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术体系与知识分子的利益选择
中国古代典籍《礼记》，对于政治共同体中不同人群的利益份额做了具体的规定，比较好地体现了上述人文学术体系和法律体系的综合功能。《礼记·王制》说：
“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
到这里为止规定的是底层人的收入，他们无论多么克勤克俭，最伟大的成就也只能勉强养活九口之家，要想谋求更好的前途那是断断不可能的。
到了士大夫以上阶级，其财富的拥有跟底层人就大不一样，因而他们的发展空间和家族前途也就大不一样。
《礼记·王制》接着说：“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
最低等之士，虽然他们完全不从事体力劳动，其最少收入也得相当于上等农夫全家劳动的总收入。随着地位的提高，他的收入还可以不断增加。政治地位越高，收入翻倍翻得越多越快。——“制度”用这种方式规定了每个阶级不同的政治地位，以及与地位相对应的经济收入。
天子、王侯、公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等等不同等级的人，构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以天子的利益为中心，然后不断向王侯、公卿、大夫、士辐射，形成一个个周延不断扩大的利益圈子。
天子首先必须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可是光靠天子家族的力量不足以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于是他必须将利益圈子一级级扩大。庞大的士大夫群体拱卫着天子王公的核心利益，同时自己的利益也得到最大的实现。
秦统一中国之后，建立了郡县制国家政权，封侯建国体制逐渐瓦解。
在郡县制国家制度中，核心利益小圈子是皇族，天下万民均是其攫取资源和财富的大圈子。但是以天下之大，一个皇族不足以驾驭和控制，于是需要任用大量的官僚，对社会实行控制和管理。只有社会实现了长治久安，皇族才能可持续地攫取资源和财富。只有可持续地攫取资源和财富，才是成本最低甚至成本为零的交易。
这么庞大的利益集团，仅仅推销几支矛，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需求。他们必须像现代商业前沿的营销模式那样，做概念推销，才能保证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他们于是营造了一个庞大的人文学术体系，以这个庞大的概念群支配人们对于人类社会不同群体之关系的理解模式，也就是必须让人们相信，天子王公都是为了百姓的福祉才那样夜以继日地操劳，士大夫都是因为道德高尚、聪明睿智才有资格辅佐王侯，训导万民。
建构这个“卖矛诱导”体系，目的就在引导底层群体产生对于上流社会有利的思想和行为：相信自己原本就是弱智的、懒惰的，不配有非分之想，只能老老实实缴税纳粮。只要底层群体接受了这个“卖矛诱导”体系，他们就可以像工蚁一样心无旁骛地饲养那个庞大的蜂王——上流社会小圈子。
就此而言，所谓人文学术体系，不过是为现实的精英统治建构正当性的意识形态体系。
每个时代都需要不断充实这个精英意识形态体系，这就给文人学士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
皇族不但需要官僚群体为之实行社会控制，还需要文人学士论证皇族权力的正当性和有关政策的合法性。在收“保护费”的皇族和交“保护费”的广大百姓之间，文人学士愿意站在谁那边？这看上去是一个需要选择的问题。但既然皇族控制着社会资源和财富，那么只有跟皇族站在一起，才能够拥有名誉、地位和利益，所以，这几乎是一个不需要选择的选择。
文人学士作为上流社会的边缘群体，一方面他们通过歌颂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换取功名利禄，另一方面必须通过对底层社会的持续批评，来确证自己作为统治阶级的边缘群体的身份和地位。所以，知识分子在“批判国民性”方面，几乎具有永恒的热情。
我们知道，每一代知识分子都是通过阅读、研究历代知识分子留下的典籍而成长起来的，在始于童年时代的漫长的阅读和研究中，历代知识分子的立场、观点、视角、方法等凝聚成一个芯片装进了他的大脑。这个芯片上的内容是什么呢？历史上所有精英人物对于底层社会的卑贱化建构、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评价浩如烟海，这是芯片上的主要内容之一。
