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月初，我们如约来到国家计委袁宝华办公室。
这位在国家经济部门从事国民经济的组织与领导工作40多年的资深长者，历任东北工业部秘书长和计划处处长、重工业部钢铁局副局长和基本建设局局长、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家物资总局局长、物资管理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经委主任、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职，现任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会长。
由于长期在工业经济部门工作，袁宝华同志对工业企业的过去、现在和发展方向都了然于胸，看问题也非常深入透彻。在交谈中我们还发现，袁宝华同志对化工部和我国的化学工业怀有很深的感情，他提到了彭涛、高扬、张珍、伊文、康世恩、孙敬文、梁膺庸、徐今强、吴亮平、贾庆礼、秦仲达、顾秀莲等历届化工部领导的名字，对化工部抓学吉化给予了充分肯定。那种关切化学工业发展的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化工企业要有规模，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
记者：首先，请您谈谈对化学工业的印象。
袁宝华：我跟化工部门的接触比较多。与其他关心我国化学工业的同志一样，我也一直关注着化学工业的发展。化学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之一。化学工业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比较快的发展。
旧中国时代，民族工业家含辛茹苦、艰苦创业，使我国的化学工业有了一个基础，但这是一个十分薄弱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化学工业的发展比较快，特别是“一五”时期，我国对化学工业做了总体的规划和布局，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现在，有许多化工基地是在“一五”时期打下的基础上建成的。这些化工基地，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新发展起来的化工基地，多数我都去参观过。
记者：化工行业有一面旗帜，是吉林化学工业公司。
袁宝华：吉化公司在初建时期，我在重工业部担任基本建设局局长，因此对吉化还是比较熟悉的。当时和后来我都去过。
与我国经济发展情形一样，化学工业真正发展快的时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党的十二大又总结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在这方面，化工部抓了学吉化，做的是对的。
我认为，真正像样的化工企业是那些国有企业，这跟轻工行业不同。化工企业非常讲究经济规模，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我们的化工基地，几乎都是由国家投资建设的，大都是国有企业。那么，对国有企业来说，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就有一个如何增强活力的问题。化工企业也是如此。
企业改革的过程，也是逐渐接近问题实质的过程
记者：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是一个老问题，说了10多年了，可为什么收效不大？
袁宝华：这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改革开放15年来，我国为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做过多种探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在一步步地深化。
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提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
1979年4月，根据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国家经委提出了“扩权十条”，并于当年7月由国务院发布实施。当时的企业改革以放权让利为主，四川省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随后，这种做法很快为广大企业所接受。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与此同时，在工业企业中进行政企分开和厂长负责制的试点。
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并规定是年8月1日正式实施。但是8月30日，国务院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加强了调控手段和调控力度。这原本是为了抑制经济过热，集中一部分下放给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果有不少部门和地方却收了企业的权。所以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是生不逢时啊。加上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了政治风波，不少人一度对实行厂长负责制产生了怀疑。
1990年初，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召开年会，江泽民、李鹏等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告诉广大企业界要放心，中央的政策不变，企业自主权不收，给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
1991年，中央工作会议再次提出搞活大中型企业的问题。1992年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重点落实企业的14项自主权，这是企业改革的一个大的举措，比以前的改革措施更加深入一步。但是一年多以来，《条例》贯彻得不很理想。“公司热”、“翻牌公司”以及“拉郎配”式地组建企业集团等，对企业改革造成了一定冲击。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目标后，中央曾组织调查组就有关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其中有一个调查组专门调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关问题，调查组通过深入研究形成了一个调查报告。在此基础上，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
改革开放15年来的实践证明，仅靠放权让利、改变国家和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是搞活不了企业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们对改革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为在本世纪末初步完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有许多工作要做，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其中根本的环节。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改革的方向
记者：目前我国大中型企业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什么？搞活大中型企业为什么这样难？
袁宝华：多年来，我国国有企业一直没有摆脱政府附属物的地位，存在着“责任大，权利小，婆婆多，负担重”等等诸多问题。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骨干，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起重要作用。国有大中型企业搞不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成为一句空话。目前，国有企业亏损面还在扩大。这里有企业内部的问题，但是，配套改革措施没有跟上也是重要原因。
我过去曾讲过，大中型企业的负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历史包袱。许多五六十年代建设起来的老企业，设备老化了，国有资产净值已所剩无几。二是社会包袱。特别是“企业办社会”，还有离退休职工的生老病死，职工的医药费开支等等，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来。三是债务包袱。企业的生产发展了，可是流动资金多少年都没有增加。基本建设“拨改贷”后，要付给银行利息，新建企业还不了贷款。还有乱摊派，乱集资等。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是背着包袱去赛跑，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
记者：请问，搞活大中型企业究竟有没有一种比较好的办法？
袁宝华：企业由政府的附属物转变为企业法人，在税收政策等方面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处于平等地位，这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以前的改革，由于没有触及产权制度，企业改革很难再深入下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产权制度改革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所以，提出了公司化的问题，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法人组织。企业只有拥有法人财产权，才算有了法人地位，才能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记者：请您谈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前景如何。
袁宝华：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改革方向的选择上，如果是单一投资主体的，可改组为独资公司；多个投资主体的，可组织成有限责任公司；有条件的可以搞股份有限公司。总的来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可能会使我们10多年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愿望得以实现。当然，实际工作中还会遇到一些困难，但前景是美好的。我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寄予厚望。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能一哄而起
记者：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应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袁宝华：一是要落实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和即将出台的《国有资产监管条例》，这两个《条例》和以前颁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二是要深化企业内部改革，特别是三项制度改革，把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引入到企业中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三是企业内部要落实好三句话：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实行厂长负责制和充分依靠工人阶级。对“核心”和“中心”的问题，应根据实际情况慎重处理，不能搞乱了企业。四是做好清产核资工作，搞清家底。不论是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都要按规范化公司的要求，对资产实行保值和增值。五是配套改革要跟上，这是很重要的一条。不能让企业改革孤军深入，陷入困境。配套改革重在解决企业的外部环境，诸如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投资体制、外贸体制，还有计划体制，等等，建立健全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国家对国民经济运行的监督。
记者：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来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应从何处入手？怎样做好起步工作？
袁宝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能一哄而起，不能刮风。不是争到“帽子”、换块“牌子”，企业就能“活”起来。
第一，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有关篇章，深刻领会，弄懂弄通。有句话说得好：“不懂得赛场规则就不要上场”，否则，有可能把自己都给赔进去。
第二，要对过去的工作进行认真总结，汲取经验教训。全国搞股份制的公司已有3000个，需要很好地总结它们的经验，用以指导其他企业的工作。不能熊瞎子掰苞米，抓一个，丢一个。对好的经验，比如吉化公司以人为本抓管理的经验要总结推广。对不规范化的公司，特别是“翻牌公司”、“拉郎配集团”要予以整顿，使其限期达到整顿目标。
第三，认真选点，做好试点工作。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选点时不能都选择条件好的，要选择能代表不同情况和特点的企业。试点企业选定后，要建立责任制，不能放任不管，不搞形式主义，要真正去抓它，一定抓出实实在在的名堂。
第四，积累经验，创造条件，逐步推广。通过试点，不断改进工作，同时在理论的概括上提高一步，为进一步推广创造条件。
第五，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还必须提高企业职工的整体素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加强职工队伍建设，造就企业家队伍。从长远看，没有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和职工队伍，企业就搞不好，现代企业制度也难以真正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