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世界了解、征服、掠夺东方世界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传教士群体实际上起了前哨的开辟作用。１９世纪美国基督教差会负责人司弼尔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大大有助于我们打开全世界的，首先是传教士，他们打开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如果不是传教士，我们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认识全世界。整个黑非洲大陆，我们主要是靠了传教士才知道的。……事实上几乎整个亚洲都是在传教士的努力之下，把它的内部秘密显露出来了。”
近代以来西方基督教在东方世界的扩张，与殖民军事当局的权力扩张基本上是相互呼应、相互配合的。同样，西方传教士所生产的关于东方国民性及中国国民性的话语体系及相关着作，作为一种知识，并不是为真理服务的，而是为其宗教权力和殖民权力服务的。
西方的殖民扩张，是一种整体的扩张，西方的文化、军事、经济、政治等构成一种合力，对整个东方世界的财富、社会、国家、种族施以残酷的掠夺、压榨和摧毁，在这个毁灭性的殖民扩张过程中，基督教及其传教士群体虽然有时候也起过减缓毁灭程度、劝阻血腥屠杀的正面作用，但在整体上，他们是这种毁灭性力量中具有结构意义的不可或缺的一翼，是这场持续几百年的罪恶活动的侦察兵和先锋队。
李提摩太和丁韪良：殖民主义战略家
既然传教士的第一认同是他们的国家，他们身处中国，当然就必定会时时思考如何将中国作为一个礼物奉送给他们的国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都是这种殚精竭虑的殖民主义战略家。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晚清的中国政坛上，曾是游走于朝廷和督抚之间的红人。康有为、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都非常器重他。他给中国提交的变法方案中，给自己安排了皇帝顾问的位置，连这种安排也得到了中国官僚群体和帝王的认可。
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奏果然建议聘请李提摩太为光绪皇帝的顾问，光绪皇帝立即批准，并安排接见。后因慈禧发动政变，光绪身陷囹圄，接见未成。由此可见李提摩太对中国近代政治的巨大影响。
１８９０年，李提摩太在担任《时报》主笔期间，曾着文将人类分成三个等级。非洲人、中国苗番为下等人，印度、土耳其人为中等人，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为上等人。
他认为下等民族接受上等民族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他没敢说中国人是何等人，可以想见，在他心中中国人只能是下等人或者最多为中等人，自然应在“被”上等人统治之列。
中国近代以来不断抵制上等人的侵略，这在李提摩太看来，乃是“不体天心、不和异国、不敬善人”。中国人的这种邪恶当然是不可原谅的，“实有取败之理”，其失败乃是天理，所以是“天实为之”。
对于一个备受掠夺和蹂躏的无辜国家发出如此恶毒而又无耻的诅咒，只有十足漆黑一团的灵魂才会如此，这无疑是一个魔鬼的灵魂。
中日甲午海战失败之后，中国精英群体震撼而又惊慌，李提摩太对李鸿章说，他有拯救中国的妙法。六神无主的李鸿章郑重请教有什么妙法，李提摩太说要先支付一百万大洋报酬，然后才能献上他的锦囊妙计：
一，中国应给予某一外国（即英国）在一定年限之内，处理中国对外事务的绝对权力。
二，该外国应在中国进行各项改革。
三，铁路、矿山、企业等每一部门，都应该派外国代表管理。
四，中国皇帝应同过去一样给予外国代表各级官衔。
五，在年限到期之后，该外国应将一切资产与债务交还中国。
西方殖民以来，殖民者每一次派兵前来屠杀中国，最后都逼迫中国人民为他们的调遣和屠杀买单。李提摩太提出了取消中国国家政权、交出中国矿产企业等所有财富的赤裸裸的殖民方案，却要中国政府为他的殖民方案支付一百万大洋的报酬。
实际上这并不荒唐，完全符合殖民者的逻辑。
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后，李提摩太四处游说，要求西方国家派兵镇压剿灭。就在八国联军进军北京的时候，李提摩太为列强拟订了一份如何在中国恢复秩序的意见书，主动印发给西方各国政府机构，重弹他在维新运动期间提出的“国际共管”的老调。意见书具体内容如下：
