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99年偏安南方的东晋政权得到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魏国在北方正式复国。鲜卑拓拨部的首领拓跋珪，宣称自己是曹魏王族的后代，所以把自己的代国改称魏国，史称北魏。因为晋是夺取的曹魏的政权，魏国的复国等于宣布残存在南方的东晋政权是不合法的
鲜卑是北方的阿尔泰民族，阿尔泰民族的祖先是10万年离开非洲的棕色人种，后来因为黄种人的驱赶迁移到东北亚地区。而汉人的祖先是8万年前离开非洲的黄白人种，黄白人种5万年前正式分离，各自向东西方发展。所以汉人和这些北方的阿尔泰人没有任何血缘上的关系。鲜卑人的祖先到达东北亚起码是一万到二万年前，他们称自己是5000年前黄帝的后代是政治上的原因。
西伯利亚就是古代的鲜卑利亚，意思是鲜卑人的土地。“锡伯”是“鲜卑”的转音，由Simbei转成Sibe或Sibo。鲜卑人的后代叫锡伯人，所以后来才叫锡伯利亚，即——西伯利亚。鲜卑语被考证接近蒙古语，与蒙古人同源。鲜卑早期信仰萨满教，受匈奴文化影响留辫发，衣服是左开襟，汉人服装是右开襟。我们熟悉的花木兰的故事就是鲜卑人的故事，后来被隋国人记录成为文字。鲜卑和南匈奴原本就是一个民族，所以的文化非常类似，相互可以直接用语言交流。
公元376年，前秦消灭拓跋鲜卑建立的代国，将代王拓跋什翼犍及其子孙迁往长安。淝水战后，慕容垂趁苻坚失败在河北复兴慕容后燕政权时，令什翼犍孙拓跋珪返回塞北活动，以扩大自己的势力，拓跋珪祖母为慕容垂姐妹。六年的时间拓跋珪在后燕军队的协助下成功复国。羽翼丰满的拓跋珪开始摆脱后燕，打败慕容宝坑杀后燕鲜卑同族数万人，慕容垂病死后在公元397年左右吞并后燕入主中原，两年后改称魏国，同年正式称帝。
关陇地区局势多变，羌族后秦政权灭亡，后凉、西凉、北凉、西秦、夏等政权相互攻击。公元424年八月，太武帝拓跋焘陆续消灭其他北方政权，继苻坚之后，再一次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匈奴刘渊建汉以后北方长达136年的战争状态。
拓跋鲜卑的北魏政权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游牧行国的特征。北魏前期政治重心长期游离于阴山及其以北草原地区。拓跋焘虽以武力实现了中国北方的局部统一，但并没有致力建立一种整齐划一的政治经济制度来稳定北魏在北方的统治。北方统一后，拓跋焘仍每年一半以上时间都是在阴山以北的行宫中度过的，留守平城的官员也常到那儿去朝觐。
拓跋焘孙文成帝拓跋珪虽开始将江南的刘宋政权视为北魏的主要对手，但他及他的儿子献文帝拓跋弘都沿袭祖宗旧例，每年夏天率大众前往阴山地区。北魏虽定都平城，但数代皇帝、皇后及一些勋臣贵戚死后，都远葬于阴山南麓拓跋鲜卑祖先发迹之地云中。从拓跋焘开始，为了保障首都平城，北魏便在阴山南北设置镇戍机构，影响北魏后期政治的所谓“六镇”即源于此。掌权的冯太后在平城北边修建她死后安葬的陵墓，孝文帝也在其旁边预建自己的坟茔，云中金陵因此被抛弃。北魏政权终于摆脱了阴山南北地区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政治重心因之完全移到平城，并向中原转移。
北魏统一北方后，随着征战的结束，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日趋尖锐。鲜卑贵族的权势很大甚至皇权的觊觎。迫使拓跋珪定下制度，将立继承人时，将被立者的母亲处死，以防止其所属部落借以控制朝政，这就是所谓“子贵母死”之制。拓跋焘即位后，由于实行了一系列有损于鲜卑贵族利益的改革，拓跋焘及后来文成帝拓跋珪死后，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冲突。
