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确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处处呈现一片勃勃生机。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建立？政府职能的转变有何进展？企业在深化改革中处境如何？最近，本刊记者专就这些问题访问了经济界老前辈、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会长袁宝华先生。
袁老年逾古稀仍在为经济改革日夜操劳。摆在袁老办公室的各种刊物有160余种，其中袁老自己每天必看的就有几十种报纸。不仅如此，袁老每月要参加一次厂长（经理）座谈会，并经常到工厂企业转一转、看一看，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因此，袁老对企业的了解不仅深入，而且非常及时。最近报刊上反映强迫命令组建集团和行政机关翻牌成立公司的情况，就是袁老在2月初召开的一次厂长（经理）座谈会上提出来的。
建立市场机制 防止走入误区
当记者谈到“翻牌公司”这个问题时，袁老马上表示，这是经贸办的负责同志先提出来的。在今年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经贸办负责同志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组建集团成立公司要采取自愿的原则。可是，一些行政单位在安置富余人员组建经济实体的时候走入误区。
政府精简机构是好事情。富余人员应向第三产业发展，而不要搞“翻牌公司”和“拉郎配集团”。已经成立的公司要进行整顿，经过整顿应当真正成为自愿互利联合起来的公司集团。取消实体的法人地位是开玩笑的事情。行政单位翻个牌子，摇身一变成为实体，是完全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
袁老说，企业最怕这个。过去，企业由专业局主管，无非是个“婆婆”，只要应付好“婆婆”就行了。“翻牌公司”就厉害多了，既是“婆婆”又是老板。不光是揩油，而是要拿刀子割肉了，甚至法人资格也要收走。这就不禁让人想起人民公社化的时候，一大二公，一平二调，政企合一，劫富济贫。结果必然会形成官商垄断，造成市场分割。
谈到这里，袁老深有感触地说，多少年来要解放生产力，要向企业放权，增强企业活力。如果这种苗头不及时刹住，所有这些成果，就有可能一夜之间一风吹掉。这样干不是改革，而是改革的大倒退。说这些话可能要得罪一些人，但是企业界普遍认为，情况确实如此。袁老认为，必须大声疾呼，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既要报喜 也要报忧
记者进入袁老办公室时，即发现桌上摆着一本刚刚出版的1993年第1期《经济导刊》。袁老谈话中不时提到这一期中刊登的内容。关于1992年“中信国际经济论坛”的报道，袁老说，从外国专家的发言来看，对中国形势普遍看好。他们估计中国1992年的增长速度是10%，实际是12%，比他们的估计还要快一些。这是可喜的事。但是，当世界舆论对我们的成就刮目相看的时候，在一片赞扬声中，如何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是非常重要的。这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江泽民总书记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八个字是统一的。还是毛主席讲过的那句话，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总结1992年不平凡的成就，应该说是“喜中有忧”。要从喜中看到忧，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扎扎实实地继续前进。
“过热”是政府行为造成的
袁老认为，1992年的喜中藏着五个值得忧虑的方面。
第一，一些不该热的地方，热得烫手。开发区热，股票热，房地产热，实际已经不止“三热”，也有人说是“五热”。热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经济环境，特别是造成全国性的资金紧张。
国家已经把收购农副产品的资金拨下去了，可是地方银行仍然给农民打白条子。从这一点看，就是把资金搞乱了。打白条子的病根在于把资金搞乱了。搞不好会引起整个经济过热。
日本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日本就是炒房地产炒过了头，结果炒出个泡沫经济。泡沫一破裂，股票市场下跌一半。到现在还没恢复到2万点，也就是1.7万～1.8万点。
过热都是政府行为造成的。企业要考虑效益，至少要考虑眼前能不能过得去。政府往往不考虑这些。一下子搞了1951个开发区，这都是有账可查的，也有人讲是8000个。乡里搞，镇里也在搞。一个县已不止一两个，占了大片的土地，强迫企业搬到开发区去。恶化了经济环境是最为不利的事情。
政府转变职能说得多做得少
第二，政府职能的转变，说得多做得少。
