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实证主义在科学哲学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涂尔干过世之后，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社会科学也一致占据优势地位，只有韦伯所开创的社会学传统能够与之一较低下。
对实证主义的批评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反对自然科学的霸主地位及社会科学自身的革命。这涉及自康德主义者到韦伯和现代阐释学革命（第二章的主题），以及自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再到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革命。二是实证主义自身的发展动摇了实证主义的根基，如奎因的批判、科学和技术研究（ＳＴＳ）和科学知识社会学（ＳＳＫ）的复兴，包括研究视角向科学哲学的转变。因为实证主义不仅仅受到来自社会科学的批判，它还受到来自现代自然科学观念的更为有力的批判。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很多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所运用的方法正是现代自然科学家所已经摒弃了的方法。在实证主义从内部开始的崩溃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早期发展就是迪昂-奎因有关证据不足以证明科学理论的论点。奎因建立了有关真理的家族相似理论，并指出了归纳的不确定性。这一理论动摇了古典实证主义的基础——归纳法。
波普尔的科学理论可以看做是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尤其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但是，他也并没有完全摈弃实证主义。在某些方面，波普尔还是认同实证主义的。波普尔在其《科学发现的逻辑》（１９３４）一书中列出了其所提倡的批判理性主义方法的规则。这本革命性的科学哲学着作的主旨是要以证伪主义来取代证明主义。证伪主义有时也被称为假设-演绎方法。波普尔认为科学的逻辑并不是培根式的归纳程序：从数据观察到理论构造或是假设。波普尔认为，无论通过多少次实验，科学都不能证明任何事情，因为无论理论多少次被证明，还是存在被否定的可能性。波普尔（１９５９）对证明的否定可以从其所举着名的例子中得到启发：“无论我们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都不足以证明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与证明相反，波普尔提出了证伪主义原则，或说是“试错”理论。与归纳相反，科学通过证伪原有理论而不断演绎、发展的。波普尔认为科学程序是从一般（如科学假设）到特殊，而非从特殊到一般。
库恩对于后经验主义科学观的重要性在于他认为科学的进步既不依赖于归纳也不依赖于演绎，而在于范式上的革新：观察并不导向理论。库恩的出发点不是事实而是科学结构（Ｔｒｉｇｇ，１９８５）。证据的堆砌和证伪都不能诠释科学的运作，因为他们都未能考虑到科学革命这一角色。科学革命包含了一些非科学元素，如文化价值的入侵，这会使得一些科学家对某些反常视而不见，而另一些人则不会。通过在科学逻辑中引入“视角的革命性转变”，并承认历史和社会环境的重要性，库恩破除了实证主义在寻求完美知识的自信，并质疑知识积累引致科学进步这一所发。在库恩眼中，科学范式的正误无从考证，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判断的基础：作为认知体系的科学最终是由科学制度形构的。
不过，库恩并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他相信科学的进步。库恩最终还是属于实证主义阵营，因为他反对批判的、理性的共识的可行性（Ｂｅｒｎａｔｅｉｎ，１９７９）。库恩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他发现了科学结构下的“科学共同体”。库恩赋予了科学经验研究新的活力，将其从空洞的方法论转向建立在科学方法基础上的科学研究。
三、诠释学取向
诠释学取向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１８６４-１９２０），以及德国哲学家狄尔泰（ＷｉｌｈｅｍＤｉｌｔｈｅｙ）。在狄尔泰的巨着中《人性科学导论》一书中，他主张有两种在基本形态上不同的科学：自然科学（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和人性科学（Ｇｅｉｓｔ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前者是植基于抽象诠释，后者则是扎根对于生活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人们之生活经验同理心的理解，或称为“体悟”
