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批判是清末民初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命题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将此一命题推入高潮。我作为喝着五四奶水长大的读书人，作为鲁迅先生的忠实读者，对于国民性批判理论和实践，崇仰了大半辈子。
可是，最近几年，我的立场出现了巨大变化。从２００８年秋天开始，我着手对这一命题进行探源、解构和抵制，一年有余我就此一连写了大约五十万字，还有若干内容等着我写下去。
我的学术视角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也让许多关心我的朋友感到惊讶和陌生。究竟是什么机缘促成了我的幡然醒悟？追索一番起因和思想历程也许不无价值。
一切还得从我的村子和我的母亲说起。
我母亲是江西乡村最普通、最善良的一位老人，一生除了信奉人必须吃饭之外，就是信奉拜菩萨。我刚刚记事时正赶上“文革”时期，那时候乡村的菩萨和庙宇早就遭到扫荡。没有人敢于在自己的村子里、在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的眼皮底下拜菩萨，我母亲和她的同修们多次到十几里之外，一个小山谷的一棵树下拜菩萨，那棵树长在山谷的池塘边。
又有山谷、又有水、又有树，这里必定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我们村里的香客都认为那里特别灵验。
那是一个所有人都神经紧张的时代，偶有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对这些香客追问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语，这些香客就会惊恐万状，拔腿就逃，一口气跑出那个并不险峻的山谷。有的人就因为这一拜、一跑，几个月的病病怏怏也就不翼而飞。于是香客们益发传说那个菩萨的灵验。
我十来岁的时候，因为患有龙身疮（现在知道那就是长在躯体上的带状疱疹），后序 我只能是阿Ｑ、祥林嫂的儿子２ ８３跟着母亲和其他香客一起去那里求过灵丹妙药。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不过是树底下随意码放的几块砖头，根本没有所谓菩萨塑像之类。我已经说过，“文革”时期所有的菩萨都被砸烂销毁，谁还有条件去拜一尊真正的菩萨呢？
后来读书生涯中，那些精英学者所着述的书文告诉我，中国是儒道释三教互补的国家，而西方是基督教国家。五四运动以后，我们所拥有的教育资源，全部是西方文化资源。我还颇受鲁迅的影响，很信服他关于不读中国书、多读西方书的忠告。
尤其重要的是，“文革”结束以后，正是我大量阅读、大量摄取文化信息的高峰时期，而这一时期的写作者，恰是刚刚从牛棚解脱的知识分子，和刚刚从乡村回城的知识青年。他们在“文革”期间所受的惊险和屈辱，使得他们对中国社会和权力机构抱有较多的憎恶，他们对中国历史进行着最为黑暗的解读，对于自己的时代极尽妖魔化，至于中国社会以及底层民众，在他们笔下更是愚昧、封建、迷信、卑贱等等。那么，什么地方、什么社会、什么人群不愚昧、不封建、不迷信、不卑贱呢？那当然是西方社会、西方人种。
在以上诸般因素引导下，我二十几岁那时，已经俨然是一个崇洋但没有机会媚外的“全盘西化”论者。
在此背景下，我对基督教生起莫名其妙的好感。
我们村有一位前辈读书人，比我父亲略长几岁，民国时期就是赣北地区着名的基督教领袖，担任过赣北基督教会的副委员长。自从当了右派之后，一心在生产队长监督下劳动改造，从来不谈上帝或者撒旦之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算是赶上了他的好时代。经过官方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耶稣堂。每到周日，附近到他家做礼拜的老弱病残女，络绎不绝。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他们的活动。我不知道那些老弱病残女跟上帝究竟有没有交流，我意识到他们之间具有的相互交流非常宝贵，他们借此具有了群体认同，缓解了内心的痛苦。
那一两年之内，我多次劝我母亲参加那位伯父大人的礼拜活动。那几年我们家处于最贫困的时期，我的父母内心压力都非常大。父亲从不表达这些压力，母亲则常常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极度强烈的忧患感。我几乎担心母亲某一天会精神崩溃。
我希望母亲在一个基督教群体中得到一点精神的解脱，至少能借助那种群体交往释放一些压力。
可是母亲对我的劝说一直是笑而不答。
我仔细分析形势，我跟那位基督教领袖的儿子同庚同学，往来甚多，关系极好。
我父母对于那位牧师也极为尊重，每次那位牧师跨进我家门槛，我母亲都是极为殷勤地起身让座、端茶送水，我以为我一定可以将我的母亲引进耶稣堂。我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有一天，我记得是某个炎热的夏天，母亲笑滋滋地、然而是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说：“我不能去，我信迷信，这么大年纪了，不能改信。”
