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每个人所享有的非基本的权利，应该因其贡献的不平等而相应地不平等；但是，这种不平等必须仅仅是一种现象，它必须体现出一种平等，这种平等就是，每个人享有的权利与其贡献的比例完全平等。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权利分配的不平等才是公正的。否则，任何权利分配的不平等都是缺德的。我们把这个原则叫做比例平等。
然而，为了达到这种比例平等，在权利分配过程中，那些权利享有比较多的强者，要给权利享有比较少的弱者以相应的补偿。近年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都一再地讲给弱势群体以补偿，叫做“关注弱势群体”。为什么呢？
因为贡献大的人，能力强的人，他作出的贡献大，所以他享有的权利应该多；能力小、贡献少的人，弱者，享有的权利应该少。这没有问题。但是，仔细想一想，能力强的人为什么做出了大的贡献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较多地利用了、使用了强者和弱者共同创造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源既然是弱者和强者共同创造的——创造这个资源不容易啊——那么强者较多地使用了社会资源，就侵占了弱者的权利，所以，在第一次分配之后，应该通过个人所得税和高额累进税等等，从强者的所得中再拿出一部分权利归还给弱者。这就是罗尔斯所讲的差别补偿。
比如说，歌星是强者，他作出的贡献大，这不容否认，而歌星一场演唱会的收入也动辄数万。但是歌星之所以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是因为他较多地使用了社会资源。一场演唱会可是成千上万的观众哪！我王海明讲课，这才有多少人啊？而社会的舞台，是我和歌星共同缔结的，是农民、工人与我们共同缔结的。我王海明只有百十个人听课，对社会资源利用得比歌星少。农民与工人，芸芸众生们对社会资源的使用就更少啦！歌星较多地使用了这些社会资源，就侵占了那些较少利用社会资源的弱者们的权利。因此，歌星应该给弱势群体以权利补偿，亦即退还他所侵占的弱者的权利。
诺齐克等人反对这个权利补偿原则，他们说：这个原则岂不是奖懒罚勤吗？如果我懒惰因而不利用社会资源，我就不交纳对弱势群体的补偿，甚至我还会得到补偿。那么，我王海明就不写东西了，我就玩去了，我就什么也不交！
可是，我一劳动，我一玩命地干，我还得交税，这不是不合理吗？合理得很！因为你要是玩去，你就没有利用社会资源，所以你就不应该交税了；但是，你要是写东西，你一玩命地做工作，你就利用了社会资源，你就应该交税啊！所以你越勤劳就越应该交税，越懒惰就越不用交税。为什么呢？因为你懒惰，你对社会资源利用得少，你勤劳你对社会资源就利用得多。利用得多，那么你就侵占了弱者的权利，你就侵占了懒惰者的权利，那么你就越应该给懒惰者以补偿。
这不是鼓励懒惰吗？是又怎么样呢？我懒惰，我也参加了社会的缔结啊！你现在补偿我的权利，那是我的人权！你管得着我懒惰吗？我这人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将供嘴”。我就是没你那么贪！我懒惰，我吃点儿就行了！我打一两个苍蝇，弄饱了就行了，我不像你整天想吃山珍海味！
然而，任何道德原则，不管多好，有时也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如诚实和救人就常常发生冲突。就像康德举的那个冲突的例子，要诚实就不能救人。
那么，当人权完全平等原则和非人权比例平等原则发生冲突时，该怎么办呢？
人权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具有优先性。举例说，在物质财富极其匮乏的社会，如原始社会，你如果遵循非人权权利比例平等原则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那么，就会有一部分人饿死，享受不到人权，因而违背人权完全平等原则。相反的，如果遵循人权完全平等原则，那么，社会财富的极端匮乏势必导致平均分配，从而多劳者便不能多得，就违背了比例平等原则，侵犯了有大贡献者所应该享有的非基本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
显然应该平均分配，从而违反比例平等原则而侵犯某些有大贡献者的非人权权利，以便遵循完全平等原则而保全每个人的人权：人权是神圣、优先、不可侵犯、不可剥夺的。所以原始社会做得对，它是完全平均分配。达尔文讲，他们到火地岛原始人群考察，送一条毛毯给他们。酋长就把它撕成了一条一条，每个人一个小布条。每个人这么一个小布条有啥用呢？没啥用。但是，按照人权完全平等原则只能这样分割毛毯：人权完全平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它是公平的、正义的，那么，在这个社会里，只要有一个人穷得穿不上裤子从而没有享受到人权，任何人便都不应该有好裤子从而享有非人权权利，哪怕你是总统，也不应该穿好裤子而享有非人权权利。
当然，人权的神圣性、优先性、不可侵犯性也不是绝对的，它也是有条件的。如果一个人完全脱离了社会，那么他就无所谓人权；如果一个人侵犯了他人的人权成了杀人犯，那么他也就不应该享受相应的人权了。人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相对于其他人的非基本权利来说的。
可是，为什么一个人不论多么渺小，他的人权也优先于另一个人——不管他多么伟大——的非人权权利？这是因为，正如罗尔斯所说，社会不过是“一个目的在于增进每个成员利益的合作体系”。每个人都是这个合作体系、合作集体的一个股东。在这个大集体中，毫无疑义，贡献多者所享有的权利应该多，贡献少者所享有的权利应该少。但是，一个人的贡献再少，也与贡献最多者同等的是缔结社会的一个股东，因而至少应该享有最低的、起码的、基本的权利，即人权。反之，那些有大贡献者的贡献再大，也完全是以社会的存在为前提的，因而也就完全是以每个人缔结社会这一最基本的贡献为前提的。所以，有大贡献者究竟应否享有非基本权利，也就完全应该以每个人是否已享有基本权利为前提。一句话，每个人的人权、基本权利之所以是优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因为赋予这一权利的每个人参加缔结社会的这一基本贡献，优先于、重要于任何其他贡献。
人权完全平等与非人权权利比例平等，不过是权利平等原则的两个侧面。
合而言之，可以得出结论说：一方面，每个人因其最基本的贡献完全平等——每个人一生下来便都同样是缔结、创建社会的一个股东——而应该完全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完全平等地享有人权，这是完全平等原则，亦即所谓人权原则；另一方面，每个人因其具体贡献的不平等而应享有相应不平等的非基本权利，也就是说，每个人所享有的非基本权利的不平等，与自己所做出的具体贡献的不平等的比例应该完全平等，这就是比例平等原则，就是非人权权利分配原则。
这就是权利平等总原则的两个方面，这就是平等总原则。它之所以被称之为平等总原则，乃是因为从中可以推导出一系列更为具体的平等原则，如政治平等原则、经济平等原则和机会平等原则。这些平等原则在一切公正问题中无疑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平等是最重要的公正。而公正是人类最重要的道德，是社会治理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因此，说到底，平等原则便是人类最重要的道德原则，是社会治理最重要的道德原则。然而，公正还不是完美的社会治理的道德原则。大家想想，公正要求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显然是不完美的。
谁能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公正境界是一种完美的道德境界？因此，公正和平等只是社会治理的最根本、最重要的道德原则。那么最完美、最高的社会治理原则是什么？是人道和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