1992年年底，袁老在深圳召开过一次企业座谈会，到会的都是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深圳是特区，国家给了特殊政策。深圳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在内应该有充分的活力、充分的自主权。最没想到的是，到会的厂长（经理）叫苦连天。原因无非是政府对他们管得太死。有的主管部门干预企业的活动，甚至搞行业不正之风，伸手向企业要好处。深圳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企业自主权远未落实
第三，《企业法》和《条例》远远没有落实。改革十几年来，企业状况有很大变化，企业也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和后劲。可是，责任大、权力小、婆婆多、负担重的格局基本没有改变。《条例》明文规定了企业的自主权，企业有了这些自主权应该是满意了，可以大胆进入市场了。但是《条例》规定的自主权并没有兑现。
企业的自主权不落实，自然谈不上活力。企业缺乏活力，说到底就是缺乏竞争力。我们要大声疾呼，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不仅仅是企业，也不仅仅是企业的主管部门，所有的党政领导干部都应该给予高度关注。对于搞好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我们都应当有危机感和紧迫感。再这样下去，大中型国有企业就没有出路！
像大连的“两机”风波，社会舆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体制问题。拥有很大优势的大连机床厂为什么没有能力与小企业进行竞争？原因无非是小企业放开手脚，大企业是捆绑着手脚的。对此，鲁冠球曾讲过一段话。他说，大企业像一头狮子，浑身是劲；乡镇企业像只猴子，又瘦又小。大企业竞争不过乡镇企业，原因在于它的机制。狮子是被捆绑住手脚的，猴子活蹦乱跳。现在的情况基本仍是这样。虽说舆论都在为大中型国有企业放开手脚大声呼吁，可是有些主管部门仍然充耳不闻。
第四，管理滑坡。管理滑坡意味着经济效益继续下降，至少是短时间之内还上不来。
引起管理滑坡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不适当地宣传第二职业。科技人员搞第二职业是可以的。在企业里提倡第二职业必然会引起管理涣散。另一方面是过热引起的。1992年，生产资料供不应求，“萝卜快了不洗泥”，追求数量不顾质量的旧病又犯了。过去搞承包时，企业以包代管，给企业造成一定亏损。现在则是重速度，重数量，轻管理，轻质量。
第五是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打击犯罪活动、“扫黄”和反腐败斗争都进行了，都有成效。可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问题层出不穷。
两满意和三不满意
最近，袁老家乡的一位农民来京看望袁老。这位农民介绍了当前农村中的满意和不满意。他说，农民满意的有两条：第一条是富了，第二条是活了，想干什么就可以做点什么。这两条虽然满意，但也有不满足。不满意的有三条：第一条是负担过重。最近大量民工南下，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负担过重。农民丢下田地外出谋生，是不容易下这个决心的。第二个不满意就是社会治安不好。干部不抓教育，小青年拿把刀子上车就抢劫财物。事后打击很有必要，但更要事先进行教育。第三个不满意是干部作风不好。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必然会影响党和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袁老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如从东北工业部算起也有40多年历史。解放初期，袁老去苏联10个月，参加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项目的谈判。“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由于周总理出面说话，袁老很快就恢复了工作。在“文革”期间，一直抓生产调度工作。打倒“四人帮”以后，根据中央领导的意见，袁老首先率团到英国、法国考察访问，以后又率团访问美国、日本、联邦德国、瑞士以及奥地利等工业发达国家。袁老说，通过这几次考察访问，确有很多感触。过去几十年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也有了一定的实力。可是，我们的整个经济状况仍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
在国家经委和国家计委工作期间，袁老直接抓了企业的恢复性整顿和建设性整顿，这十几年当中和企业接触较多。担任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以来，袁老和企业的直接接触就更频繁了，对厂长（经理）们的喜怒哀乐，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企业家反映，愿意听袁老的讲话，袁老确实是一位称职的“会长”。在这次采访中，袁老就介绍了国有企业的五大包袱。
企业负担过重必须引起各界重视
