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一度打算题名为“国民性批判与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危机”。后来由于写作计划有所变更，这个书名就显得不合适。于是更名为“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困境”。
国民性批判，本来就是文化领域的问题，而当代中国在应对全球化运动时遭遇的许多困境，其根源至少一部分就隐藏于五四以来错误的文化认识、文化选择之中。
我原打算讨论而又未及展开考究的政治认同危机问题，一方面固然缘于现实中的利益博弈；另一方面，恐怕也与五四以来日益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有关。所以，现在的书名更为合适。
一直到接近书稿交差的最后日子，我忽然决定，将原书名降级为副标题，正题改为“中国的疼痛”。我对这个书名很满意。它准确表达了我最近几年阅读活动中的心理感受，同时似乎也准确表达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被蹂躏、被撕裂的痛苦命运。
我在阅读美洲印第安人、南太平洋毛利人、非洲人、印度人、中国人面对欧洲人的殖民掠夺与屠杀节节失败的悲惨历史时，那种疼痛感几年之后依然滞留在脑神经中。对于中国的失败和乱局我当然会关注得更多。从魏源林则徐，到康有为梁启超，到鲁迅陈独秀，他们伴着民族失败和文化衰亡所体会到的绝望和痛感，深深感染了我。他们中不少人不只是用精神，而且真正用自己的身体承受着这样的灭亡之痛，梁济、王国维的自杀即是极为突出的例子。梁启超大病初愈时，散步中听说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政治新闻，回到家中复又卧床不起。三·一八惨案后，鲁迅两天两夜无法吃饭睡觉。
《中国的疼痛》并没有充分展现上述精英人物的有关内容，因为我更多地关注的是民族机体的整体命运。我试图在两组关系中，探讨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博弈，当然，我只展示这种权力博弈在文化领域的表现。
第一组关系是欧洲殖民者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权力博弈；第二组是中华民族内部上流社会精英群体与下流社会草根群体之间的文化权力博弈。这两组群体的权力博弈存在着互动关系，而文化权力的博弈又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博弈相纠缠，它们相互影响，相互牵扯。殖民者的出现，可能加强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却严重破坏了我们社会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认同，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重新分化、组合中，不同的群体在文化上也难免产生抵触甚至对立。近代中国之所以如此动荡，之所以有如此多元甚至对立的文化理想和文化选择，如此自觉的“阶级斗争”，跟欧洲殖民势力的文化侵略和文化霸权密切相关。
总之，在欧洲人所进行的殖民侵略和全球化（殖民的另一种方式）掠夺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与文化经受着惨绝人寰的撕裂之痛。这种持续两百年的疼痛导致了中国不同群体之间深刻的认同危机。本书仅从文化博弈的角度，对这种全方位的权力博弈和认同危机，作了一些粗浅的描述。
文化认同和利益认同的危机，迟早会以政治认同危机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包括文化权力在内的一切权力的博弈，最终都要体现为政治权力的博弈。中国社会未来几十年中，真正的隐患也许就在这里。最近多次听一位前辈学者说，这是一个大分化的时代，就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样的大分化时代。这位前辈学者的现实感受，似乎比我所说的“隐患”要强烈得多。
两百年来被撕裂的疼痛，消耗着民族的膏血，也积聚着某种精神能量。这种能量有可能导致新生，然而也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撕裂。一位患脑肿瘤的朋友曾经跟我说，在开刀以前，他以为切除肿瘤是最大的疼痛；切除之后，他以为化疗才是最大的疼痛；化疗失败之后他才知道，最后的崩溃才是最大的疼痛。
好在民族肌体与个人不尽相同。人只有一死，民族却可能在“九死”之后获得“一生”。柳暗花明的希望总是有的，这才是我们言说的价值所在，也是我们所有言说的期盼和旨归所在。
在研究过五百年殖民史之后，在对全世界的多种文明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比较研究之后，我深深地确信，中国人民是地球上最善良、最敦厚、最伟大的人民。殖民势力和五四前贤关于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描述和批评，纯属无稽之谈。中华民族背负这样的诬陷和自虐崛起于世，再一次证明了中国人民的善良、敦厚和无可比拟的文化力量。去年秋天我为生我养我的村庄写过一篇散文，结尾云：“走遍天涯我只想与你相依为命，三千大千世界你是我唯一的家。”此刻我想将此言送给我的族和我的国。
在最近几年的阅读范围中，近代人物与我心理最为贴近的是梁启超。他对于这个伟大民族深入骨髓的深挚感情，堪称感天动地。他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伟大热情，他寻找民族复兴之道、指引民族前进方向的坚定信念，都是这个民族内在精神力量和文化力量的表现。我选择梁启超的一段话作为本书题词，实在含有深意和深愿。兹将此话作为本序言的结尾，再一次与读者朋友分享：
“於兮，美哉我国！於兮，伟大哉我国民！吾当草此论之始，吾不得不三熏三沐，仰天百拜，谢其生我于此至美之国，而为此伟大国民之一分子也。……吾欲草此论，吾之热血，如火如焰，吾之希望，如海如潮。吾不自知吾气焰之何以喷涌，吾手足之何以舞蹈也。於兮！吾爱我祖国，吾爱我同胞之国民！”
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０日北京北小河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