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概念，用于专指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包括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部落人类遗迹，而“文明”是属于青铜时代范畴的概念，专指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国家阶段。
“夏朝”其实是要打上双引号的，因为夏在考古中既没有发现文字，也没有发现青铜器，更没有发现城市。所以夏时期明显处于文化的范畴，就不能叫夏朝，只能叫夏部落。
夏朝在商朝甲骨文中是没有任何记载的，周时突然横空出世，一般认为是周人为了取代商的合理性的而编出来的，因为商也是取代夏是合理的，所以周取代商当然也是合理的，所以不难看出夏朝本身就是个忽悠。大禹那个九鼎商朝时还没有，到了西周才突然冒出看来，九州的叫法更是东周时才有。
历史书真那么准确，那还要考古干什么呢？《荷马史诗》里的特洛伊城以前被认为是传说，但是19世纪末德国考古学家亨利?谢里曼到底给挖出来了，历史记载需要考古上证明才能确认。而且那时候特洛伊遗址还是在和基督教世界对立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所以千万不要认为有造假的可能。
而夏在现代考古上成果让人啼笑皆非，1959年在偃师市翟镇镇二里头村发现了个“规模宏大”的遗址，当时正是中国亩产36000的浮夸风盛行时代，中国考学界当然不让的迎头赶上，把这个夏、商间时代模糊的遗址急切的确定为夏。碳十四测年不可能很准确，碳十四也只能测定相对年代，其本身也没什么国际标准，所以在操作上就有很大发挥的空间。
这个小茅屋就算真是夏，也算不上城市，充其量就是大一点的村庄。美国学者索普先生对二里头遗址一些现象的推理提出不少异议。比如，一看到大型的夯土基址就判断为“宫殿”是不妥的，他认为只有掌握了遗址中人类活动的充分证据时，才可以判断这些建筑的功能。这样的建筑，不妨称作宫殿式庙宇，可能具有多功能用途。因为参考中国传统的宫殿形式，二里头的宫殿只有一个单一空间的前庭，无法容纳觐见的百官，不符合西周对于宫廷的描述，它可能是某种类似宗庙的建筑。
史书的记载肯定不靠谱，据记载夏桀还能铁钩伸直，但是铁器是东周时才有的，夏时候的人怎么可能见的到铁呢？而最为关键的夏时期的文字——至今没有任何发现。退一步，即使夏朝存在，其历史也不过几百年而已，所以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说法肯定不靠谱。实际上负责对外宣传的外研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通史》，就将所谓的“夏王朝”与黄帝的传说统统归入“神话传说时代”目录下。
历史就是有确切文字记载的、有明确时间的、有意义的事情。有文字记载才能叫历史，没文字记载的只能叫传说，更早的就是神话了。
黄帝时期没有文字记载，只是传说中的人物。除非谁会穿越，要不谁能凭空知道几千年前的人和事，不过汉朝有个人确实穿越了时间界限，把现今考古都没能研究明白的历史谜团都给解决了，这个人就是汉朝的——司马迁。在他“神奇的笔下”，中国就是全世界的中心，全世界的人民都是炎黄子孙。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黄帝崩，葬桥山。问题是黄帝的时代根本就没有文字，司马迁大概也不会在百忙中亲自去桥山考证，我实在不明白他怎么就那么肯定黄帝葬在桥山呢？距司马迁1000年有甲骨文的周文王周武王至今都没找到墓在哪。
秦汉之前就没有黄帝陵这么个地方。黄帝陵原来叫桥陵是汉朝时建的，黄帝陵这个名字是民国才有的。距离黄帝将近2500的秦汉时期道家发展出了修仙一说，黄帝陵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在道家的安排下黄帝成了道家的始祖得道成仙了，从此宣传家可以大言不惭的说因为黄帝成仙了所以桥山黄帝陵为衣冠冢。其实说穿了就是讨好统治者的需要，历史上统治者在哪，哪里就修黄帝陵。