第一个是历史包袱。好多大企业都已投产30年左右。设备陈旧，效率低下，竞争力自然也差。而且人浮于事，长期以来形成的平均主义一时不易打破。
第二个是社会包袱。正像《经济导刊》最近举办的企业家座谈会上所反映的情况那样，一个两三千人的企业，离退休人员就有1600个。乡镇企业就没有这个包袱，人员是流动的，由社会办养老保险。
第三个是债务包袱。企业建新项目靠“拨改贷”。搞个像样的项目，还款不知要到哪一年。而且过去的投资体制，只管工程投资，不管流动资金。财政部门和投资部门都不管，企业只好向银行贷款。银行的利息又高，企业苦不堪言。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结果是给银行打工。企业陷入债务的圈子，一时拔不出来。鞍钢能够翻身，无非是免了25亿债务。
第四个是价格改革过程中增加成本支出的包袱。价格改革势在必行。企业主管部门就讲了，价改的好处不能都留在企业，要收回一部分。可是，价改增加企业负担的这一部分，却没人管。主管部门很轻松地讲一句话：“企业消化。”企业消化谈何容易？以冶金行业为例，1992年已经出台的和1993年即将出台的价改措施，钢铁企业要自行消化的负担达90亿之多。
价改的负担，企业应当挖掘潜力，消化一部分。可是，国家也要照顾一部分。这就是说，这边的价格放开，那边也应当一定程度地放开才行。都压在企业身上，最后必然会把企业压垮。
第五个是赋税重、摊派多的包袱。国有企业的所得税是55%，这是全世界都没有的。55%从何而来？据说是倒算过来的。需要从企业里拿多少，就算出了个55%。这对企业确实是过重的负担。
全国政协委员到江苏去视察，就发现企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常州的金狮集团1992年上交利税6000万元，企业留利100万元，成何比例？根据过去做过的调查，企业留利一般占税前的5%到7%的样子。常州金狮集团的留利又是百分之几？大约只有1.6%，实在可怜。还有什么能力进行技术改造和增强后劲。老实讲，连简单再生产也难维持。现实情况如此，但企业不愿意反映，反映了得罪人。也不敢打官司，打官司可以赢，但像打麻将一样，一把赢，把把输，以后会吃不消。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如何进入市场？进入市场以后，又如何进行竞争？袁老一贯主张要反映企业的意见，说到“一贯”，袁老讲了一段历史。在国家经委工作时，有人就“批评”过袁老替企业说话。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细胞有了问题就会影响到肌体的健康。日本专家曾说过，中国政府对企业是父爱主义。父爱主义不能使企业充满活力，无法在竞争中锻炼成长。父爱主义来自政府对企业的家长制管理，企业没有起码的自主权。企业遇到困难，只有依靠政府行使父爱主义来挽救它。
改革需要真抓实干
今后的问题还要取决于观念的转变，仍如邓小平同志所讲的：解放思想，换脑筋。办法就是真抓实干。首先要认真贯彻《条例》，把《条例》上规定的自主权不折不扣地放给企业，而不是放给企业的主管部门，也不是放给“翻牌公司”和“拉郎配集团”。
第二，转变政府职能不能再耽误了。时间就是金钱，速度就是生命。社会主义能不能站得住脚，关键就在于社会主义经济能不能加速发展。
第三，立法要跟上。目前存在很多违反经济规律的事，违反常识的做法，要想进行纠正，还没有法律规定。
第四，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是要强化宏观调控。不该热的地方热了，而且热得烫手，为什么呢？追根溯源就在于政府宏观调控弱化。上边不让做的事情，下边政府偏要那样做。本来资金已经很紧张，下边银行照样给没有效益的单位进行贷款。银行里的呆账，现在该有多少！
政府应当花大力气建立和培育企业进行平等竞争的场所，就是市场。所以，经济运行机制还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第五，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仍然是企业向前发展不可缺少的两个轮子。要下决心减轻企业的负担，使企业能够有技术改造和开发新产品的能力。同时，要加强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推进企业管理的现代化。
最近，日本朋友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了一条很好的意见。他说，市场经济不仅仅是无情的竞争，也不仅仅是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而且还要强调职业道德，也要有道德标准，这往往是法律照顾不到的。企业只有建立信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所有企业和所有的人都应具有社会责任感。真正把社会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采访结束时，袁老挥笔写下“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实事求是，不拘一格”16个字，勉励《经济导刊》编辑部全体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