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5日）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为我国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周总理百岁华诞之际，谨以此文表达我的深切缅怀之情。
周总理是我国老一辈革命家中的杰出人物，参加和领导过党的早期很多重要革命活动，经验丰富，才识过人，功业卓著。我初次见到总理是1943年，这年总理从重庆回到延安，我们在杨家岭听总理的报告。报告从世界形势讲到国内形势，讲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讲了我党对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讲了我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深刻生动，显示了政治家的非凡风度，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聆听了这次报告，顿然觉得思想开朗，豁然贯通，对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民族解放和建立新中国充满了信心，至今仍有深刻的印象。和周总理面对面说话则是在1944年春天，当时有一个“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延安，参观团里有一个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科长，是我在北大时的同学，此次他却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参观团，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为揭露他本来的面目，我们按照总理指示，由北大老同学、王震同志的夫人王季青出面，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家庭宴会。这个人来了一看都是老同学，就主动坦白。他这样一坦白，问题就解决了，达到了既斗争又团结的目的。这件事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总理在布置这项工作时，任务讲得非常明确，至于如何揭露、揭露到什么程度，总理很放手，由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定。总理在我们的心目中形象很高大，我们没有想到，他是这么信任我们这些年轻人。
新中国建立后，周总理在总揽全局的关键岗位上，处理内政外交，日理万机，但在繁忙的领导工作中，他始终把经济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他曾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经济建设。
解放后，我转到经济战线工作，和总理接触就比较多了。最初是在1952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时期。“一五”计划是1951年2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主席提出思路以后，经政治局讨论决定从1953年起实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决定成立以总理为首的六人领导小组，加强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工作的领导。1952年6月，当时的中财委编制出1953—1957年的计划轮廓（草案），我当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秘书长兼计划处处长，也参与了“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同年8月，我们几位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随总理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总理虽同我们不住在一个地方，但他经常到我们这个宾馆来和代表团成员无拘无束地谈话。访苏期间，总理向斯大林详细介绍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的情况，9月中苏发表了联合公报。9月22日，总理和陈云、粟裕同志因事先行回国，李富春、宋劭文同志和我们十几个人留下来继续与苏联方面会谈，同时邀请苏联经济专家为我们讲授如何做计划工作的课程。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总理到莫斯科参加了斯大林的葬礼。在繁忙的活动中，他抽出时间专门听取了李富春关于与苏谈判的进展情况和苏方意见的汇报，并做了详细指示，而且把汇报中的一些意见带回北京，征求有关领导同志的意见。