每一代知识分子都是从典籍中学会思考和说话的。当他将这浩如烟海的典籍凝成芯片植入自己的大脑之后，他每一张口，必是“愚民愚夫”、“刁民悍妇”、“冥顽村夫”。这给底层群体造成强大的文化压力和道德压力。如果没有大批文人学士为之“启蒙”，为之“教化”，为之施加压力，他们很可能不愿意交“保护费”，甚至可能造反犯上。所以，文人学士所从事的“启蒙”与“教化”工作，何其重要也。
知识分子就这样通过对底层社会的卑贱化建构、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评价，建构了他自己在社会控制集团中的重要地位，扩大了自己在社会宏观分配体系中所占的份额。
在现代社会，一个知识分子的收入，再也不是像《礼记》所说相当于一个上等农夫的收入。民国时期，一个北大教授的月薪是３００块大洋，可是他家的保姆月薪只有３块大洋。按照《礼记》的规定，下士的收入相当于上等农夫，中士的收入相当于两位上等农夫，上士的收入是中士的两倍，也就是相当于四位上等农夫的收入。民国教授的工资竟然高达劳动者工资的１００倍，这比《周礼》的规定超过太多。
看来，“礼崩乐坏”并不只是王公贵族贪得无厌不守本分，其实也包含着士贪得无厌不守本分。历史的发展进程就是知识分子的分配份额不断扩大的过程，难怪知识分子所建构的人文学术体系，将自古以来的历史发展描述为一个“进步”的过程。
这么巨大的贫富悬殊，就是通过教授不断批判保姆的“国民劣根性”而实现的。
面对１００比１的收入比例，教授决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当的。相反，他只有通过更加卖力地批判国民劣根性，来证明他的高收入是正当的，保姆的低收入同样是正当的。他甚至还希望某一天自己的收入能跟省长、部长（也就相当于王侯）看齐。今天的知识分子天天向往民国式的理想社会，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今天的工资没有保姆的１００倍。
所以，知识分子生来就必须致力于国民劣根性批判，否则他就无法成为知识分子。只有极少数良知人士像杜甫者，还有余裕牵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残酷现实。
跟历史上每一代书生一样，我们今天的读书人都得益于这个自古以来由人类精英世世代代积累和建构起来的庞大的人文学术体系。人们仅仅从这个人文学术体系的汪洋大海中汲取针尖那么一点大的知识，就足够当教授、当主教、当国师、当大律师、当大法官、当文学大师或者学术大师。当我们成为教授、主教、国师、大律师、大法官、文学大师或者学术大师的时候，难免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掌握了正义，以为自己可以“替天行道”，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我们几乎本能地具有进行国民性批判的冲动。我们为人文学术体系添砖加瓦的过程，往往会不自觉地让国民劣根性批判得以发展和深化。
国民性批判与精英意识形态体系
为了保证底层群体永远相信自己的愚昧、卑贱、懒惰、邪恶，这个人文学术体系必须长期给这个底层群体保持相当的压力。所以，每一代士大夫必须反反复复地重复那些常识，变换着各种方式对底层群体进行“国民性批判”。
比如，他们从来不把底层群体的贫穷看作被掠夺的结果，而是看作他们活该受掠夺的原因。２００９年，一位学者着文强调说：“贫穷不是美的，是丑的；不是值得骄傲的，是值得羞愧的。或者是比较懒惰，或者是比较笨，或者是不够幸运。如果一个人活成了下层人，那就是活得最失败的人，被淘汰的人，有什么可表扬的呢？”这位学者把穷人的贫穷看作地位卑贱的原因，而不知道其实贫穷是地位卑贱的结果。这位学者被精英利益集团建构的意识形态洗脑，然后又用这种富于偏见的意识形态给穷人洗脑。
令人悲哀的是，这种用来维护强者利益、给弱者洗脑的意识形态体系，不但帮助强势集团实现了统治弱者的政治目标，而且肯定能够实现让弱者自认卑贱、自觉服务于强势集团的“启蒙”目标。
一位西方学者指出：“在１０-１２岁之前，黑人学童在反应速度和智力方面并不亚于白人学童；然而一旦他们逐步意识到他们属于业已被认为劣等种族的成员，他们最多只能做厨师或守大门时，他们就对学习失去了先前的兴头。在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有色人种通常被视为低人一等，他们应当待在社会最底层。”西方的社会制度和西方人文学术体系，都规定了黑人是卑贱种族，黑人学童深知制度和人文学术对他们的规定是不可反抗的，于是他们就接受了这种制度安排，包括这种学术价值的建构。
