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李提摩太一面尽力介入变法维新活动，力求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一面则对康有为提倡孔教提出严厉批评。他反复指出，必须用一种新道德来改造中国国民，这种新道德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认为一个彻底的中国维新运动，只能在一个新的道德和新的宗教基础上进行……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提供给中国所需要的这个新道德的动力。”这种为中国政治文化运动牢牢把握道德方向的巨大热情，跟他的传教热情和殖民热情相表里。
李提摩太教导中国不要看重国家利益，而应该将公理和正义放在第一位，言下之意，只有放弃国家利益才能救中国。
他以拯救者的口气说：“至于为了拯救中国的其他问题，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但是满人拒绝教化，不肯聘用友好的外国人帮助。有些清政府的高级汉族官员也刊刻文书侮辱西方的善人。他们学习西方的陆军和海军事务，他们开发矿藏，目的是要抵抗外国人并将他们驱赶出中国。满人和一些高级官员方面的这种不友好，甚至痛恨一切外国人的态度，造成了上帝不可能赐权力给他们，这些准则几乎摧毁了中国。要拯救中国，以至于拯救全世界，靠的不是培植军国主义，而是友善。但愿中西方的善人坚持他们的善举，把和平、善意和良善作为他们的奋斗目标。这样，繁荣昌盛就会及时来临。如果一个国家只是首先寻求其本国的利益，而把实行公义放在第二位，那么，不管那个国家有多么伟大，也不管是中国或欧洲国家，都是不会持久的。”李提摩太把中国的被“摧毁”，不是归咎于西方列强的屠杀与掠夺，而是归咎于中国不甘遭遇屠杀与掠夺的内在愿望，以及反抗这种屠杀与掠夺的自由意志，这显然是颠倒乾坤之论。这些殖民者正是靠“军国主义”杀遍全世界的，李提摩太就十分忌讳中国学习军国主义，唯愿中国“和平、善意和良善”地对待西方掠夺者。原因十分简单，如果全世界各民族都奉行军国主义，西方就无法靠军国主义征服全世界。
如果全世界都能够“和平、善意和良善”地对待西方殖民者，殖民者就能大大降低征服和掠夺的成本。
所以，李提摩太所提的“和平、善意和良善”，仅仅只是对于殖民地国民的单方面要求。殖民者固然绝不会“和平、善意和良善”，即使是以天使和拯救者身份出场的传教士，也不会“和平、善意和良善”。
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启程来中国之前，特地买了一把手枪。如果他打算奉行“和平、善意和良善”，如果他真正相信上帝的力量，他就肯定无需此为。后来他布道的时候，就腰别手枪巡视于中国大地。当他摆摊卖《圣经》时，由于态度傲慢，挑衅公众，遭到中国公众谴责，于是他拔出手枪威胁这些中国民众。耶稣教导说：“把刀收起来！”传教士狄考文很听话，没有携带刀具，他改为用枪威胁那些传教对象。
在西方殖民和传教的过程中，不断有传教士要求自己的祖国对中国发动战争，在八国联军屠杀中国人之后，更有许多传教士要求他们的祖国在中国永久驻军。许多传教士认为“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如果认为传教士只是带着“诚”和“爱”、带着“和平”与“良善”来的，那就未免太错解他们了。
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就是一个一手拿枪、一手办学传教的实践者。他强调说：“开办教会学校的目的，我认为给予土着在智力的、道德的和宗教的教育中，不仅要使他们皈依基督教，而是要在他们皈依基督教之后，能成为上帝手中得力的代理人，以扞卫真理的事业。”
假如他们的办学和传教，真是为了为中国人谋福祉，那么不但不需要拿枪，甚至也不需要拿《圣经》，不需要逼着中国人非得接受基督教不可。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如陈独秀、胡适等等，他们也主张国人全面学习西方文化，可是他们从来不认为非得基督教化不可。
陈独秀指出：“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废吾人之财力。”
很显然，康有为也好，陈独秀也好，他们变法、启蒙的目的，都是为了中国能够在国际社会拥有生存空间，为了中国国民能够拥有平安、富足的生活。
西方传教士的目的恰好相反，他们之所以非得要中国国民接受基督教不可，乃因为他们的目的在于，必须把中国及其国民改造得愿意自觉地配合殖民者的掠夺，自觉地为殖民者和整个西方世界服务。所以，他们要不遗余力地通过改造中国国民的灵魂来实现对于中国社会的控制。狄考文的以下文字表明了他们此一意图及思路。