（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韦伯主张社会科学必须研究有意义的社会行动或是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他信奉同理的理解，并觉得我们必须认识塑造一个人内在感受以及决定其特定行动方式的个人推理和动机。
诠释学（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是一门起源于１９世纪的意义理论。这个术语出自希腊神话中一位叫做Ｈｅｒｍｅｓ的神，他的主要工作是把神的旨意传达给人类。
它“在字面上的意思是使模糊变清楚”（Ｂｌａｉｋｉｅ，１９９３）。诠释学大量运用于人性科学（哲学、艺术史、宗教学科、语言学和文学批评），它强调对文本（包括对话、书写文字和图书）详细地阅读和诠释。
诠释学有几种不同的变化：建构主义、俗民方法论、认知取向、观念主义、现象学、主观主义以及质性社会学。有一种诠释学取向和符号互动主义与１９２０到１９３０年代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紧密联合，它常被称为质性的研究方法。
诠释学取向的研究者常常使用参与式的观察和实地研究，这些技术需要研究者花很多时间与他们的研究对象接触。相对于实证主义者的工具取向，诠释学取向采用的是务实的取向，他们关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生活事件、人们如何与别人互动和相处等等。
诠释学方法具有如下主要倾向：
（１）诠释：诠释学，意味着理解，它强调诠释而非解说和描述。诠释不能够被还原为纯粹的观察。科学家必须理解以把握更深层次的现实。
（２）反科学主义：诠释学方法的支持者们强烈认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应该从自然科学中分离出来——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科学主题上。
（３）价值中立：虽然诠释学是从实证主义中分离出来的一大分支，但是诠释学方法却被认为是价值中立的，并从根本上具有相对主义的意涵。
（４）人文主义：诠释学方法的支持者们通常都假定人类社会是统一的，这才使得理解是可能的。因此，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时期都有其不同的价值。在此，有一条有关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信念——世界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
（５）语言建构论：绝大多数的诠释学方法都强调语言作为基本的社会结构的重要性。社会被看成是借助语言和意义而建构起来的。
（６）主体间性：诠释学方法不同于实证主义，还因为它认为科学及其对象之间存在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诠释学有关科学的概念不是被动的，而是包含了文化建构的元素，并认为能够达成自我理解或是对世界的认识。
诠释学方法代表着现代性意识中的沟通取向，这与实证主义的工具逻辑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诠释学思想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支无疑是德国古典哲学或新康德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康德的批判唯心主义的先验哲学试图沟通唯心论和理性主义。在其伟大的着作《纯粹理性批判》（１７８１）中，康德哲学的基本观点就是：经验知识——作为指向外在客观现实的知识——假定现实具有一种能够被认识的结构，但是这种外在机构是由我们思维中的内在形式决定的，因为我们对现实存在的感觉并不是被动的。为了不至于对休谟的经验主义表现出太多的退让，康德试图跟理性主义保持一定的亲密关系。康德认为，尽管我们对现实的感知是被我们思维中的先验形式所形构，但它仍然是“综合的”。这意味着它能够告诉我们有关客观现实的一些知识，但它所给予我们的都只是假定：客观现实是存在的，但是哲学只能够告诉我们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和看来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是说，知识必须严格限定在现象领域，或者意识领域。康德的主体性哲学深深影响了诠释学。
诠释学取向与实证主义方法论有根本的不同。第一，他们主张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有明显的不同，表现在研究对象和目的等方面，特别重视理解方法。第二，重视社会行动及其意义的研究，重视价值问题，倡导特定的分析视角。第三，以个体主义方法论为特征。从韦伯到许茨，他们都是唯名论者，关注对行为个体的研究。第四，倡导定性研究方法，而不是定量研究方法，如实地研究法、人类学的“深描（ｔｈｉｃｋ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法等。
四、批判理论取向
