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3至4日，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其会议主题为“汉学与当今世界”。大会主办者为国家汉办（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中国人民大学，其核心议题包括：汉学的振兴，汉学如何适应中国之世界角色的变化，以及如何扩大与深化中国在国际汉学中的参与。
首届世界汉学大会以“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为主题，于2007年春季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该届大会关注的中心是汉学在各文明之和谐关系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这一主题延续到了2009年秋天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汉学与跨文化交流”，其基调是探寻中国与西方这两种文化传统间的共通性。
第三届大会讨论了中国研究的过去与现状之间的联系，并探索汉学在未来的发展之路。大会主办者强调了传统汉学与今日的“中国学”研究之间的承续关系，并希望推进中国学界与海外中国学界之间的沟通。会议认为，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道路”成了一个新的重要议题，而汉学也应该顺应这些趋势。
大会提出了建立“新汉学”和“大汉学”的构想。“新汉学”需要进一步地顺应时变，加强对话能力和责任意识。“大汉学”则须走出传统汉学研究的界限，探讨新的议题。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在大会开幕式发言中强调，汉学要为“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理解作出更多贡献。他还指出，汉学是加深中国与世界文化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的重要渠道。
此次会议依据大会惯例，在开幕式主席台左右各垂一联字幅，其上分别写有来自中国经籍和希腊经典的箴言：《周易》中的“与时偕行”与柏拉图所言“因势而通”。这两句话互为补益，象征着人类共同的精神求索。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的发言着重阐释了这两句箴言。他指出，把握“时”与“势”，历来是一个重要议题，而且在当今具有尤为重大的意义。汉学需要融通古今，“察古”而立于今，“视往”以知来者，即《管子》所谓的“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作了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他强调指出，人类正在经历一场空前的危机并开始了一次新的“觉醒”，我们需要在这一全球化的语境中对汉学的发展进行审视。许嘉璐认为，人们开始意识到，金钱和技术至上的思想使人类迷失了自我，因而，必须对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阐释。为此，人们必须重视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中，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观，道家以“道”为中心的宇宙观，以及佛教“缘起性空”的本体观都旨在号召人们以敬畏、感恩的心态遵从自然和社会规律。类似的理念也存在于其他传统中，只是人们已经忘却了它们。在这种现实情况之下，我们的时代需要去重新品味古初圣贤的智慧。
在“回归源头”的大旨之下，许嘉璐提出，汉学应该面向当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关于当今中国的现实情况，他谈到了当下诸多问题的解决之道，以及汉学所应担负的职责，特别是青年人对于继承中国传统知识的责任。世界需要汉学，中国文化的稳定与统一性可以为人类提供丰富的经验，有助于人类构建新的伦理。与此同时，为了臻达新的高峰，为中国和世界贡献丰富的智慧，汉学同样也需要世界。
许嘉璐呼吁扩大与世界汉学界的交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的政策：他期望中国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能够长时间地在外国住下去，也期望外国学者在中国住下来。这些交换有助于在把握异质文化和理解对方思维特点的基础上展开文明对话。与此同时，应该深化中外合作，为中国和全世界而推进对汉学人才的培养，合作开展重要问题研究，合作举办教学研究机构。同时，还须更多地向外国民众介绍中国文化，祛除那一层产生于误解的“神秘”光环。
对于汉学在当今世界的天职，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纪宝成在发言中亦有阐述。他指出，科学至上的思想、对市场和消费的崇拜都对人类的历史命运形成了挑战。中国近二三十年来同样存在崇尚技术，蔑视道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讨论的就不仅仅是不同文明的开放互动、相互借鉴、共存共荣，更是要讨论它们的目的。对汉学问题的研讨应该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为解决全人类共同难题所作的努力之一部分。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谈到了美籍日本学者埃德温·雷绍尔（Edwin Reschauer）1974年发表于《外交事务》杂志的一篇颇具开创意义的论文。日本“经济奇迹”常被归结为国家西方化的结果，而这篇论文质疑了这种解释。文章指出，日本的成就可归功于传统的文化实践—团队精神，努力工作，节俭，精英意识，互助和选贤举能。然而这些价值理念不仅仅属于日本，而属于整个“汉文化世界”。因此，雷绍尔得以预言未来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并且，他还颇有先见之明地提到，中国如果能够摆脱计划经济的桎梏，也会变得繁荣富强。
