学化。这三条是核心问题。可是要真正做到这三条，关键是要做到政企分开，因为政府的职能不转变，这三条就实行不了。再一点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党委领导下的固定观念要改变。不改变，党委就不能从烦琐的日常事务中摆脱出来。《企业法》通过后，我作为《企业法》起草领导小组副组长，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回想起《企业法》这十年的起草过程以及其中的风风雨雨，不禁感慨万千。可以说，小平同志也为这部《企业法》的出台奋斗了整整十年！
小平同志十分关心管理工作，特别是对企业管理工作十分关注。1980年3月，我陪同小平同志接见一位日本朋友，在接见前，我向他介绍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时，小平同志很兴奋，他说，要狠抓企业整顿，坚持改革企业领导体制，把企业管理作为大事来抓好。管理是一门科学，是更带有综合性的科学。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比做生意还重要。他的这些指示精神，一直在鼓励着我们大家。
小平同志抓经济体制改革，抓国民经济发展，一贯把重点放在企业上，特别是企业职工素质的提高上。他多次对我们说，企业需要进行技术改造，要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大的企业都要有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企业必须重视“四有”职工队伍的建设，要加强对职工的培训，发挥职工的主人翁作用，加强企业民主管理。要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企业要培养高水平的管理人员。他还为我们组织编写的《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丛书》题写了书名。
四、邓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邓小平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七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思想和精神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力仍然十分强大。邓小平同志是一代伟人，为祖国和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也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从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亲身经历中，我认为小平同志有许多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高尚品德和精神。一是小平同志坚持原则、毫不妥协的精神，敢于和善于同不良倾向坚决斗争的精神是一贯的，而且不屈不挠。“文革”前夕，他针对林彪“突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提出突出政治不能落空，突出政治一定要落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上。小平同志这番讲话，表现出一种毫不妥协的大无畏精神，使大家感到很振奋。“文革”后期，小平同志复出后坚持全面整顿，更是与“四人帮”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打倒“四人帮”以后，针对当时制定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小平同志给予了坚决的抵制，发起并支持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二是小平同志具有不计个人恩怨、大公无私的优良品质。他曾三次被错误批判，又三次复出，但在总结“文革”这一段历史时，针对有人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站出来讲话，坚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体现出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前，小平同志谈了六次话，这个决议才形成，没有那六次谈话，决议就形不成。小平同志一再讲，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不能倒。毛主席虽然有错误，可是成绩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是个很严重的错误，可是没有毛主席，哪有共产党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毛主席以前，我们党不断犯错误。有了毛主席以后，我们才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小平同志都讲，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实际上岂止一代人！
三是小平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同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世界上最难的就是实事求是。人们往往很难做到实事求是，一些人工作中有了一点成就就脑袋发热，不实事求是；遇到一点困难和逆境又灰心丧气、忽“左”忽右，也不实事求是。所以做到实事求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方面，小平同志是我们的榜样。
四是小平同志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伟大的气魄和科学的思想方法。他善于思考，善于抓重点、抓要害、抓主要矛盾。小平同志在1975年抓整顿，首先抓铁路整顿，整个经济命脉就抓住了；抓企业改革，首先抓企业领导体制改革，实现厂长负责制。抓住了要害，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古人云：“百炼而南金不亏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小平同志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和运筹帷幄的才能，更使我们无法忘怀。
五是小平同志的工作作风果断干脆、雷厉风行。他开会从来不拖拉，讲话不多，条理清楚。他的善抓要点、说干就干的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次在京西宾馆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与会同志就一些具体问题议论来议论去，小平同志听取了意见后，只讲了20分钟就解决了我们讨论中的好多问题。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要听取我汇报物资工作，我准备得很充分，讲起来就很长。小平同志坐在我旁边，他一面听、一面不断提醒我：抓住要点，讲快点，不要啰嗦。小平同志实实在在的、高效率的工作作风使我折服。
邓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高举他创立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把他曾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