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没想到采访袁宝华同志如此不易。从开始安排日程到完成采访，竟过了半个多月，已经退居二线的袁老还是如此繁忙。这位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在解放区就从事经济工作，建国以来先后担任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物资部门领导工作的老同志，旺盛的革命精神和工作热情始终不减。退居二线后，他每天的工作安排不是参加中顾委会议，为国民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献计献策，就是组织、参加他任会长的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的各项活动，为改革中开拓建业、艰苦奋进的企业家们奔走呼吁。
作为国务院物资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他尤其关心物资体制改革，近两年发表了《我国物资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重温刘少奇同志有关物资工作指示的体会》、《改革物资管理体制，发展生产资料市场》等重要文章，对我国的物资体制改革进行了理论探索。
由于时间有限，采访直截了当地开始了。话题范围从40年物资工作的成就、经验和教训一直到物资体制改革。
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紧密相连，物资体制的发展、变化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6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文革”时期为第二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为第三阶段。
谈到第一阶段的物资工作，袁老深情地回顾了刘少奇同志关心物资工作、亲自指导物资体制改革的情况。
1959年，少奇同志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现实，着手对如何加强和改进物资工作进行研究、探索，提出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也应有计划地组织流通，物资部是管理和经营生产资料的商业部的重要理论，对生产资料流通理论实现了第一次解放。从1960年开始，少奇同志亲自领导对当时我国根据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按产品经济组织生产资料流通的体制进行改革，实现了我国物资体制改革的第一个重要突破，生产资料流通和管理开始出现新局面。说到这里，袁老眼睛里放出光彩，历数了60年代初期物资工作取得的成绩。
“那么，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物资工作的情况如何？”
提到这段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留下伤痕的历史，袁老把手一挥，像是想赶走一段不愉快的记忆：“‘文化大革命’把一切秩序全部打乱了，生产受到极大破坏，国民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因此，第二阶段的物资工作条件非常困难，基本是抱残守缺，被动应付，难以有所作为。”
对第三阶段的物资工作和物资体制改革，袁老作了充分估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国民经济混乱、停滞局面，邓小平同志设计、领导的我国全面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为新的物资体制改革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更有利的改革环境，使物资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向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路上迈进。”
望着袁老历尽沧桑却仍炯炯有神的双眼，记者问：“您经历了物资体制在第一、第三阶段上的两次重要改革，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今年已73岁的袁老积几十年的经验和体会，深有感触地说：“物资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坚持这一条，才能保证物资体制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采访结束时，袁老又强调指出：近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对经济领域影响不小，物资部门也存在着贪污受贿、倒买倒卖、违法经营等不正之风。要借助三年治理整顿，特别是借助这次平息北京政治风波后的清查，清理干部思想、队伍的有利时机，认真整顿物资队伍，为进一步深入进行的物资体制改革打下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