批判理论是指以１９２３年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的“社会研究所”为核心的一批研究马克思学说和现代工业社会的学者形成的理论流派，又称“法兰克福学派（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ｃｈｏｏｌ）”。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ＭａｘＨｏｒｋｈｅｉｍｅｒ）、阿多诺（ＴｈｅｏｄｏｒＡｄｏｒｎｏ）、马尔库塞（ＨｅｒｂｅｒｔＭａｒｃｕｓｅ）、弗罗姆（ＥｒｉｃｈＦｒｏｍｍ）、哈贝马斯（Ｊｕ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等。他们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故又属于新马克思主义学派。
前面介绍了有关社会理论的经典观念。实证主义和诠释学的主要分歧在于科学方法是否统一（因果解释和经验观察）和科学主义（相信科学是最完美的知识形式）问题上。在这场争论中，实证主义无疑占据上风，并在社会科学的制度化方面具有最强大的影响力。诠释学的观点同样影响深远，但相比较而言，还是稍有不如。这两种方法都可以看做是建构论和实在论之间的冲突的反映：诠释学代表有关社会现实的建构论视角，而实证主义则是一种实在论视角。
然而，尽管存在很多差异，这两种方法论还是分享了一个共同的预设：科学的价值中立。
在这里，我们将审视理论取向的第三种传统，它同时对实证主义和诠释学提出了挑战。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观是实证主义的主要反对者，同时也可以看做是诠释学的竞争对手。为对社会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放弃了实证主义和诠释学的价值中立信念。其论点是自我改造，而不是自我理解。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社会科学知识必须是批判的知识，因为实证主义知识或纯粹的理解都是现存社会的主张。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意图通过深化社会自身的意识来改造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激进的建构论在马克思手里复活了。因为马克思重新拾起了在早先的时期中被抑制的社会重构观念。
以下四个特征代表了批判理论的主要特征和一些参考点。
（１）批判。科学目的并不是为了解释或是理解社会。知识天生就是对现存秩序的批判，并寻求揭示统治体制。就使用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而言，与实证主义和诠释学还是可以兼容的，但是批判理论却是以一种批判的方式来进行解释和理解的。
（２）解放。作为批判理论，它的核心问题是规范基础。批判的规范基础不可能来自科学，而只能是来自解放的政治承诺。批判理论的理论取向因而也是解放实践，它与社会变革紧密相关。
（３）辩证。不像诠释学和实证主义，并不假定理解主题或是方法的统一性。
科学与其对象的关系总是辩证的：科学建构了对象，同时又被对象所建构。理论和时间也是相互缠绕的。
（４）历史相对论和决定论。批判理论中最有争议的问题是，是否存在源自经济决定论的历史法则？批判理论倡导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力量是历史中最重要的力量。
批判理论与主张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决裂。批判理论并不认为科学是外在于社会的，而是社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批判理论来说，每一个观察和理解本身都是一种世界构造，因为在观察和理解过程中，我们也改造了现实。
批判理论与诠释学、实证主义另一个更大的差异在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观点不同。在批判主义那里，自然并不是一个外在于社会的领域，也不是被社会和科学掌控的外在对象。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运动——通过实践而呈现。作为行动者的改造里的劳动是联结自然和社会的纽带。然而对于实证主义者来说，自然多少是被社会所主宰的；而诠释学的支持者则坚持应该严格区分自然和社会。
批判理论所提出的一个经久不衰的论题是结构与行动者的优先性问题。
通常的观点认为，早期哲学化的马克思，也就是书写《巴黎手稿》时的１９世纪４０年代的马克思，坚持行动者优先；而后期社会学化使得马克思走向了结构决定模式的道路。在马克思成熟的着作中，我们很难分清马克思究竟是相信结构变革导致社会变革，还是社会行动者本身是变革的首要原因。很明显的，从理论视角而言，马克思相信结构和行动者是辩证相关的，但从主体论上来说他却将更多地强调结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是个实在论者。但是，就其实在论是以辩证形式表达的而言，他又具有了建构论的成分。
五、整合建构论和实在论
１关于建构论的新视角
虽然建构论起源于多种不同形式的唯心主义哲学（与休谟、贝克莱和康德相关的观点，他们都认为知识是被经验和背景建构的），但是社会科学里的现代建构论的主要代表却是韦伯和曼海姆。建立建构论，并使之成为社会科学里的一个关键的方法论论题，是曼海姆的成就；同时曼海姆还是“知识社会学”的奠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