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是什么？经验不是指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你周围、被你所感知的那些事，它取决于、表现为你如何处理这些事。
我们说一个人有经验，就指的是他或她会处理这些事。
但这是就一般意义上的经验而言的；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哪些独特的、一次性的、无可比拟的经验；于是我们又发现，几乎所有的经验都是独特的、一次性的，而且你的处理方式也是独特的、一次性的和无可比拟的。
这里首先需要的就是要使自以为很熟悉、很习惯了的经验陌生化，于是才有惊讶、才有不理解，不知如何下手，才有进一步的深思。
我几乎认为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国度的人的最可怕之处，就是把一切都习以为常了；这里特别指的是那些大话，那些豪言壮语，那种惯常了的思维方式与话语方式。
我专门写过好几篇《“文革”话语研究》，想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种话语方式清理一下，不仅指那些早就为人们所熟悉了的诸如“造反”、“打倒”、“彻底”、“火烧”、“受蒙蔽如何如何，反戈一击如何如何”之类的词语，也应该包括那种特有的声调与语气。“文革”时，许多群众组织的大字报和播音员都模仿过那种几乎可以说已成为了某种象征的语气与声调，我本人也写过不少那样一种口气的大字报和传单。
2002年，许多自以为平常不过的经验又一次地让自己感到惊讶。
首先，新一期的《粤海风》上说“南京是中国最伤感的城市”，就这一句话，竟让我久久无法自制，甚至热泪盈眶，历史的画面飞速从脑际掠过，而且都与“伤感”联系在一起。
其次，2月11日的《参考消息》上刊登出了苏联的解密档案，里面说1940年屠杀一万五千名波兰人士的“卡廷惨案”是贝利亚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实施的，在命令上签名的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加里宁、卡岗诺维奇等，全部材料被编在政治局编号为1的档案中。这条消息让我惊讶得喘不过气来，尽管我早就知道了这一惨案的事实真相。天啊！ 这曾是些多么光辉夺目的名字，怎么竟会是这样？这些人可曾想到过这些档案也会有解密的一天？
再次，2月22日，美国总统布什在清华大学作了演讲，那种在价值观上的自信与坚定让我们又一次领略到共和党的魅力；哪怕就是纷纷遭到别人的质疑，他仍然会说“Iknow whatIbelieve， Iwillcon tinue toarticu latewhat Ibelieveand Ibelievew hatIbe lieveisright”，翻来覆去就是这样一个词“believe”(相信、信仰)。在这样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怪不得世界各地的保守势力从新世纪一开始就做出准备大干一场的样子，其中就包括这位小布什，还有日本的小泉纯一郎、意大利的贝鲁斯科尼、奥地利的海德尔，甚至就连法国的勒庞也来势汹汹。
还有，3月16日晚，在凤凰中文台的“鲁豫有约”中，鲁豫采访了当年那篇几乎让所有的人都“误入窄路”的《生活的路为什么会越走越窄》的作者“潘晓”；现代的人可能已经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但对于正在读研究生的我和那一代大学生而言，这篇文章所激发的全国大讨论几乎就发生在眼前。但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潘晓”
是两个人(潘祎和黄晓菊)，更没有想到此文的发表完全出于《中国青年报》的有意安排。报纸组织、安排了这篇文章，最后的结果不但把全国的热心人都拖入一场大讨论，而且让这两个人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吃尽了苦头，想来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这一年的“世界杯”由于有中国队的参加，所以格外引人关注；最后的“四强”是巴西、土耳其、德国、韩国；中国队在三场比赛中连一个进球都没有，而韩国队在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后的恣意挥洒，更是让人对亚洲足球的未来失去了信心。
让我自以为不会吃惊，其实还是惊讶不已的一件事就是8月25日的《报刊文摘》上有一篇《想起了施罗德》的小文章，里面说德国总理施罗德与妻子合住两居室的小屋，继女要是来了，就在床边另支一张床，三人睡一个房间，而且只要他是因私外出，就一定会乘火车，而且是二等车厢，每周只雇佣一次清洁工，买菜、下厨、熨熨衣服之类的事都由他妻子承担。在读这篇小文章时，我一直在与脑子里的“虚伪”与“活该”进行着斗争，最后用“这只是个案和特例”说服了自己。
我觉得我自己也已经如施特劳斯所说的那样沦落到了这种地步：在小事上理智而冷静，在大事上却疯子似地赌博；最后零售的是理智，批发的则是疯狂。
什么是小事？什么是大事？什么是理智？什么又是疯狂？
这一年，我们几个人和我的家人去了贵阳、青岩、遵义、镇远、武汉、同里、周庄、杭州、上海等地，一路走去，见到了各式各样的大标语，比如在武汉付家坡长途汽车站，就写满了“以爱心对旅客，以真心对集体，以责任心对工作”；“真心换舒心，细心换顺心，诚心换放心，爱心换开心”；“用质量建立信用，靠服务造就品牌”；“带上我们的微笑，诚心诚意；留下你们的满意，诚恳诚实”等等的标语，但服务质量到底怎么样呢？我不说，大家心里其实都明白，问题只在于早就见怪不怪了。
世界上最好听的话都被说尽了，就如“文化大革命”时把“天大地大、爹亲娘亲”这样的比喻也糟蹋了一样，我们不得不以自己的沉默来抗拒自己的失语。
在另一个地方，赫然触目的是“不爱岗就下岗，不敬业就失业”的标语。
在武汉，见到了老朋友、苏州大学的蒋国宝，正是他，提出要把我调到苏州大学，使我一直就潜伏在心底的蠢蠢欲动之心再一次有了实现的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来到了上海。
那一年我五十五岁，是可能调动的最后界限了；就如一个长途跋涉者，当他身边停下一辆车，司机告诉他这是最后一班车时，他通常的反应就应该是先上去再说，至于能拉到哪里，可以暂且不管。
这一年6月，因为我为萨拉玛格的小说《失明症漫记》写了一篇“中文版序言”而被葡萄牙文化交流中心邀请到澳门，住在前总督的别墅里；夜深人静，看着头顶上飘扬的葡萄牙国旗，才真正体会到不知谁说的“Ilovemy homeland， butonl yfroma far”的意味；1996年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我也有过这种感受。
留在海南的，就是我无尽的情怀和那套“海南大学人文丛书”，我的书名就叫《经验之为经验》，萌萌的是《情绪与语式》，余虹的是《艺术与精神》；而他们两位，已经在世界的彼岸，同情地俯视着我们在人世间的碌碌无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