在最近五百年的殖民历程中，为了配合殖民者对于全世界居民的支配、对于全世界财富的掠夺，西方学者建构的白人种族优势和有色人种是劣等民族的学说，是西方人文学术的核心内容之一。所有遭遇西方统治、掠夺和影响的种族，都必然地受到此种学术价值及其意识形态体系的洗脑。
就像黑人的卑贱是西方文化和制度共同建构起来的观念一样，一个社会内部，所有底层群体的卑贱、劣根性等等，也是由那个社会的统治集团小圈子用制度和文化的方式共同建构起来的。底层群体越是死心塌地接受这种建构的结论，就越是会死心塌地地相信和接受这种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从而统治集团所必须支付的统治成本就越低。
中国精英群体喋喋不休叨咕了一百余年的国民性批判，就是一种刻意建构底层群体的卑贱与愚昧的人文学说。它在中国社会重组的过程中，可以为任何一个拥有控制权的强势集团服务，在西方国家殖民和奴役东方世界的所谓全球化过程中，则实际上在为西方殖民者张目——因为中国毫无疑问是国际社会的底层。
一种意在激发中国人奋起自新，以图摆脱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的学说——国民性批判学说，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为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推行殖民与精神奴役鸣锣开道，只能是将中国社会的经济行为组织到西方殖民者所建构的政治框架和利益框架之中。这是鲁迅等国民性批判的提倡者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于是，自从殖民事业开始以来，欧洲的人文学者改变了通过控制本民族底层群体的精神生活来维护权贵集团利益的言说姿态，而是通过控制东方被殖民种族的精神生活来维护整个西方种族的共同利益。他们完全不承认殖民掠夺对于他们的富有和强大所产生的根本性影响，而是不断地论证他们在文化上、道德上、精神上如何拥有上帝赐予的优势，进而论证他们理所当然应该主宰世界。
达尔文说东方野蛮世界处于进化的低端，西方世界处于进化的高端；黑格尔说东方是落后的，西方是先进的；传教士说西方的强大是因为他们皈依了上帝，他们在精神上拥有这种突出的优势；２０世纪的德国大学者韦伯给传教士的这种偏见穿上了学术的外衣，他认为西方的强大源自新教的理性主义和工作伦理，也就是西方人在文化上、道德上具有中正、理性、勤劳的文化优势和道德优势，言下之意，东方人的贫穷就是文化腐朽、精神堕落、性格卑贱而懒惰造成的。
他们甚至还苦心孤诣地将自己的文化传统追溯到遥远的古希腊民主制度，以便在最为悠久的时段上建立自己牢不可破的文化优势。
事实上，只要稍稍减少一些种族偏见，即使是一个西方人也不难得出结论，西方的富裕和强大，根本不是由于文化上、道德上、种族上的任何优势，而是由于广大的东方殖民地为他们付出了生命、财产、资源、尊严的代价。
就像每个社会的底层群体几乎都别无选择地认可精英群体对于自己的卑贱化建构和否定性描述一样，国际社会的底层群体（东方种族）大多数也别无选择地接受了精英群体（西方种族）对于自己的卑贱化建构和否定性描述。
近代中国全盘接受了各种“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优势主义”学说。中国五四以后的学者尤其喜欢将西方的人文学术体系和宗教资源神圣化，西方人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黑格尔和韦伯之流，都是在中国备受崇拜的大思想家。
实际上西方种族对自己优势的描述以及对于东方种族种种缺点的描述，就像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底层群体的卑贱化建构和否定性描述一样，根本不是在追索事实或追求真理，完全是从偏见和利益出发的。
为什么这么多圣人、大师和各种层次的大小文人都如此热衷于建构和维护这个“卖矛诱导”体系呢？他们所有人都是故意地、自觉地这么做的吗？
我认为，其中只有少数人是有意为之，大多数文人学士都是不自觉地、理直气壮地这么做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单独拥有知识，所有人的知识都是在他受教育过程中开始积累，并逐步形成体系的。他的知识积累中，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别人告诉他的，而有权力决定教育资源和教育内容的，就是国家，就是精英群体利益圈的核心势力。
国家在实施教育的时候，所告诉受教育者的每一条知识，都属“卖矛诱导”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