拓跋鲜卑进入中原时，河北世家大族与少数族政权的关系经过百余年的适应，已渐趋融洽，与慕容鲜卑的前、后燕政权尤其如此，因而他们视受汉文化影响较小，在他们看来拓跋鲜卑是侵略者。拓跋珪进攻后燕时，世家大族或积极抵抗，或消极逃亡，留居原籍者也大都不愿和北魏政权合作，以固守乡里为要务，视到平城任职为畏途。拓跋珪曾经下令将原后燕地方长官及豪族2000多家迁往平城，以稳固北魏在河北地区的统治，却激起强烈的武装反抗。北魏政权从拓跋珪开始兴办太学，招募士族为官，缓解了北魏政权与中原汉民族之间的对立关系，并使拓跋鲜卑族众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北魏政权开始认识到要稳定地统治北方，就必须和社会影响巨大的世家大族合作。也为后来鲜卑的汉化打下了基础。
北魏政权在稳定后马上开始集权，沿用汉魏政权通行的办法，抑制豪强兼并，发展小农经济。遍布关陇地区的镇戍基本上被州郡取代，十六国以来各少数族在汉化过程中逐渐定居农耕的成果也由此被肯定下来，北魏政权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日趋缓和。拓跋鲜卑的主体部分逐渐从游牧射猎经济中摆脱出来，与汉族一样定居农耕。
受汉文化熏陶成长起来的孝文帝开始更大规模的汉化改革。孝文帝认识到鲜卑人族居的平城使他难以在汉化改革的道路上迈出更大的步伐，公元493年迁都洛阳。孝文帝迁都后的改革，旨在消除拓跋鲜卑和北魏政权的民族特征。
首先是制定姓族。源出游牧民族的拓跋鲜卑本无姓氏、籍贯，唯以部落名称相互辨识，而北方汉族世家大族自十六国少数族政权统治以来，始终以姓族、地望相标榜，两者间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使他们难以迅速结合在一起。
同年，又下令依据鲜卑贵族祖先在原拓跋鲜卑部落联盟中的地位及北魏政权创立以后的仕宦情况制定姓族，分别门第，高者为姓，低者为族。
唐长孺先生解释：一方面是在阶级分化完成的基础上完成拓跋鲜卑的封建化；另一方面则是使门阀化了的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合流，以便消除矛盾，加强合作。对于汉族士族和非士族豪强，又是和鲜卑贵族一起在新形势下，制定新的标准，重新编制门阀序列。
新的门阀序列制定后，孝文帝再次强调鲜卑贵族只能与汉族士族高门通婚。太和二十年，孝文帝又宣布将鲜卑多音节的部落名号改为汉语单姓，拓跋氏改姓元氏，取万物之首之义。通过设籍贯，定姓族高下，改鲜卑部落名号为汉语单姓，鲜卑贵族逐渐士族化，与汉族世家大族融为一体。
其次禁绝鲜卑服饰和鲜卑语言。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颁行按汉族服饰制定的衣帽式样，令鲜卑人按样缝制，放弃本民族服饰，并亲制督促，制止违令的情况发生。次年六月，禁止百官尤其是年纪在30岁以下的官员在朝廷中讲鲜卑语，“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北语”即鲜卑语，“正音”即洛阳地区汉族所讲语言。通过这两项改革，鲜卑人和汉人逐渐趋于一致。
通过孝文帝改革，北魏政权从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上完全转变为汉族传统形式的政权，拓跋鲜卑的主体部分也迅速和汉族融为一体，孝文帝本人及北魏政权都由此受到汉族士人的衷心拥戴，十六国以北方民族融合进程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过，孝文帝虽以强制的方式让迁居洛阳的鲜卑人完全接受了汉文化，平城及其以北即所谓六镇地区的鲜卑族人却仍处于缓慢汉化的过程中。孝文帝推行的士族门阀制度不仅使迁居洛阳的鲜卑武士对鲜卑贵族与汉族世家大族合流而出现的门阀士族深怀怨愤，而且增强了因丧失昔日政治地位的北镇武人及北方酋庶对洛阳政权的离心力。文化认同是民族形成和分容的基础，洛阳贵族与平城贵族之间文化对立，鲜卑人内部就已经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