狄考文说：“真正的教会学校，其作用并不单在传教，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而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先生和领袖……不论哪个社会，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有势力的人，他们会控制社会的情感和意见。作为传教士来说，如果我们彻底地训练出一个人，使他能在一生中发生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巨大影响，就可以胜过半打以上受过一般教育不能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人……作为儒家思想支柱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我们要对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能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
美国传教士卜舫济更是直截了当地用军事战略来类比他们的传教战略。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创办者和校长。他说：“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就是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当被问到美国军队的力量来自何处时，我们不单单指出我们有少量的常规军，而是提到西点军校，在那里训练着我们未来的军官和军人，准备一旦需要就可以担任领袖，对别人进行教育和训练。当被问到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的力量来源从何处可最清楚看到时，让我们不单单指出在中国只有一小队英勇的本地的和外国的福音传道人，而且还要指出我们的教育机关正在训练着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他们在将来要对中国同胞施加最巨大和最有力的影响。”
什么是“最巨大和最有力的影响”？那就是按照西方人的需要来控制中国社会。
为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堕落，帮助中国社会实现基督化，有的传教士付出了巨大的耐心，用各种方式引导中国国民按照他们的命名，体验自己的愚昧、野蛮和劣根性。其中有一种方式就是着述。
这些着述还帮助西方社会的普通人认识到东方卑贱人种是多么需要西方高贵人种的强制性教导和开化，他们的黑暗灵魂尤其需要西方文明人种的照耀和拯救。
西方社会就是根据这些着述来认识东方世界的，他们一边诅咒东方人种的愚昧、野蛮及其灵魂的黑暗与堕落，一边消费着从东方愚昧、野蛮人种手中掠夺来的各种资源和财富，同时还役使着从东方愚昧、野蛮种族捕猎来的或者拐卖来的各种奴隶——非洲的奴隶以捕猎来的为主，中国的奴工则主要是拐卖和诱骗而来。
在勤于着述的传教士中，美国传教士史密斯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以最大的热情和耐心，一直致力于中国人国民劣根性批判和灵魂黑暗的揭示，为西方社会了解中国的愚昧与黑暗提供了备受欢迎的蓝本，同时也受到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非同一般的重视。
史密斯的中文名字是明恩溥。他的《中国人气质》（又译为《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素质》）还在报纸上陆续发表时就博得满堂喝彩，一旦结集出版，立即风靡西方世界，成为西方的畅销书。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人气质》在西方依然不断再版、重印。前几年在美国出版一个新版本时，还请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刘禾为之作序。
史密斯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中国人二十六种性格特征，是林乐知所列八项的三倍多。他的精心描绘终于让西方人看清了中国国民的真面目，使得西方人知道，第一，中国人处于如此全面的愚昧与黑暗之中，是多么需要基督教的光明来“决战”、来拯救；第二，中国人处于如此不可理喻的愚昧与黑暗之中，这场“拯救”他们的“决战”是多么艰难；第三，唯其艰难，才更加激发了伟大传教士的“决战”勇气和“拯救”激情，所以他们越加卖力地“决战”与“拯救”。