目前中国既然没有一个被各国信任并能执行条约义务的中央政府，北京政权已秘密策划使全国陷入战争状态，两年来致力于驱逐外国人出境，现又在北京与直隶省进行，各国被迫必须组织一个新的、能够维持永久秩序、使中国人和外国人获得持久和平与繁荣的联合内阁。
一，这个内阁将由一半外国人和一半中国人共同组成。
二，每个能派遣１００００名常备军驻扎在中国的大国得派２人为阁员。
三，中国的总督和巡抚得推派同等数目的人（譬如说２人）为阁员。这些人必须是列强所绝对信任的。
四，这个内阁的主要任务是：（１）保护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２）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３）毫无歧视地保护所有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一个或几国的利益。
五，新内阁将不受任何一国的直接管辖。
六，应组织一个国际法庭处理这个联合内阁产生的一切问题。
七，在过渡时期责成各省督抚负责各自辖区内的秩序，不可派遣军队援救北京。
李提摩太参与殖民活动几十年，除了给殖民国家提供战略思路之外，也给中国政府和高官提交过许多变法方案。但是所有方案中没有一条主张扩大民权、限制君权、设置议会、建设民主制度、化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这些被中国人认作强国之道的新观念、新制度，在李提摩太看来，全是罪恶的东西。
李提摩太说：“可见国计之安危，民生之苦乐，既不关君主民主之制度，亦不涉求新守旧之藩篱，全在明德新民，终之以止于至善。”
总之，他认为中国人变法自强的企图和方法都是荒谬的，只能带来祸害。那么，究竟什么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幸福呢？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全面接受上等人组成之西方强国的殖民统治，将国家权力交给英国人或者包括英国人在内的西方人。
曾经长期担任中国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经建议美国政府将中国分为两个国家，以便分而治之。具体方案就是让太平天国统治南方，清王朝统治北方，理由就是“两个相敌对的王朝，会互相斗争”，这样有利于美国人和西方其他殖民者从中渔利。
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丁韪良甚至亲自指挥和参与了抢劫。他还建议西方国家解散中国的军队，摧毁中国所有的兵工厂。
在英国割占中国香港以后，他显然认为美国捞取的油水太少，他积极动员美国政府占领海南岛，他认为这是美国势力在太平洋西岸的自然延伸。如果我们期待他们从中国人的利益出发为中国人出谋划策，那就未免太幼稚了。
丁韪良为什么建议美国占领中国的海南岛？他是这样提出理由的：
假如让我在中国境内挑选一个地方以代替战费的赔偿，由中国割让给我们一个立足点，那最好是海南岛。这是一个在香港和菲律宾之间的踏脚石。它只有西西里岛的一半大，但在出产方面可能是同样富饶。那样我们就有一个踏实的基地，使我们在有关中国前途的一切重大问题上有发言权。六十年前英国要求香港岛并不是为了掠夺土地，它所要的是一个根据地，一个转动世界的支点。对我们来说，为了取得海南岛而进行谈判，也不是越理非分的侵略。
……美国应当像英国一样，不因惧怕发展而放弃它光荣的卓越地位。
……我们将领土扩展到太平洋沿岸，并将我们的势力延伸到日本和中国，是由于自然的伸展。……在中国，直到目前，我们的政治影响一直不够显着，但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机会出现了，上帝不允许我们任其消逝，而不加利用。在我看来，我们并不需要大块土地作为我们的立足点。如果一个海南岛不够称心的话，再有一个大陆上的海口就可满足我们的需要了。也就是说，有了一个作为我们海军舰队的避风港，一个驻防阵地，使我们军队为了反对某个贪欲的国家企图吞并中国时，或是为了镇压另一次像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种世界的暴动时，有一个集结的所在。
不难看出，丁韪良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传教士，他时而拿起枪支，亲自参加对中国人的屠杀，时而以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殖民领袖的身份，指导美国政府的殖民事业。
他还鼓励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说，一个满族就统治了中国几百年，我们西方人为什么不能做到这一点呢？所以，他给西方列强先后提出了彻底瓜分中国的方案和“以华制华”方案。其中以华制华方案说：
