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佛教的衰落表现在教理荒芜、教制松弛和教产攘夺等许多方面。在教理方面，近代佛教在走向民间与世俗信仰相融合的同时也日趋与鬼神迷信等群众的落后观念相结合，修行求解脱的佛教逐渐演化为专事各种忏法、专做各种法事以求福消灾或超度亡灵的佛教，一些僧尼甚至从信奉佛教转为以佛教为谋生的手段，因而也就谈不上对佛教作理论上的探索了。在教制方面，佛教存在着滥剃度、滥传戒、滥住持的所谓“三滥”的严重状况，许多僧尼不守戒律，徒有出家之名而无学佛修行之实，有的甚至游手好闲，生活腐化，教团中门户之见也相当严重。在教产方面，近代以来，各地寺院虽然仍有较为厚实的经济基础，但鉴于当时佛教的衰败无用和少数住持占寺产为己有，各地侵占寺产的事件时有发生，寺产的被侵夺使奄奄一息的佛教更趋衰落。
面对佛教的种种衰败景象，太虚法师等许多佛教界人士大声疾呼革新佛教，并结合时代的需要而发起了佛教的复兴运动。欧阳竟无等一批居士佛教学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令人瞩目。而谭嗣同、章太炎等思想家出于变法或革命的需要而对佛学的研究和阐扬，也在客观上大大推动了近代佛教的复兴运动。
近代佛教文化的复兴，表现在许多方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许多佛教僧侣、居士及有影响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都积极致力于佛学研究；二是在杨文会创办金陵刻经处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刻经处或佛经流通处，佛书大量出版，佛经重新流通；三是各种类型的佛学院在南京、上海、武昌、厦门、北京等地先后创办，为近代佛教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僧伽和佛学研究人才；四是各种佛教组织和佛学研究团体大量涌现，一些佛教团体所办的学校、医院等社会慈善事业也有相当的发展；五是上百种佛教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出版；六是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在这个时期也相当活跃，许多僧人前往印度、日本、斯里兰卡等地求法学佛，回国后为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
佛教文化在近代得以复兴，与不少思想家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力图从佛学中寻找政治变法或社会变革的思想武器有密切的关系，与佛教本身强调“无我”、“无畏”、重视“度人”和主体精神的作用等特点也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佛教“万法唯识”的理论可以被改造发挥为在变革社会的过程中高扬自我意识，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在近代复兴的佛学中法相唯识学成为最突出的显学，而面向现实社会人生的“人间佛教”则成为近代佛教文化思潮的主流。
２．佛教研究的团体与人物
近代佛教文化的复兴与佛教研究团体和佛教教学机构的大量出现以及许多重要人物积极投身于佛学研究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诸多的佛学院和佛学研究团体中，以武昌佛学院、支那内学院和韩清静主持的三时学会在近代佛教史上的地位最为重要。武昌佛学院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上最早的一所正式的综合性的佛学院，由太虚法师１９２２年创办，数十年中，为近代佛教的振兴培养了一大批新型的佛学研究人才。近代以来僧界的一些有学问的法师，不少都来自这所佛学院，他们成为近代佛教史上弘扬佛法的重要力量。支那内学院是佛教居士欧阳竟无１９２２年在金陵刻经处的基础上创办的。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以僧人为主不同，是以佛教居士为骨干的佛学教研机构，它在讲、研佛学和编刻佛经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并以对法相唯识学的教学和研究着称于世。
梁启超、汤用彤、梁漱溟等近现代史上的着名学者都曾在内学院学习过。支那内学院对近代佛教文化的复兴是起了巨大作用的。三时学会是由佛教居士韩清净等人于１９２７年在北京成立的研究法相唯识学的学术团体，与欧阳竟无在南京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南北呼应，成为北方研究法相唯识学的中心，时有“南欧北韩”之称。三时学会与支那内学院一起，共同推进了近代佛教唯识学的研究和唯识学的复兴。
在近代佛教文化史上，从事佛学研究的或对近代佛教文化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的是专治佛学的，有的是兼治佛学的；有的是治佛学而又信仰佛教的，有的是治佛学却并不信仰佛教的；有的是作纯学术的研究，有的是作掺杂了一定信仰成分的学术研究，还有的则是为了从佛教中寻求变法或革命的思想武器而研究佛学的。而站在佛教立场上研究佛学的，也有以振兴佛教为己任的僧侣的研究和立志在家护持佛法的居士的研究之区别。这些佛学研究的人物，很多都在近现代佛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中重要的思想家有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杨度、章太炎等，重要的僧侣学者有敬安、谛闲、应慈、圆瑛、弘一、曼殊等，重要的居士学者有欧阳竟无、韩清净等，重要的学术研究专家则有陈垣、熊十力、胡适、吕澂、汤用彤、梁漱溟等。这些佛学研究者对佛学的不同研究，从不同的方面为近代佛学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更新与发展及佛教文化的复兴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３．革新运动与人间佛教
近现代中国佛学的复兴与佛教的革新运动有密切的关系，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发展及其特点与“人间佛教”也紧密相连，而佛教革新运动和人间佛教的提倡与推行，又与近代佛教史上的着名高僧太虚法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近代以来许多受革命思想影响的思想家、僧侣和居士都大声疾呼革新佛教。太虚受时代革命思潮的影响，也欲以“佛化救国救天下”，立志“根据佛教的真理，适应现代的国家和社会，使颓废的佛教复兴起来”。他于１９１３年正式提出了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的口号，号召重视人生，兴起了佛教革新运动，在其后数年内，他又写了《整顿僧伽制度论》等许多重要的文章，补充和完善自己的佛教革新思想，并提出改革佛教的具体主张，倡导建立新的僧团制度，推进“佛教复兴运动”，这在佛教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并对近代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太虚本人也因此而成为近代佛教革新和复兴运动的领袖人物。
太虚倡导的佛教革新运动虽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但佛教革新运动所提倡的“人间佛教”的基本精神却对近现代佛教发展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太虚在倡导佛教革新、推动佛教复兴的过程中，曾写下了许多文章并发表了大量的讲话，积极提倡建设“人间佛教”。所谓“人间佛教”就是在人间发扬大乘佛教救世度人的精神，多关注现生问题，多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致力于推动人类的进步和世界的改善，建设人间净土。在提倡人间佛教的时候，太虚特别强调了建设人间净土。他认为，当下的人世间确实是不完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离开这个恶浊之世而另求清净之世，相反，人们应该努力改造这个不完美的世界，致力于在人间创造净土。他强调，净土是要人创造的，把当下不完美的人间创造成净土是可能的。
太虚所积极倡导的建设人间佛教、人间净土，就其实质而言，就是要把出世的佛教改造为入世的佛教，把佛教的出世法与世间法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而这其实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大乘佛教入世趋向特别是唐宋以后中国佛教入世化、人生化倾向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太虚倡导的“人间佛教”，不仅在当时就引起强烈反响，而且对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太虚以后的中国佛教可以说正是一步步逐渐走上了“人间佛教”的道路。
不难看出，近现代佛学的复兴无论从其变革社会的初衷、对法相唯识学的复兴，还是人间佛教的提出，都带有强烈的入世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