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10日）
1980年底，我在北京手术后到广东休养，住在从化温泉的松园。“松园”二字是陶铸同志亲笔题写的。看到它，我不免有些感慨。据宾馆的同志说，在陶铸同志惨遭迫害的日子里，工作人员们怀着对他的敬意，把这块石刻挖下来埋在地下，一直保存到打倒“四人帮”后才重新装了上去。为此，我写过一首诗，最后两句是：“劫后题刻在，临风思陶公”。1985年初，我把这首诗写给曾志同志，作为对陶铸同志的怀念。
我对陶铸同志一直怀着敬慕的心情。我认识陶铸同志，是在1941年。当时我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工作。陶铸同志和一批从外地赴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都住在中央组织部。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每周亲自组织机关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并且分别请柯柏年和吴亮平等同志进行辅导。在学习中，陈云同志总是启发大家进行讨论，对有些问题的争辩还非常热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陶铸同志。每次学习时，他总是抱着一大摞参考书，仔细阅读；讨论问题时，他就翻开书，引经据典，进行辩论。他那认真的学习态度和雄辩的姿态，一直为同志们所称道。后来，住在中组部的七大代表都到中央党校进行整风学习，我们接触就比较少了。可是，他还经常过延河到中央组织部来。当他听说我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北平学生，并曾在豫西南地下党组织工作过，就热情地找到我，与我交谈。他谈到在鄂中地区和他一起工作的北平学生，称赞他们是优秀青年；也谈到豫西南的工作。看来他对河南的情况很熟悉，也是很关心的。他待人非常热情，平易近人，鼓励青年人的每一微小进步。1942年，在何彬同志的追悼会上，他看到中央组织部送的一首诗，当得知这首诗是我写的，便非常热情地拉着我的手，鼓励我，并说他自己也喜欢写旧体诗。后来，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他发表的纪念左权将军的热情洋溢的诗篇。在延安期间的接触中，他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
日本投降以后，他离开延安到前方去了。我也离开延安到东北。我在通辽工作了两个月，又前往扶余。在途经郑家屯时，李富春同志告诉我说，陶铸同志正在前方的四平地区。我到扶余地区工作不久，敌人占领了长春，我松花江以西地区划入辽吉省委，省委书记就是陶铸同志。
1946年6月，我调往乾安工作。不断听到从省里来的同志带来有关陶铸同志的消息，从报纸和文件中，也能经常看到他的讲话与活动情况。1947年夏天，我去省委开群众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再一次见到了陶铸同志。自延安出来已近两年了，一见面他就非常热情地询问了在延安工作的一些老同志的近况，也询问了我及我所在的县委和地委的工作情况，使我感到十分亲切。1948年春，我调到白城工作，与他的接触就更多了。
陶铸同志在辽吉工作期间，对发动群众、组织支前、教育干部、进行土改等各项工作抓得都很紧。他的工作具有很强的计划性、预见性，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并能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他很少在省委机关，经常亲临前线。他组建了省委的前方工作委员会，深入辽吉地区的前沿康平、法库一带指导工作。随着军队的推进，他把省委搬到前方的郑家屯，而在白城组成后方工作委员会，以保证前方的胜利。
他对干部要求严格，对犯错误的同志能严肃批评、热情挽救，使干部受到了批评仍然心情愉快。他曾经批评过一位干部，并郑重地说，他虽与这位干部是十年故交，但对他的缺点、错误还必须严肃指出。事后，这位干部很受感动，改正了错误。
他处理问题机智灵活。在他领导下工作，使人感到心情愉快舒畅，没有精神上的压力，这是他的领导艺术。当时，辽北省政府主席是阎宝航同志，他是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的。一次省委开党员干部会议，政府机关党委通知阎宝航同志参加，他的到会使大家十分惊讶，阎宝航同志自己感到很尴尬。这时陶铸同志马上站起来，高声说：“宝航同志与我们是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老朋友，和我们党是一条心，以后，党的所有会议都要请宝航同志参加。”他的一席话，使这种尴尬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
陶铸同志在根据地的建设上，具有战略眼光。他充分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困难，从最坏处着想，专门选派一批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到突泉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后方基地，以准备迎接更艰苦的局面。
他对干部亲切、热情，关心备至。1947年底召开土地会议期间，他正患病，可仍然坐在轮椅上与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谈话达两个小时，在医生的一再劝说下，才去休息。
陶铸同志思想活泼，不墨守成规，不拘泥老框框，善于把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具体运用到辽吉的工作中。因此，在他的领导下，辽吉省委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1949年4月，我来北京开会时，曾去他的住所看望他。当时他是四野的政治部主任，正在组织南下工作团，工作十分繁忙。不久，他就匆匆南下了。
陶铸同志在“两广”工作期间，写了著名的两本书：《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在青年中影响很大。当时，我们所接触的北京机关里的青年，都把这两本书奉为青年修养的圭臬，爱不释手。我也很喜欢他在广东水灾后，视察灾区时所写的一首诗：“入春雨水尚均匀，莫道天公恩惠深……”它的宏大气魄、乐观精神和对人民的深情挚爱，非常感人。
以后，在北戴河会议、庐山会议及在北京的其他会议中，常常看到陶铸同志，他还是热情地招呼，问寒问暖。1965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表扬了陶铸同志在广东的工作，后来任命他为副总理。“文革”初期，陶铸同志已是政治局常委，但仍然严格要求自己，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到我们中南小组去检查和检讨自己。
1966年底，我们物资部一位副局长在借调到北京市工作期间，被造反派打死了。这是“文革”中被打死的第一个局级干部，所以在社会上震动很大，很多人愤愤不平，强烈要求中央严肃处理。李富春同志专门召开一次会议讨论这件事。那是一天晚上，在富春同志家里，公安部、物资部和北京市委负责人参加，陶铸同志也来了。当时，有位负责人推推脱脱，怕负责任，使富春同志很为难。陶铸同志站起来词严义正地批评了这位负责人，并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了精辟的分析，指陈利害，最终说服这位负责人接受了任务，才使事件得以处理。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以后再没有见到陶铸同志。到1967年，我也“靠边”了，社会上流传着要打倒他。当时，对于他的处境、对于他的安全，大家都很关心。延安和辽吉时代的老同志见面时，总要互相交换一下情况，总想了解陶铸同志的近况。后来，听说他到了外地并且患了重病，不久噩耗传来，大家都很伤心。陶铸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可是，他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附：怀陶公陶铸同志诞辰90周年
（1998年1月13日）
延安初识荆，
高论惊后生。
诗文江河水，
肝胆燕赵风。
辽吉闻教诲，
南国有政声。
至今思召杜，
粤海万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