怎样才能拯救呢？史密斯的着作最后的方案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只有皈依西方人的宗教（基督教）才能拯救这些病入膏肓的、黑暗的东方灵魂。
至于拯救的方案，史密斯也有具体研究。
史密斯说：“无论通过什么方法，只要诚和爱在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恢复其应有的理论地位，那么，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将会获得他们无与伦比的勤劳所带来的全部报偿。”
史密斯关于中国人缺乏诚和爱的判断，给鲁迅以巨大的启示和影响。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跟许寿裳等同学讨论中国国民性问题时，就曾提出中国国民性最大的病症在于缺乏诚和爱，这个判断看来就来自史密斯这里。此后鲁迅一生的创作，无论是写小说还是写杂文，其核心主题就在于揭示国人如何缺乏诚和爱。鲁迅的揭示当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把它看作唯有中国人才缺乏的品质，却未必具有足以服人的道理。
中国人所缺乏的当然不只是诚和爱，此外所缺者还很多很多，需要一条一条地罗列。
史密斯说：“中国需要的是公正，为了获得它，中国必须有一套上帝的知识，必须对人有一个新的概念，必须重新认识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需要在每一个人的灵魂中，在家庭和社会中，注入新的生命。那么，就会看到中国的各种需要化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这就是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完全地满足的一种需要。”史密斯还说：“让我们再重复一遍，中国需要的东西不多，只是人格和良心。甚至可以说，两者是一个东西，因为良心即是人格。人们曾评价一位着名的钢琴制造家，说他就像他的乐器一样——规矩，正直和高贵。在中国，能够遇到这样的人物吗？……基督教文明的最美好产物，是它所创造的完美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并不罕见……每位读者至少知道一个这样的人生，把真诚的爱献给了他人的利益……”史密斯凭什么判断中国就没有一个正直的人，只有基督教社会才有这种正直的人？
近代以来，将殖民的枪炮射向全世界的那些西方人，他们不都是基督徒吗？可是他们五百年的殖民过程中从来没有把“真诚的爱”奉献给“他人的利益”，相反，他们只是把全世界的金子、血汗和资源，变成了自己的利益，并为此不惜毁灭西方之外的整个世界。
将这些强盗的人格置于所有中国人之上，这不完全是颠倒黑白吗？而这种颠倒黑白恰好是为他们殖民者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人的利益”服务的，也只是为史密斯本人的利益服务的——因为他的任务就是用基督教征服中国。
一位当代中国学者指出：“在西方文化中，黑格尔的理论标志着中国国民性话语精英层面的完成，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则标志着大众舆论层面的完成。１９世纪西方在中国人身上观察到各种特点，其描述复杂、混乱，甚至相互矛盾，它们的作用不是使西方视野中中国人的性格形象越来越清晰，而是越来越模糊；不是使西方人能够轻松地把握中国人的性格，而是越来越感到无所适从了。《中国人的性格》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结束了这种难堪的局面。在明恩溥归结的中国人的２６种特征中，中国人的性格形象似乎清晰了，可以把握了。”
正如梁启超所言，西方列强想征服东方国家的时候，其议院、其报刊天天都在嚷嚷那个国家政治如何腐败，纲纪如何紊乱，官吏如何渎职。西方列强想奴役一个人种的时候，其议院、其报刊天天都在嚷嚷那个人种性格如何野蛮犷悍，教化如何堕落黑暗，风俗如何腐化糜烂。在这种强大的舆论攻势之下，全世界的仁慈之士都想施之以拯救之恩，蛮霸之士都想趁机征服之、奴役之、改造之。
这些坐着军舰登陆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们，不可能不按照西方的需求说话。在持续几百年的庞大的殖民工程中，他们的功能是扮演仁慈之士的角色，天天炫耀上帝之光。实际上，每一个来华的西方人，既是“仁慈之士”，也是“蛮霸之士”。
对于被征服者而言，当他们遭遇改造灵魂的恩德时，跟遭遇屠杀、掠夺和奴役同样侮辱、同样痛苦。被改造或者被役使，是被征服者不得不面对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奴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