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灭亡要追叙到汉武帝时为专制设立尚书台，以宦官为秘书，政皆决于内朝，开了宦官干政的恶例，外朝的官员只有执行尚书台的命令，等于剥夺了满朝文武议政的权利。正因专制，武帝独断专行，已无人可以制约规劝，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没完没了的战争除了满足武帝好大喜功外，一无是处，更将文景二朝的盈余损耗殆尽。为弥补国库亏空，五均六输，盐铁专卖，国营垄断，加重赋税，将汉初以来积极的经济自由度，轻徭薄赋一扫而空。为避免官府盘剥，农户弃牛耕，人力犁田。经济发展大幅度倒退。
汉武帝临终前才下《罪己诏》，全面否定自己以前的政策，但为时已晚。他留给后人的是一个因征西域人口减半，歉手无粮赈灾，汉朝首次流民起义暴动、国库空虚、民不聊生的烂摊子。元、成帝时，权力被尚书台任中书令的宦官控制。为对抗宦官势力，皇帝又引入外戚。宦官外戚轮流执政，互相对抗的局面形成，已经没皇帝，丞相，官吏什么事了。最后外戚王莽战胜宦官，而这一切的因由都是汉武帝加强皇权开始的。
外戚是皇帝依靠的主要力量。景帝时的窦婴，武帝时的田蚡、卫青、霍去病，昭帝时的上官桀、霍光，宣帝时的史高，元帝时的许嘉，都是这样，到了成帝即位，他的妈妈王政君，就是终结了西汉的王莽的亲姑姑。皇帝能力强的时候，外戚是一种助力；皇帝能力弱的时候，外戚就威胁皇帝的统治。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就在高祖死后专权。汉朝的皇帝对于这些外戚也毫不含糊，吕后死后，皇帝立即发动功臣集团诛杀吕后全族。被霍光选为皇帝的汉宣帝，在霍光死后立即处死了霍光全族。到了西汉末年皇帝们要不就是无能，要不是年幼，没有了能力来和外戚对抗，西汉也就走到头了。
武帝耗尽了文、景以来府库的积蓄，加重了农民的困苦。贫困破产的农民，多沦为豪强地主的佃客、佣工。从汉武帝开始，西汉愈来愈严重的土地兼并让人民走上流亡之路，全国暴动风起云涌。汉宣帝时豪强的发展和农民的流亡，都已难于遏止。胶东、渤海等地，农民进行暴动，早已发展到攻打官府、抢夺囚徒、搜索朝市、劫掠列侯的程度，连宣帝自己也承认当时民多贫困，“盗贼”不止。西汉末年阶级矛盾的尖锐化的元帝时，农民由于受乡部胥吏无端勒索，尽管由政府赐给土地，也不得不贱卖从商，实在穷困已极，就只有起为“盗贼”。元帝为了怀柔关东豪强，消除他们对西汉王朝的“动摇之心”，甚至把汉初以来迁徙关东豪强充实关中陵寝地区的制度也放弃了。成帝时，西汉王朝走上了崩溃的道路。成帝大兴徭役，加重赋敛。假民公田的事不再见于记载。
外戚王氏逐步控制了西汉政权，帝舅王凤、王商、王音、王根等兄弟四人和王凤弟王曼之子王莽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王氏封侯者前后共达九人之多，朝廷中重要官吏和许多刺史郡守，都出于王氏门下。外戚贪贿掠夺最为惊人。红阳侯王立在南郡占垦草田至几百顷之多，连贫民开辟的熟田也在占夺之列。王立把这些土地高价卖给国家，得到的报偿超过时价一万万钱。外戚在元帝时势力还不很大，资产千万者不多；他们后来家财成亿，膏田满野，宅第拟于帝王，都是在成、哀的短期内暴敛的结果。其他的官僚也依恃权势，大占良田。平帝时，王莽复任大司马，屡次捐钱献地，收揽民心。在政治上，他一方面排除异己；另一方面，他又极力树立党羽，笼络儒生，让他们支持自己夺取政权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上书颂扬王莽功德者，以及献祥瑞、呈符命者，络绎于途。这些人都力图证明汉祚已尽，王莽当为天子。
公元8年，西汉最后一位皇帝刘婴退位禅让，王莽称帝，国号新。因为是和平夺权，所以虽然更换了皇帝，但西汉社会矛留下的所有社会问题依然存在。对此王莽的办法措施就是集权，重走汉武帝的老路。在经济上进行剧烈的土地变更、频繁的货币变更、细密而又严厉的工商管理制度；在政治上，进行官制、爵制、行政区划等等的变更。
王莽的土地改革就是恢复井田制，实行土地国有化；按照《周礼》记载的井田模式，把全国的土地重新平均分配——人均不得超过一百亩。这纯粹是经师们的空想，如果按照人均一百亩的标准平均分配土地，全国的土地根本不够分配。更何况土地的私有和买卖，是当时蓬勃发展的小农经济的基础，取消土地私有，禁止土地买卖，显然是倒行逆施，得不到任何社会阶层，包括农民的支持。
王莽还按照《周礼》，企图实行西周的“官商”政策，由专职官员代表国家对工商业和物价进行控制，主要的经济部门与物资由国家专营、专卖。结果是官商的弊端显露无遗，把社会经济搞得一团糟。王莽不得不在垮台前一年宣布废除这项制度。