１．为了根除慈禧太后制造的灾难，在各大国共同议定下，将慈禧太后放逐，恢复光绪帝的合法权力；２．取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颁布的一切政令，包括她任命的党羽的委任状，新政权许可者除外；３．恢复光绪帝的改革方案，在各国批准后执行；４．让各国划分势力范围，指派代表控制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各省督府的行动。
对中国来说，完全的独立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上述计划可使现有的机器保持运转，避免无政府状态，有利于进步，并可获得中国人中最开明的人士的支持。另一个选择是推翻清朝，由帝国进行正式瓜分，这是一个包含长时期和痛苦摩擦的过程。按照我上述的方案，各国可有时间酝酿他们的政策，推动逐步改革，这比公开的或暴力的吞并所希望获得的利益要更为广泛。利用中国人治理中国人要容易得多，而用相反的办法不可能达到目的。
李提摩太和丁韪良等人，长期被中国学人看作中国引进西学并引导中国变法的启蒙巨人，清政府甚至曾经委托丁韪良去西方考察教育，并为中国制定教育改革计划。实际上，他们是连中国的独立都决不允许的十足的殖民分子，中国向他们请教强国之法，简直是与虎谋皮。
传教士在中国开展了新闻出版活动，受到中国维新变革派的欢迎。西方人创立的广学会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当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为该会第一任董事长，韦廉臣、李提摩太等先后任总干事，慕维廉、林乐知、艾约瑟、李佳白以及丁韪良等都是其重要成员。
当时维新派为了使中国能够独立富强而竭力向西方学习，包括广泛地阅读广学会的各种书刊，希望能从中获得可以救中国的西方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
维新领袖康有为就曾经亲自到上海购买了广学会的全部出版物。可是广学会从事出版的深层目的，尽在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从而影响中国人的思想走向和政治方向，引导中国人做出有利于西方的各种选择。
这些处处标榜为他人输出西方文明的殖民分子，连中国人渴望国家独立的心愿也不能理解，甚至将此视作妄念，视作大逆不道，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文明”和“教化”。
即使是百年一遇的正直传教士、为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和维新变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傅兰雅，也无法理解中国人摆脱殖民统治、自强自立的基本愿望。他义愤填膺地揭露中国人办理洋务的“唯一目的，并不是为了启蒙中国，而是帮助中国了解外国人的一切情况，以便能成功地与他们斗争，最后把他们全部驱逐出境”。
实际上，洋人“了解外国人的一切情况”，就是为了做吸血鬼，将“外国人”的一切膏血吸光。在这个意义上，流窜到世界各地的西方传教士，都是西方殖民者的无耻间谍。
中国人希望通过变法自强，将这些吸血鬼赶出去，然后再发展平等的关系，这是多么朴素、多么天经地义的愿望。可就是这样的愿望，不但所有身兼间谍身份的传教士不能容忍，连真心实意盼望并帮助中国变法自强的傅兰雅，也如此愤愤不平。
在他们看来，中国人谋求国家独立的意图竟然是邪恶的。
可见，在骨髓深处，每一个来华西方人都是相通的，无论他是友善人士还是邪恶人士，无论他是传教士还是刽子手，那种为了方便于掠夺与奴役而用自己的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愿望，是他们共同的基因。
正因为他们共同的基因是掠夺与奴役，他们虽然口头上说的是要中国人接受他们的文明的改造，但是他们文明中真正优秀的东西，真正能够帮助中国人自强自立的东西，他们是不愿意被中国人学到的。即使是传教士创立的最开明的出版机构广学会，他们在传播什么、屏蔽什么方面，却是跟中国的专制政权一样讲究。一位中国学者说：“传教士们却通过广学会向中国兜售殖民地的奴化思想，而对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出版的有参考价值和鼓舞作用的西学却一本也没有介绍给中国。”
因为这些传教士只是西方殖民主义战略家，只为西方殖民国家的殖民事业服务。他们的服务越是尽职，中华民族和所有被殖民的民族国家所遭受的灾难就越深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