杜维明以中国“龙”的形象为例来说明儒家文明的特点。他强调说，他永远不会将“龙”这个词译为“dragon”。这位学者指出，“龙”是儒家整体学说的象征，因为它将人们所熟悉的诸多动物原型的特征融为一体。儒家学说以此类形象凸显出和谐的特性，这一学说具有包容性，尊重多样性，并可以做到兼容并蓄。龙象征着中国传统中对人文主义的全面而整体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是以核心概念“仁”为基础的。
学界耆宿汤一介在对杜维明的报告进行点评时，强调了包容性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他因而呼吁，要重视将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人类文化进行融会贯通。他举例说，儒学与印度文化的交流产生了宋明理学，并以此强调中国文化的创造性。他认为，中国当前正在吸收西方文化，因此将创造一个创造性潜力得以发挥的新时代。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的报告题为“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当代中国涵义”。他描述了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这两种相对立的世界观与思想方式，并指出，要达到特殊主义，需要战胜对“普遍最高存在”的迷信。在报告人看来，毛泽东和邓小平在现当代中国思想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特殊主义的最好体现。中国充满自信地向全世界昭示，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不是唯一的。各国人民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具体情势的自主实践，谁也不能从外部为其作出选择。因此，普遍主义有可能成为自身文化传统的对立面。报告人指出：毛泽东不仅仅坚决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革命普遍主义，也同样拒绝了中国传统的儒家世界观及其伦理上的普遍主义。
时殷弘发言的最后部分涉及了当代中国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就其政府的形态而言，其特征是：前瞻、镇定、耐心和高度尊重中国特性。然而，其非政府的形态的特征是：对外部世界简单粗鲁的态度，还有常见的对本国政府“软弱政策”的指责。报告者强调，如何合理地引导公众和舆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英国政论家、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教授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呼吁，要“通过理解中国而理解世界”。从前，西方思维是理解世界的前提，中国曾经只能接受这一切，服从现实情况地专注于学习西方，顺应西方世界。现在，中国的底气愈发充足，世界走向了“中国中心时代”，即使那些接受西方普适经验的人很难接受这一点。西方难以想象自己不再是世界的中心，没有准备好去迎接这个新时代，仍然试图以自己的思维理解中国。然而，21世纪的任务正是以中国的观念理解中国。这种范式更替的深刻之处在于，几个世纪前被边缘化的多种文明重新获得了全球话语权。
马丁·雅克指出，美国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Wilmot Pye）将中国描述为“伪装成民族国家的一种文明”。在马丁·雅克看来，民族国家是解放了的国家被迫穿在自己身上的后殖民主义“紧身衣”。目前，中国变为全球强国的现实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秩序，因此，中国为其他国家做出了榜样，并推进了对身份问题的重新思考。尽管中国和美国一样具有普遍性意识，但中国没有向全世界扩张其自身力量的强烈愿望。中国的全球化实力有别于西方列强，它并非基于政治，而是基于经济和文化。中国与对文明发展的维护密不可分，因此，要知道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有别于西方思维。
张隆溪教授（香港城市大学）的发言主题关系到海外汉学与中国学术。他批评了西方研究者对中国本土研究的忽视。在张隆溪看来，这与传教士们认为中国人不可接受基督教义的观点或有关联。另外的原因在于，20世纪下半叶的诸多事件让西方研究者认为中国所有学术研究都受制于政府，都仅仅是政治宣传。然而，当今的中国学术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从事中国文化和历史研究的海外学者不应忽视这一事实。
用张隆溪的话说，心理和认识论方面的偏见也阻碍着两种学术传统之间的交流。他将这种偏见称为西方“社会科学的傲慢”。根据这种观点，只有西方的理论才是正宗的，而东方的学术传统只不过是一种异域情调而已。这种观点是西方长期统治的结果，然而西方的思想和观念已经普遍地渗透于其他各国。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角度来说，汉学研究与中国本土学者的工作是毫不相干的。张隆溪指出，有西方研究者提出要从历史内部进行体验，并且“变成中国人”，但这一方法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个体的有限经验无论如何也涵盖不了整个历史进程，于是，这种视角并不能保证更好地进行理解。同时，认为中国人由于可以从内部进行体验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问题，与认为外国人可以站在外部以批判性的思考和更为完善的研究方法理解问题一样，都是不正确的。张隆溪呼吁将中国和外国的学术力量联合起来，整合对中国的“内生”与“外缘”研究。
