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的这天，一大早五点动身，直奔阳城的杨柏。路过一片桑树林，采摘了一些桑葚，于中午时分来到镇上，在杨柏小饭店用过了酸菜河捞，进农家旅馆小憩片刻后，继续向杨柏大峡谷出发。
炎夏的正午，最是熏热难当的时分。走过秋川河，见一条乡村公路向山上延伸而去，我突发奇想，提议沿着这条路随意走走。
于是，车子顺着这条乡村公路向大山深处驶去。一路杳无人迹，山中安静得有些瘆人，只有喜鹊倏忽在眼前飞掠而过。眼前景象越来越诡异，高耸的群峰黑压压地扑面而来，酝酿出一种令人不安的神秘气氛。路两边的峭壁上，长满了密匝匝的森森灌木和不知名的乔木，山风掠过，翻卷起树上的叶片，露出了浅色的叶背，现出一片片白花花的颜色，在正午的阳光下，十分晃眼。约莫走了五六公里，远远看见了一个村落，有点紧张的心情才放松下来，心想终于看到人家了，却不知从哪里跑出来两条大狗，一黄一黑，站在道边对着我们凶悍地狂吠起来，令人毛骨怵然。
路边的村子，不知叫什么名字，清一色的石板房，全部没有了屋顶，沦为一座座的废墟，只有一个院子里放着一辆三轮车，说明这家还有人居住。两只大狗很凶，我没敢下车，继续向上驶去。走到山沟的尽头，眼前出现了另一个玲珑小巧的村落。一位中年农民正在路边做活。我问他：“老乡，上面还有路吗？”农民回答说：“没有了，到头了。”他告诉我们到上面可以调头。
半村路的尽头，车在村边一块平整的水泥地面上停了下来，抬眼看着这座山村，一片超乎想象的颓败让我惊诧起来。
这座小村依山而建，所有的房子全部用了赭红色的石板垒砌而成，一家家随山势层层迢递着向上延伸，高下相间，参差错落，疏密有致，铺排出一种浑然天成的唯美格局。然而，和下面看到的那个村子一样，已然成为一堆废墟，这堆废墟静静地伫立在崚嶒的山峰下，和夏日郁郁葱葱的山色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一只小花狗站在石板路上，身子淹没在了荒草中，露出个猴样的脑袋友善地看着我们，意味着村子里还有人住。
沿石板路拾阶而上，但见一个挨一个的废墟间布满了荆棘荒草。挨门挨户走访一个个破落的院子，有的人家门上还上着锁，说明了主人的不舍。其中一户房子看上去比较完好，木质结构的上下两层，四合院，门口倒卧着两个不大的门当，表明主人曾经很富有。隔窗向里看去，除了地上扔着些散乱的编织袋，四壁空空，什么都没有了。自来水滴落在水缸里发出隐约的叮咚声。
有一个小小院落还比较规整，地面用高低不平的石板铺出，房门框上贴有鲜红的对联，墙头垛着些整齐的劈柴，丈夫说，这个院子可能还有人住。我站在院子里一边拍照片，一边等待着主人的出现。须臾，屋子后面闪出一位荷锄的老人，老人穿着一件化纤质地的蓝秋衣，披着一件的确良的军绿色外套，腰间吊着一根红布裤带，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遮阳帽，身材瘦削矮小，黝黑的脸上布满了皱褶，深深塌陷的脸颊，一口稀疏的牙齿，看见我们，坐下来下开始拉呱。
老人今年七十三岁了，名叫田德生，无妻无子，一个人生活。田德生除了有些耳聋，身体还十分硬朗，也恨健谈，说，这个村子原先有二百多口人。如今只剩下四口了，还都是些五保户，单身汉，残疾人，其余的都搬走了。
我问他一个老问题，说：“这么好的居住环境，人们为什么要搬走？”
老人说：“娃家要念书，没学校了，人要看病，没卫生所了，什么都没了，撤并了，不走不行啊，不走，小孩家没书念，要当文盲。”
这个问题我问过许多村庄的许多人，回答基本相同。根据老人的叙说，得知这个村子叫半村，建成于光绪年间，祖上从洪洞逃荒过来，他听爷爷辈的人说，那时遭了大年馑，饿死许多人，到处人吃人，当年的杨柏乡就是一个吃人的地方，经常抓住过往的行人杀了吃。为了活命，全家迁到这里来，他家和一家姓郭的最早过来的，除了田姓和郭姓，还有姓曹的，姓魏的，他家是弟兄仨一起过来的。老人指一指不远处的废墟说：“那是老大家的房子，我这房子的背后是老二家的。和我们一起来的有一家郭姓，就住在上面那座小四合院里，后来又陆续来了姓曹的，姓魏的，都在这里住了十几辈子了，可到了现在不能住了，都走了，说个不能住就不能住了……不遭光景、不动刀兵是没有人肯来这地方住了。”