1953年3月30日中苏正式谈判开始，中国代表团由李富春率领，参加的还有宋劭文（中财委的秘书长兼计划局局长）、钱志道（负责军事工业项目）和我（负责民用项目）。苏方是米高扬主谈，参加的有卡冈诺维奇、科西钦科、郭威尔。谈判地点在苏联贸易部米高扬办公室，前后商谈三次，基本定下了“协定”的框架。李富春将情况书面报告毛主席，并派宋劭文和钱志道回北京汇报听取指示。总理在听取汇报时，对苏联经济专家为我们上课很感兴趣。总理也特别重视苏联专家提醒我们制定计划要注意的三个问题：一是工业总产值增长的幅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幅度，说这样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要大于工资增长幅度，说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积累；三是技术人员人数的增长幅度要大于工人人数的增长幅度，说这样才能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
1953年5月15日，中苏双方正式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这个协定规定了1953年到1959年期间苏联援助我国的91个建设项目，加上1950年以前援建的50个，一共141项，加上1954年10月份又追加了15个项目，这就是我们常说的156项重点工程。这156项构成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的骨干。这些项目从计划到建设都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民主化决策、程序化施工，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经过艰苦奋斗，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提前全部完成时，156项工程中，已经施工建设的有135项，其中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的有68项。
总理的工作一向是从实际出发，注重实效，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但他也非常关心、体谅部下，使人感到在他领导下工作十分亲切、愉快。记得1952年总理一到苏联，就详细审阅中方带去的“一五”计划草案内容，发现我国林业部提供的森林面积和汇总数据不符，立即给当时负责校对的同志打电话查询，当得知是校对的疏忽，总理说，年轻人对于自己经手的工作要绝对负责，类似这样的错误和疏忽是不能允许的。第二天午饭时，可能是总理担心那位负责校对的年轻人有压力，他还专门倒了一杯酒和那位同志碰杯，这使大家很受感动。
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总理指挥下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而第二个五年计划，碰上三年“大跃进”，总理的工作就非常困难了。那时我在冶金部工作，参加了1958年中央在北戴河和武昌分别召开的两次工作会议。当时大家的头脑都有些发热，但总理还是比较冷静。他非常关心计划指标的落实情况及执行计划的条件是否具备。那一年产钢1070万吨，其实按毛主席当时的话来说好钢也只有800万吨，没有完成翻一番计划。对如何制定1959年的钢产指标，很多同志心里没底。总理为弄清楚这方面的情况，要听冶金部汇报，因王鹤寿部长不在北京，总理要我和高扬文到他的办公室。我们进去的时候，总理正在看文件，看到我们来了，总理走到会议桌子旁边对我们说，你们有什么就说什么，要讲真实情况。因为那时虚报浮夸比较严重，总理开门见山先给我们打招呼，要我们讲真话。在听了我们详细汇报之后，看得出总理的心情很沉重，可是他只轻声对我们说，听了你们讲的我心里有数了。这一次，总理还特意留我们在他那里吃晚饭。饭虽然极为平常，可我和高扬文非常高兴，本来这次去汇报，因为钢铁生产情况不好，是准备挨批评的，而总理听了我们的汇报，尽管心情沉重，却为缓解我们的紧张心情，给我们许多鼓励，使人感到非常亲切，就像在家里一样。总理善待部下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总理通知我和计委安志文去庐山汇报钢材生产计划和品种计划。到达庐山的当天晚上总理就找我们谈话，讲了当时的会议情况，这是给我们打招呼，怕我们懵懵懂懂说错话。总理爱护干部无微不至。
1961年中央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当时大家过热的思想一下子还冷不下来，为此毛主席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时我已从冶金部调到国家经委任副主任，兼管物资工作。按照总理的布置，给我的题目是矿山调查。为此，我带经委的一个组到鞍钢弓长岭铁矿蹲点，一共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一份调查报告，并向国务院做了详细的汇报。这一年总理比三年“大跃进”时期付出的心血还要大。当时粮食比较困难，总理每星期都要几次听取粮食部门的汇报，粮食的调拨方案也都要经过总理再三考虑才能确定下来。1962年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接着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决定采取一些度过困难的措施。