我一面为母亲信仰的坚贞所感动，一面久久惊讶于从母亲口中说出的“迷信”一词。她的信仰和她对信仰的命名反差太大了，以至于给我的震撼不是瞬间性的，而是必将持续终生。
母亲七岁那年，娘家的房子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掉了，从此无家可归。她跟我父亲结婚后一直借住在别人家里，一两年内搬家七次。她第一次拥有一间房子，是土改工作队分给她的。所以母亲一生最感激毛主席。毛主席说什么她都乐意照办。
只有一件事她没依从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号召破除迷信，禁止拜菩萨，遭到她的阳奉阴违。
即使是在这件敢于违背毛主席指示的重大事情上，母亲也无法给自己的信仰命名，而只能接受毛主席和整个精英群体出于歧视而给予的命名——迷信。
我最不能释怀的是，为什么在毛泽东和我母亲之间，就一个拜菩萨问题存在着这么大的分歧？为什么我母亲在坚决扞卫自己的信仰权利的同时，却接受了禁止她信仰的那种力量对于她的信仰的歧视性命名？
此间是不是存在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如果底层人在最为坚贞、决不妥协的信仰问题上，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被支配的命运，那么，他们的整个命运中，还有一点不被支配的成分吗？
我按照当时所能想到的宗教分类，告诉母亲说，那不是迷信，那是信佛教。你信菩萨就是信佛教，跟人家信基督教一样合情合理。我还给母亲介绍了一些相关背景，诸如佛教是古代从印度传过来的之类。
但是我的介绍跟母亲基本无关。此后我虽然没再听见过母亲将自己的信仰说为迷信，但是也从未听见她说过佛教这个词。
我当然不再劝母亲改教。对于她的迷信，我可以理解和容忍，但是并没有真正关心过。
母亲给我带来的最大震撼，出现在二十年之后。这次震撼不只是引起我心灵的涟漪，而是对我的文化立场、群体认同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鄱阳湖北岸的乡村地区，重建寺庙的风气渐趋热烈。我们村里很穷，建不起大庙，我的父母和一位族叔领头募捐，在村西头建起了那座一人高的土地庙。我的母亲每月初一、十五都去上香磕头。母亲总是说，她拜菩萨的时候，家里老老小小每个人的名字都要念到，生怕落下一个。母亲的拜菩萨因此跟我产生了命运的关联。
母亲进入老年之后，她的信仰由于一个特殊的灾难而出现了危机。母亲募捐修庙时，她捐上了一百元。有一天二哥从小镇回到村里，看见村里捐款榜上，我的父母捐款最多。二哥就跟母亲说，那个捐款他出一半，并随手递上五十元钱。二哥是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对建庙的支持，让母亲和所有参与者都感到欣喜。
然而正是二哥的支持，增加了母亲的信仰危机。小庙建起来不久，二哥因为意外事故不幸去世，年仅三十九岁。
我的母亲虽然一辈子吃苦，但是儿女很旺。她生了六个孩子，个个长大成人，这在贫困乡村是较为少见的。中年时期的母亲，总是被村里人和亲戚路上的人请去参与打理婚嫁喜事，比如给新娘扯面、给新郎铺床之类，就因为我母亲的儿女个个顺道，可以传播吉祥和喜气。每当这时，总是母亲最为光荣、最为幸福的时候。
可是，当母亲老了，她的正当盛年的儿子，却遭遇不测。我陪母亲度过了给二哥办理后事的整个过程，我搀扶着我的母亲举行了与二哥的灵柩告别的独特仪式，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仪式，那是母亲得到我的支持而举行的独一无二的仪式。我深知母亲心头的至痛。
我离家以后，我母亲天天在家哭喊：“菩萨呀菩萨，我二崽对你那么好，你怎么就不长眼哪！”
我母亲的信仰就这样一天天崩溃。我在遥远的北国，默默地陪着母亲憔悴、衰老。对于自己的命运我们完全无能为力。
几年之后，我回家探亲，遇上母亲邀伴到村西小庙烧香。母亲在与寺庙和菩萨疏离几年之后，终于重新回到菩萨身边。看来母亲内心最为伤痛的一角，终于又有了些微温暖，我因此感到高兴。
有一次，母亲和另两位老妇，一起去上香。我跟着去为她们拍照片。她们的仪式完毕以后，我进庙拍摄神龛里的菩萨塑像。
出乎意料的是，那菩萨竟然是一段五官模糊、一尺来长的木头。
我问母亲这是什么神？
母亲说，这是老嘎嘎。
老嘎嘎是我们那里对老爷爷的尊称，意思相当于可敬的老人。母亲只知道老嘎嘎是我们村里的一位祖先，这位祖先究竟什么身份，究竟是如何成神的，我母亲没法说清楚。
母亲补充说，这尊菩萨不是老嘎嘎的肉身菩萨，而是从香火堂捡来的韦陀菩萨。
咱们村的香火堂，原先是祖堂兼神庙。除了供奉祖先牌位，还供奉三将军（张飞）和老嘎嘎，这尊韦陀菩萨，是三将军和老嘎嘎的护法使者。
“文革”时期，三将军和老嘎嘎的神位被砸烂，这位韦陀菩萨也被人丢在什么阴暗潮湿的角落，寂寞几十年。直到那年建庙，人们才找到这尊韦陀菩萨，当作老嘎嘎的肉身，供奉在这里。面目模糊即系木质腐烂所致。
那一天我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将会改变我一生的文化立场，因为心灵的变化总是慢慢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