老人说到这里深深叹了一口气，神情有些怆然，眼神游离，声音也低沉了下去。老人说的“遭光景”是指颗粒无收的灾荒年。有一首陕北民歌叫《卖娃娃》，唱的就是民国灾荒年里老百姓被迫卖掉自家孩子的不得已：“民国那十九年整，遭了一个大的年成。高粱面刷糊糊，三天就喝两顿。可怜实可怜，可怜我没有钱，买了二斗秕荞面，没推下二斤面。逃荒也不行，守家更不成，想前想后无法办，骨肉分离下决心。大的七八岁，二的五六岁，撂下那个怀抱抱，谁要就卖给谁。”这个民族对于历史上饿殍遍野、赤地千里的记忆尚未完全失去。五六十岁的人大都还记得野菜、树皮、观音土。
我问他：“人们都走了，那你为什么不搬走？”
老人说：“人家走就走哇，我不走，人家说不能住，可我觉得这里能住着哩，这里好，种什么长什么。我自己种着四亩地，打下的粮食足够吃了。山里有的是药材，什么药材也有，每年卖点药材也够我零花了。我老了，老骨头就埋在这里吧。”
我问：“搬走就搬走吧，为什么要把房子拆了呢？”
老人说：“搬走的人到新地方要盖房子，要用檩条用大梁，就拆了。”
我又问：“他们都搬到哪里去了？”
老人说：“去哪里的都有，有去下芹的，有去八甲口的，都四分五散了。”
说着话，刚才路边见到的那位中年农民上来了。我们的到来给这个沉寂的小村带来了一丝热闹，中年农民姓郭，蓬头垢面，脚上着一双破旧的布鞋，端着一只裂了璺的大碗，碗的外面印有红色的囍字，碗里是黄橙橙的玉米圪糁稠饭，饭上面码着些萝卜菜，边走边吃。
中年农民姓郭，忘记问他叫什么名字了，看上去四十岁左右，不知何故没娶媳妇，和年迈的母亲相依为命。进了田德生家的院子，倚着墙根蹲了下来，接过话题说：“唉！都走了，留下的不是孤寡老人，就是五保户，还有残废的。”
从他们口中得知，这个村的村长是最后一个搬走的，所有的党员都走了，剩下四口人都是普通村民。
老人说起了当年的便工队、土改，说起了抗日战争，说起当年分田地，斗地主，划出三六九等的成分，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田德生家是贫农，上面姓郭的那家是富农。这些事他记得清清楚楚。
半村原来有小学，有老师，有卫生所，后来都撤了，为了孩子不失学，只好都走了。田德生说：“其实人们都不想走，没人想走，可是不走没办法，娃家要念书。”
提起小时候的事情，老人的情绪有点亢奋起来，说：“抗战时我记得，日本人来了，大人把我藏到山上，安顿我说：‘悄悄嗯，不敢说话。’这些事我都记得哩。日本人走了没几年，开始‘土改’了，喊的口号是打倒地主老财恶霸。那个时候，党员身份不公开，暗号标记是胳膊上挽着条毛巾，积极分子们头上裹着毛巾，脑袋后面挽个疙瘩。杨柏村有个国民党地主恶霸，让他站在板凳上交代，人家站在上面说：‘父老乡亲兄弟姊妹们’，一句话没说完，让积极分子抬起腿来一脚就把凳子蹬倒了，说：‘甚时候了你还和我们套近乎，谁是你的兄弟姐妹？’说罢用三棱木头几下就把他尦（niao）翻了，最后把他拽到镰杀地（玉米茬子地）里，脚上拴了条绳子，拽起来就拉。狗日的有钱，吃得胖。一木头下去，膘肉翻开，白嫩嫩的，一拨人打罢，又换一拨，最后让人们给活活打死了。”老人提起往事，越说越激动，一边说一边用手比画着。也许是憋闷得久了，话匣子打开合不上，从抗日到土改再到人民公社，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滔滔不绝。
说着话，那位郭农民的妈妈也上来了，老妈妈比田德生大一岁，今年七十四了，看上去身子骨很硬朗，身材高大，梳着齐耳的剪发头，白发苍苍，人有些微胖，却十分精神，看得出年轻时一定是个俊俏的女人。老妈妈一叠声地问我们：“吃饭了没有，要不要再吃点？”
老妈妈告诉我们说，他们居住的这条沟叫木木沟，原来这里的木头好，一道沟里都是一抱粗的大树，杨树、槭树都有。“后来砍光了，一棵都没有了，现在成了没木沟了。”
田德生的院子下面，有个神龛，神龛里供奉着“红猴仙”，原先有一尊泥塑，“文革”时期被红卫兵给砸了，如今的石雕像是后来新塑的。为什么供奉红猴仙，有什么掌故，老人们已说不上来了，只知道这个神龛从民国14年就有了。
我说：“政府这些年搞三通，村村通公路、通水、通电，可是这水电都通了，路也修好好了，人却都走光了。”
老人说：“不通路人们还走不了呢，路一通，走起来才方便了。说个走，来辆车，东西一拉，哗地都走了。前后分了三批，第一批是在1995年，第二批在2004年，最后一批前两年走的，到现在走光了。”
这几句话说得我大笑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