王莽理论根据就是一部儒家经典《周礼》。儒家自己说《周礼》一书是周朝制度的汇编，是周公亲自编定的作品，但是其中充斥了战国时代儒家的政治理想，实际上是战国时代的作品。
王莽并这个靠关系耍手段上台的野心家并没有能力治理好国家。而且王莽从刘汉王朝手中接过来的本来就是一个危机四伏、不可救治的烂摊子。专制制度造成的社会危机，本不是统治阶级内部可以解决的问题。王莽的上台注定了新朝最终会自取灭亡。
进入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后，封国已经消失是不可能引起战争了，但君主专制和官僚腐败让社会矛盾更激烈了，所以一旦人民忍无可忍就会自发的集结向政府讨回公道。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混乱中王莽为商人杜吴所杀，新朝灭亡。距离新朝建立仅仅十五年的时间。
西方古罗马2000多年，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也有1000多年，文艺复兴后欧洲各国虽然常有战争，但国家主体相对也是不变的。而反观中国进入帝国后，专制和腐败造成了激烈的社会矛盾，因为解决不了只能不断的改朝换代。中国人自己还得出结论，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差距只能说明中国人的世界太小了，眼界实在太短浅了。
在1882年，埃及名义上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则由英国管治，英国的考古学家开始有系统地探索该国。到了1896年，两位来自牛津大学皇后学院的年轻研究员－－伯纳德．格非和亚瑟．亨特开始在遗址挖掘。在气候和机遇的独特配合下，俄克喜林库斯留下无与伦比的丰富古文物。有数以万计的纸莎草纸从俄克喜林库斯出土。其中就有最古老和完整的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图表。
早在公元前3000年前，古埃及人首先发明了纸莎草纸，汉武帝时接触到了西域文化，带回来了用碎布等为原料的马桥纸，东汉蔡伦纸是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的改进。埃及的纸莎草纸的工艺是植物纤维，蔡伦以树皮、麻头、破布等为原料造纸，这些材料本质上也是植物纤维，和纸莎草纸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种用纸莎草纸写成的书籍，虽历经数千年，仍然清晰如新，纸质决不比我们中国的纸差，而且纸莎草纸也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容易断裂。
纸莎草纸是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亚述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所广泛使用的书写材料，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用古埃及文、古希腊文、古罗马文和阿拉伯文等书写的纸莎草纸文献，数以十万张计之多，纸莎草纸文献上记载了大量的古代法律、宗教铭文、天文地理、文学，数学知识等珍贵历史资料。
西方使用的现代造纸术没有可靠的证据能够证明是从中国传入的，阿拉伯的造纸术是公元751年怛罗斯之战后从中国俘虏那里学会的，虽然欧洲一直都从阿拉伯人那里进口中国式的纸，但是出于商业上的垄断需要，阿拉伯人显然不可能将造纸的方法透露给西方人，实际上西方人也是到了十二世纪才开始自己独立造纸，在这之前，显然有一个长达几百年的摸索研究的过程。
欧洲的造纸术跟中国的造纸术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用的抄纸工具不是竹帘，而是用木头和铜丝等作成的“抄网”，这与中国人单人掌帘或者双人抬帘是不同的，他们在纸浆中不加纤维悬浮剂，所以欧洲的纸张比较厚实和光滑，主要为了适应鹅毛笔和染料墨水书写的结果。英国采用机器代替手工抄纸，以木材为原料的机制纸也得到了迅速发展，造纸工艺早就不是传统的那种石灰沤竹的土造纸法了，产生了巨大的变革。
现带用的木浆纸是德国人弗类德里希．格特罗普．凯勒发明。弗类德里希．格特罗普．凯勒在1843年将木材磨成纸浆，并用它作出了纸张。木材纸浆的发明结束了用碎布和麻类植物造纸的时代。中国今天使用的倒是西方的机造木材纸工艺。中国现在所用的新闻铜版纸仍然要靠从国外进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