大会还举办了分组会议：“‘新汉学’的趋势与展望”，“中国道路与世界经济秩序”，“文化差异与国际政治走向”，“传统伦理与人类未来”，“中国典籍的翻译及其当代意义”。与此同时，还设立了“孔子学院与世界多元文化交流”和“中外文学获奖者论坛”两个专题论坛。
许多报告论及了俄罗斯汉学。李明滨（北京大学）谈到了李福清（Б。Л。Рифтин）发现的两种中国抄本：在列宁格勒发现的《石头记》和在莫斯科列宁图书馆发现的《姑妄言》。张冰（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发言阐述了李福清在20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汉学传统发展中的特点。方维规（北京师范大学）介绍了欧洲汉学史上首批中国文学史，他注意到王西里（ВасилийПавловичВасильев）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与德国研究者肖特（Wilhelm Schott）更早的著作（1854）具有相似之处。
阎国栋（南开大学）探讨的是18世纪俄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歆慕中国的风尚从西方传向俄国，但是与西方不同，俄罗斯的作家们没有将溢美之词指向清朝。在俄罗斯作家笔下，邻国文化传统得到理想化的呈现，但他们对乾隆皇帝的政策充满戒心。俄罗斯的理想化中国形象源自西方，而其现实的中国观来自东方，是在与中国进行直接的政治经济交往过程中产生的。
卢金（А。В。Лукин，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概述了17世纪至今的俄罗斯汉学研究历史。吉安德（А。Д。Дикарев，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报告了对俄罗斯“中国社会与现状”学术会议（1970—2012）的论文材料进行定量分析所得到的成果。罗曼诺夫（А。В。Ломанов，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强调指出，增强中国潜在的“软实力”和建设“文化强国”的新口号都表明，要充分理解现代中国，必须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孔子新汉学计划’与汉学的未来”专场会议成了此次大会的一个亮点。会议宣布了一项大范围支持国外汉学研究的计划。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女士在主旨发言中介绍了“孔子新汉学计划”。她提到，自2007年以来，世界各地已建立了398所孔子学院，526个孔子课堂，注册学员（学习超过3个月）已逾50万人。目前，在孔子学院的工作中，融入国外的当地大学，提高学生的素养（这种素养不仅仅在于规范的汉语与文化基础知识的习得），已经成为具有发展前景的工作方向。许琳希望，在孔子学院的学生中将来能有1%的人获得汉学专业方面的知识素养。
中国希望邀请外籍学生来华学习，以中外合作的方式培养青年汉学家，借此促进国际汉学水平的提高，培养新一代研究者。“孔子新汉学计划”应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许琳表示：这一计划旨在呼吁“凝聚各国汉学家的力量”，“为各国汉学研究提供服务与支持”，壮大汉学家队伍，扩大汉学的影响力，促进文化之间的交互影响。
“孔子新汉学计划”包括六个具体项目。其中，前两个项目的内容是在华培养外籍博士生。根据这两个项目，外国学生可以来华学习1至2年，通过论文答辩后由外国大学授予学位；亦可以完全修读中国大学的博士生课程并获得中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同时，申请者都需要通过汉语水平考试，而且年龄一般要在40岁以下。另外，还有两个项目旨在增进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理解中国”项目将资助外籍教师、研究人员和博士后人员来华作为期2周至10个月的访学，“青年领袖”项目旨在吸引外国大学高年级本科生和硕士生，以及外国政界、商界、学界等各界优秀青年来华考察和访学，以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体验中国文化和现代中国社会，来华时间为2周至6个月。
“孔子新汉学计划”的最后两个项目是为促进国外的汉学学术活动而设立的。一个项目的内容是资助举办有关中国研究的国际会议，而且，会议的地点既可在中国，也可在外国，但重要的是，会议的内容必须是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学研究。另一个是对国外汉学家的出版资助项目，旨在帮助他们出版学术著作和专业学术期刊。
许琳指出，此项计划是以西方的相关项目为参照的，比如富布莱特计划、艾森豪威尔项目、英国使馆项目等，其筹备工作已有两年。它以“孔子”来命名，是为了“便于记忆”。中国已经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比如，为了保证博士生培养项目的顺利开展，他们建立了由14所重点高校所组成的联盟，提出了100个研究课题，还拟定了一份指导外籍学生的博士生导师名单，共计800名中国教授。
会议讨论期间，海外学者对此项计划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并进行了回应。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姚新中教授表示，他希望这项计划能够帮助扩大文学和哲学领域的汉学家队伍；如今，这样的学者在英国明显少于过去，部分原因在于，太多人才流入了实用型研究领域。他强调说，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哲学，就不可能在中国经济和国内外政治方面取得重大成果。还有讨论者指出，在该计划的实施过程中，研究成果的质量最应予以重视，要避免因为太过功利而对学术研究本身造成损害。
（张冰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