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马的朋友，早年在县城里的一所中学当职员。那年鸿运来了，调入县政府办公室搞出纳，掌管钱的运行之事，报点药费、车费、打条借钱的什什事，手下如流，满面春风。一人运起，全家走红。那年遇上名额不多的招代教指标，小马的爱人轻而易举的登上代教的宝座。这对一般人来说确实是难于上青天，爱得多少人口水如泉。小马的爱人一任代教不久，很快由家乡本村小学调入县城附近的一所小学任教。小马的爱人因打扮入时，初来走在街上，有几份派头，人们都异样，这是哪个长官的太太。
人在走红时，好事接踵而来。小马随着老婆代教不久，官运也来了。从县政府办公室调升为县食品公司副经理。官位虽不怎显着，但在当时的困难时期，食品公司算得上一个走红的单位。当时谁要是和小马拉上关系，要买点肉什么的吃食品，是小菜一碟。随着小马的升迁，儿子也不久被招为食品站的职工，女子也在食品公司招待所上了班。小马虽说是食品公司的一个副经理，但要比县政府的科长还牛气，因为当时的住房紧张，要有一套公房住真不容易，而小马却住上了两间宽敞的二层楼房。
随着统购统销的一路走低，让当时红盛一时的食品公司一落千丈。不要说其它收入有多少，就连发工资也有困难。小马看到自己所在的单位前景欠佳，又调入县水利施工机械建队，搞采购。
花开两朵另表明，说罢小马，再说我的另一位朋友小李。小李原是西安仪表厂工人。文化革命中成了他们厂的造反派头头，在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呼喊声中，进入西北大学，当了工宣队头头。呼风唤雨，一时红盛于西安各大专院校、省教育厅。文化革命后期调入我县教育局待分。先是搞绥德剧院修建的采购，剧院建成后调入县一中任学生灶管理员，当时我也在一中教学。小李为人厚道，办事门路四通。不久被调入县物资局，专搞物资局的采购工作。
那年县水利机械施工队要去西安采购机械设备，小马约小李一同去西安采购。因小马家有事，让小李先行一步。小李在西安等了小马一个星期还不见来，只好坐车回程。不幸在返回途中行车在延安出了事故，小李踏上了九泉之路，当时的人们都说，在正常的情况下，小马与小李是同路人。但小马有福气，而小李有霉气，遇上了车祸。
当小李走了三年之后，小马也因病住了二康医院，没多时间也步小李的后尘，做了鬼的朋友。
小马走后不久，他唯一的儿子也因酒后回家掉下崖命归西天。小马的孙子，是个特别聪明过人的孩子，在绥师附小上二年级和笔者的孙女在一个班。这个孩子是班上的班长，学习成绩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在级上也是挂帅人物。在他父亲走后的第三个年头得了白血病，不久也随父亲去了。小马的孙子去世的那天，我的孙女放学回来嚎啕大哭，说她们的班长死了，一个九岁的孩子。她们全班学生都哭了，学校的老师也哭了，整个学校一片哭声。听了孙女的诉说，我这个不轻易流泪的人也哭了，我老婆哭得更厉害。那天早上，我们一家人没吃饭，倒在沉痛的泪河里。
从小马当年的红盛一时，到后来的一路下滑。小马死后，不久唯一的儿子走了；相继九岁的孙子病死了；连那个打扮入时的小马老婆，也得了脑血栓，几年后也离开了人世。小马的家庭悲剧，是世界上最惨痛的悲剧。幸是小马先走未遇，要是小马后走来遇，小马一定会急得要死，愁得要命。上帝呀！你不该坐视不管，无论怎样，该给小马九岁的孙儿留一步活路吧！那是一个谁见谁亲的孩子，在人生的路上才刚刚起步哇！
小李走后不久，他的大儿子考上了西安美院，如今大儿子是重庆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媳妇也是大学教授；他的二儿子也有了工作，还娶了一个满意的媳妇；两个女儿都找上了称心如意的好女婿，过上了富裕有余的好日子。那天，我在街上碰见了小李的老婆，她对我说：“你的朋友没福，早早就走了。我现在满好，儿好女好。我每月二千多元工资，想吃啥随便。”我说：“只要你们都好，我的朋友九泉有知，也会笑堆满脸。”
人生的这步棋，谁好谁坏，永远是个变数。运气、福气、霉气，在人生的旅途上变化莫测。人活在世上不求飞黄腾达，但求一路平安。平淡是福，平安是福。
名字被叫是一种幸福
信手提笔写下“霍兆荣”三个字，忽然感觉到既很陌生，又很熟悉。我的名字伴我而行，我走到哪里名字就会跟在哪里，但在我的记忆里，似乎很长时间没有人叫这个名字了。我不禁得意，终于摆脱了名字被叫来唤去的日子。
在单位里和邻居中，大都唤我“老霍”，时间长了，“老霍”成了我真正的名字，“霍兆荣”的真真切切的大名，进入退休的日子，和我分道扬镳了。
回到家里，儿子理所应当的叫我“爸爸”。老婆呢，刚结婚那阵子还偶尔唤我的名字。谁知道越过情感越深，从此在她口里再没有唤过我的名字，总是一口一个老公。叫得我不知天高地厚，哄得我百呼百应，围着她跑前跑后，她的话对我是“一句顶一万句”。我既乐为她买菜购物。也喜欢帮她洗衣做饭。只要我稍有不顺她的意见，她马上会笑着说：谁叫你是我的老公呢！在她面前，我甚至怀疑我的名字就叫“老公”了。