记得当时酒泉钢铁厂因为缺少粮食停工下马，总理得知后批评了甘肃的同志，说酒钢不过几万人，采取什么办法都应保证粮食供应，无论如何不应该让酒钢这么大的项目下马。1964年我和计委的同志到酒钢，研究恢复酒钢的生产和建设，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总理当年对甘肃省领导的批评有着更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西北这个基地不能轻易放弃。总理对一些不顾大局的同志，批评向来是很严厉的。1964年毛主席提出建立“小计委”以改善宏观调控的环境，对此总理积极支持。当时有一些同志虽经再三解释，但对成立“小计委”仍持反对意见。一次总理在西花厅听取“小计委”工作汇报，几位持反对意见的人对“小计委”的工作百般挑剔。我很少看见总理发脾气，那天总理很生气，严厉批评了这些同志。总理力排众议，全力支持“小计委”的工作。实践证明，“小计委”在贯彻中央“八字方针”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1964年国民经济能够比较快地恢复起来，是和总理坚持“八字方针”、坚持加强宏观调控不动摇分不开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总理主持工作最困难的时期。“文革”开始就遇到邢台地震，总理亲自去检查灾情、慰问群众。回来后，他特地找李四光同志询问有关地震的成因、地震预报等方面的问题。总理在推动我国地震预报工作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总理办事非常认真、仔细。有一次我到他那里汇报，他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记录。我们说，总理你别记了，我们补送书面材料。总理说，我和毛主席不一样，毛主席掌握全局，管大事，他可以不做笔记，脑子里记几个大数就可以了，我是协助毛主席办事情的，就需要把详细的情况搞清楚，不记下来会误事。从这样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总理工作的认真、细致、周到，真是细微处见精神。
总理办事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文革”中，林彪、江青一伙鼓动大家做毛主席像章，在1969年计划会议前夕已给各地陆续拨发了5000吨铝。做像章这件事毛主席不赞成，总理指示物资部把这些铝收回来。当时我刚刚“解放”出来工作，不敢办，就和军管会主任商量，我们都认为虽有总理指示，但做起来难度比较大，所以迟迟未动手。总理知道后，很体谅我们的困难，便巧妙地借计划会议期间一次有众多人参加的会议点名问我：让收回5000吨铝，你为什么不办？用这么多铝做纪念章，毛主席不赞成。你赶快办！再不收回，唯你是问。在那个时期，这几句话对我们的工作是个很大的支持。从表面看，总理是在批评我们，实际上是总理告诉大家，不是物资部要收回这5000吨铝，是毛主席的指示，是国务院的决定。会后，我们就连夜发通知，很快收回了这批急需的物资，因为当时有很多飞机厂还在停工待料，5000吨铝可以起很大作用。
总理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或者决定，总是先做调查，听取多方面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1971年陕西省公安厅反映，宝鸡到天水铁路旁，有一段山体出现裂缝，若几十万立方米的石方塌下来，不仅会掩埋铁路，还会截断渭河。总理马上批示要我去处理这件事。经过我们的实地勘查，发现山体裂缝的原因是山脚采石所至，立即决定停止采石，控制滑坡。回来后我向总理汇报，他对能查明原因，就地解决问题很满意。1970年讨论修建葛洲坝水电站方案时，意见不很一致。一些同志主张建，认为可以减轻湖北和长江下游地区的防洪压力。也有同志不赞成建葛洲坝，主张建三峡。为此，总理主持召开很多次会议，在听取了各方面意见后，权衡利弊，向毛主席写了报告，建议先建葛洲坝，同时附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毛主席批示：赞成兴建此坝。同时，毛主席说：现在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为落实毛主席的批示，总理决定成立葛洲坝技术委员会，并特地指定当时持反对意见的同志做主任委员，把各方面的人都吸收进去，我也是委员之一。周总理处事周到之极。现在看，上葛洲坝是可行的，而葛洲坝的设计也经受住了考验。
“文革”中，总理千方百计维持着生产的运行，特别是对沿海工业基地。例如上海电厂的燃料供应，当时十分紧张，时有断“炊”危险，总理常亲自调度，保证了上海主要工厂不停产。而那时如果停电，也会给“四人帮”“以生产压革命”的借口。每遇这种情况，总理都指示余秋里马上解决。有一次，上海原油告急，总理知道后出主意要我们查一查从大连发往南京的原油船现在到哪里了，如到了长江口，马上通知转入黄浦江，运到上海电厂。在总理的领导下，我们这些搞具体工作的同志慢慢地也学会了巧妙地与“四人帮”周旋。一次长沙造反派占领火车站，为了能尽快通车，我们那时采取传达中央领导人指示的办法，起草个电话稿子，先念同志看过后，就送给张春桥、王洪文这些人看，目的是要他们画圈，然后请示总理同意后，由我给湖南省革委会主任打电话传达，这种电话多在夜间，所以第二天一个新的中央指示就传到铁路了。用这个办法对付造反派还算灵。邓小平同志曾讲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个“救火队”（指生产调度）。其实这个“救火队”的“队长”就是总理。“文革”期间总理一天到晚忙于处理纷至沓来的各种难题，努力维持着有限的经济活动。在总理的主持下，在那样的困境中还上了几个重大项目，如武钢一米七轧机的投产、攀枝花钢铁厂的建设等。1969年总理提出要建设四条铁路，那时总理是想尽量多搞点建设，可以转移一些群众的注意力，少打派仗。在他主持下，不到一年的时间，焦枝线、成昆线、襄渝线和阳安线都相继通车了。