所谓黄帝只是神话传说里的人物，真实的黄帝其实就是原始社会的部落领袖，一般认为大概是4500年以前，和所谓三皇五帝的事迹一样，是春秋时的文人创作出来的。在他们笔下黄帝不但是军事家、政治家还是发明家，华夏文明的缔造者，气死美索不达米亚那些伟大的民族，人家整个民族发展几千才发展出的成果，他一个人就办到了。道家也把黄帝捧为始祖，黄帝又成了思想家和大法师，炼丹也是他的发明，最早的医书也是他写的。
但是很可惜这根本就不叫历史。商周时期印欧人东迁，才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传播到了中国，而之前的中国地区是标准的石器时代的部落，既没有文字也没有城市和青铜器这些文明的标志，这可以得到考古上的证明。《黄帝内经》是前秦时结合道家思想的产物。初期的道家是哲学心理学类的思想，并没有修仙一说，而道家也只是春秋才有的。那时候根本就没文字，更没有记录文字的载体，莫非能像《红楼梦》一样刻在山上的石头上？
黄帝之后的尧舜禹最著名的就是中国古代的圣人们举贤禅让的故事。
真实的禅让制分两种形式，一种是欺骗式，是为了满足统治者更迭的需要，指在位君主生前便将统治权让给他人。后来中国的王朝更替，都以禅让之名，行夺权之实。另一种是幻想式，指中国原始社会部落联盟民主推选首领的制度，现代的民主是投票选举出来的，代表多数人的意见，而禅让是君主指定的人选，只代表君主本人的意见。至于说得不得民心那只是历史上的几笔，糊弄糊弄后人罢了。
尧、舜、禹只是传说，没得到考古上的证明，姑且当他们存在的话，禅让的故事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中国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最早记载于《尚书》之中，但其真实性一直存在争议。顾颉刚先生指出：“禅让之说乃是战国学者受了时势的刺激，在想象中构成的乌托邦。这是墨家为了宣传主义而造出来的”。
古籍《竹书纪年》记载的很明白，尧传位给自己的儿子朱丹，但是被舜囚禁，舜实际上是政变夺权，舜后来又杀了禹的父亲，禹找舜报仇，把舜流放到边远的南方。这几个家伙之间“禅让”也只能当故事看看热闹。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禅让”不过是后来的儒家系统自欺欺人的自我炒作。
儒家系统复古，认为过去的社会是最好的。本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向前进，而儒家的复古思想不允许进步，中国社会也确实在儒家思想的带领下步步后退，从这个角度讲儒家思想确实胜利了，但反过来讲中国人付出的代价很沉重，因为中国文明失败了。五帝那个时代是民风淳朴的原始社会，原始社会人的思想和社会结构都很简单，维持社会关系的是风俗和血缘，管理当然也就简单，依靠有能力的、受人尊敬的人来管理是可行的，这是所谓的“人治”。而进入了国家时代之后，大家都在一个城市里，而不再是以氏族划分区域，维持社会关系的就只有法律和制度，也就是所谓的“法治”。所以五帝这个时代的“盛世”和我们心目中希望的盛世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儒家鼓吹三皇五帝时代的美好生活本质是一种欺骗。
三皇五帝是专制社会用来奴化人的思想的工具，统治者运用的方法就是群体心理学上的煽动、暗示、感染。群体心理行为有两种，一种是一群人为了同一个目标聚集在一起就叫做群体行为，另一种就像是国家大事，虽然群众没有聚集在一起，但形成了一个相同的观念这也是群体的行为。
思想有两个来源，一是印象二是观念，我们的手接触到火会觉得痛，这个叫印象，下次我们再看到火，没接触到它也会想到痛的感觉，这个叫观念。而观念的特点是画面的组合，我们没看见过天使，但都会想到天使的样子，既是一个人再加上一对翅膀。群众没有推理的能力，只能依靠画面来思考。专制社会正是利用了观念是画面组合的特质，运用群体行为中的煽动、暗示、感染的方法，奴化了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思想。
能战胜他们的就是哲学的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