去年秋同学聚会，毕业后三十年了，因为生活的匆忙，因为距离的遥远，很多同学都似乎互相忘了。但是相聚后，一个个模糊的名字，忽然变得清晰起来。一个个三十多年未曾谋面的同学看到我，都惊呼得叫着：“你是——霍兆荣，班里的笔杆子。”那一刻，我高兴得头像膨胀了一般，心如飞起来一样，激动不已。一股突如其来的快感，顿时流遍全身，心里像有一块糖在熔化。聚会的那几天，我的名字被重复地叫来叫去。当然，我也愉快而亲热地呼唤着每一个既熟悉又有点陌生人的名字。我感到，在名字呼唤的碰撞中，友谊被压缩成一杯杯香醇的酒，一曲曲甜蜜的歌，一串串咯咯的笑声。
名字被叫是一种幸福，但是哪个大名之前的乳名被叫，更是一种难得的幸福。自我有了大名“霍兆荣”之后，那个充满童年色彩的乳名“兵虎”，逐渐离我而远去。只有每当我回到老家的时候，才会被村里的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唤起。乳名叫得最亲切的还是我的双亲。
听着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一声又一声唤我“兵虎”乳名的时候，童年的往事会一幕幕再现在我的眼前；听着满脸道道犁沟的父亲唤我的乳名“兵虎”的时候，忆起当年自己爬在父亲脖子上睡了，尿撒了父亲一身，父亲除没生气还哈哈的笑着说，水漫金山寺。欣喜得我笑脸如花，激动得我满脸泪淌。
名字能被人亲切地叫来叫去，那是一种幸福。
一个人的尊严、人格，首先由他的名字所凝聚。记住一个人的姓名很容易，只是我们不屑于记住或不愿记住。原因很简单，在这个充满功利的时代，人们习惯于眼睛向上，脑袋向上。向上望，人们才有了能分到一杯功利的美，沾到一点权势的光，靠到一点精英的边。似乎我们或多或少与“上边”与“精英”有关了，我们自身才有了被他人“高看一眼”的砝码和分量。
我想说的是，一个人能否记住那些微尘一样默默在我们身后或者不远处低头、弯腰、屈膝忙碌的身影，被我们忽略了人的名字，是一把丈量活在这个世上众生人格高度的卷尺，也是测量这个时代世态炎凉的温度计。
能记住别人的名字，是一种对他人的信任；别人能够叫出你的名字是一种自豪。你叫别人的名字，是一种亲切；别人叫你的名字，是一种温馨。
名字被叫是一种幸福。
走运与倒霉
吾辈小民，过着平淡的日子，天天忙着吃、喝、拉、撒、睡；操持着柴、米、油、盐、酱、醋。有时难免走点小运，还是自己积极争取来的一利，忘乎所以，高兴之余，来二两太白酒，飘飘然一阵子了事。但有时难免倒点小霉，“闭门家中坐，气从霉中来”，倒霉以后，也不过闷闷不乐几天，看见老婆孩子满不顺眼，不由自主地发些脾气，转眼就云消雾散了。
但是，对于那些大人物和大款们就不一样了。对于他们来说，身系一方天下安危。他们得志时，如打了一个大胜仗，或者倒卖房地产、炒股，发了一笔大财，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自以为地上天下唯我独尊。怎二两太白酒了得，不是宴席连连，就是大戏场场，乐得惊天动地；然而，一旦失败，倒霉到家，有的会泣不成声，不是跳黄河，就是落高楼“而今安在哉！”。也有的会一头扎倒，再无“出头之日”。
倒霉也得福。
中国历代诗人、文学家、革命家，有不少发了倒霉之财，是因倒霉而起家。司马迁沾了倒霉的光，写出了名扬千古的《史记》；孔子厄陈蔡，作出惊世之作《春秋》；屈原放逐悲哀，却留下《离骚》让人万代歌颂；韩非囚秦，写出了《说难》、《孤愤》的不朽之作；《唐诗三百首》，太抵贤圣因受压而发愤之所作也。汉以后所有的文学家，都是倒霉之后，才写出的震古烁今的杰作。像韩愈、苏轼、李清照等一批人，莫不皆然。
走运与倒霉，表面看起来是对立的。世人无不想走运，谁愿倒霉呢？其实，二者相互依存，互为结果。说穿了，简直是一而二，二而一了。2000多年前的孔圣人，早有言在先：“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
知道了“福”就是走运，“祸”就是倒霉，福中有祸，祸中含福。它能够让我们头脑清醒，理解福祸的辩证关系：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在福与祸面前，心态始终要保持平衡，情绪始终要保持稳定，会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笑看花开花落，静心赏世味，含笑看人生。
生命的起点在哪里？
对于生命起点在哪里，答案不一，争论不大，然而，却观点分明。一说，人生命的起点在子宫里，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也是客观的，谁也不可否认。
但是人生命的起点在哪里？不要说人在子宫里，就是在幼儿时期像动物一样活着，关于生命是什么他都不知道。假如人只活了十个月，那么他既不会知道自己的生命，也不会知道任何别人的生命。因此，这样的人都是没有实质意义的生命人。
人的生命只是伴随着理性意识的出现而开始的。正是这种理性意识，向人们揭示自己生命的现在和过去，同时也揭示了别的个体生命。而由于这些个体之间的关系而必然发生了一切。例如痛苦，是对个人幸福的否定；死亡是他的生命终止。
人的希望就像给我们身外看得见的存在物下定义那样，用时间给自己的生命下定义，然而，同肉体诞生的时间不相一致的生命却突然在他身上苏醒了，但是人又不愿相信这个不能用时间来下定义的东西可能是生命。尽管人无数次地想找到那个时间上的起点，以便确认自己的理性生命起始之界，结果却从来没有找到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