“文革”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残酷迫害党内外干部，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周总理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保护干部做了极大努力，为党保护了大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骨干，这是他为党立下的又一殊勋。作为国务院下属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我也多次得到总理的关心。1967年我就“靠边”了。总理为保护我，先是借“五一”要我去天安门观礼，造反派反对，说袁某人“靠边站”了，没资格去。接着总理又借召开订货会议要我出来。他对造反派说，订货会议马上要召开，袁某人是物资部部长，要主持订货会议。造反派还是反对。第三次是总理以急需用人为由，指示当时物资部军管会主任做工作。总理说，袁某人我在延安就认识他，这人历史比较简单，学生出身，在大学入党参加革命。现在我要用人，你们是否加快审查，“解放”出来。在总理催促下，军管会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我“解放”出来了。由于总理的多次保护，在各部的部长中我“靠边”的时间较短。若没有总理说话，像我这样的情况，拖个三年五载在当时也是常见的。众所周知，“文革”期间总理不但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也保护了一大批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免遭“四人帮”迫害，并且千方百计为他们出来工作创造条件。如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当时的处境就非常困难，总理借全国地质工作会议开幕的机会，特地邀请李四光坐在主席台上，总理在讲话中对李四光同志在地质科学上的贡献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会后促成两派意见的统一，大大改善了李四光同志的处境和工作条件。再如对石油部部长康世恩，当时群众中的两派对康世恩很有争议。虽然八届十二中全会后他已经“解放”了，但还没有恢复工作。总理问及原因，军代表回答群众组织有不同意见，不能出来工作。那年渤海冰冻，冰块危及钻井平台。在一次汇报会上，总理问大家派谁去处理好，余秋里说康世恩是合适的人选。总理抓住这个机会，立即找康世恩来。那天已是半夜，康世恩被叫醒后，迷迷糊糊地来到会议室，坐在我旁边问找他什么事？我说，总理让你去处理渤海冰情。总理这样做，也是给军代表一个做群众工作的机会。此后很快恢复了康世恩同志的工作。
总理非常关心和爱护群众。“大跃进”期间，工业用碱比较紧缺，当时造纸厂用碱供应不上，造出的纸都是黄的。总理发现后，找到轻工部的同志和我，总理说，小学课本用纸是黄的，这样的纸，会把孩子的眼睛搞坏的。他说，这种纸给咱们这样年纪的人用，咱们的眼睛反正已近老化，不能把小孩子的眼睛搞坏了。他指示我们，注意纸厂用碱问题。总理这些话让我们深受感动。
周总理对于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现象，从来是毫不留情的。他反对文山会海，对一些地方、部门召开的没有实际效果的会议多次给予严厉批评。1970年，在一次会议上，总理对一些部长频繁出国，劳而无功，予以严厉批评，他说，有的部长上任没几年，出国去的地方那么多，但什么问题也没解决。他说，出国考察要注重实际效果，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无效劳动，造成浪费。1973年，他在一个拟派代表团出国考察的报告上批示：一定要精选能够学习考察一些知识，把经验、先进技术带回来的人去，不要来去空空，专门讲排场，无所收获而回。这个批评，我认为不仅在当时对我们所有领导敲了一次警钟，就是在今天也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总理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中华民族奋斗的一生，是为祖国人民奋斗的一生，他的伟大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附：岚山纪游
岚山有周恩来诗碑，1997年11月13日到日本访问，登岚山怀念周总理。
赤橙黄绿已深秋，
雨后岚山更清幽。
百世流芳诗碑在，
南寺钟声逐轻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