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这是一篇“译后记”，翻译的是刘易士（Ｃ．Ｓ．Ｌｅｗｉｓ）的Ｍ犲狉犲犆犺狉犻狊狋犻犪状犻狋狔，我把它译为《基督教真义》。当时是应《文化：中国与世界》之约翻译的，译完后才知台湾已有中译本，加上当时的背景及所发生的种种变故，译稿便不知去向了。
基督教的问题几乎是西方哲学中一个最重要但又严重被我们所忽略或歪曲了的问题。在所有关于文化的讨论中，离开了各种文明中的宗教形态，都是不完整的。与此相关的，我在《读书》上还发表了一篇《关于上帝的对话》。这一年５月，在风雨飘摇中，我在陕西师大的学术报告中就专门讲的是宗教与上帝的拯救问题。
任何一种文化的标志都是宗教性的超越或拯救。此刻的我们又当何为？
宗教指向人性的弱点
——《基督教真义》译后记
１９８８年夏，美籍教师海伦·阿特金森小姐（ＨｅｌｅｎＷ．Ａｔｋｉｎｓｏｎ）离华前夕，送给我一批她携带的书，其中就有这本《基督教真义》（Ｍ犲狉犲犆犺狉犻狊狋犻犪状犻狋狔）。在书的扉页上，阿特金森小姐写道，她不是一名基督徒。但她认为要了解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就必须了解基督教。这本书的作者刘易士（Ｃ．Ｓ．Ｌｅｗｉｓ）先生是剑桥大学的一位颇负盛名的研究中古及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教授，一生着书二十多部，被认为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一位最富创造性的基督教作家。多罗西·多赫（ＤｏｒｏｔｈｙＤｏｈｅｎ）在《大众福利》（犆狅犿犿狅状狑犲犪犾）一书中说，刘易士这本书给我们的是“一笔充实的遗产和一个可亲的基督教”。正是出于好奇，加上作者亲切宜人的口气和通俗易懂的文字，我才一边读，一边译了起来。但在译的过程中，我却着实地感到犹豫。我觉得上述原因并不足以构成我要翻译出版它的“充足理由”，哪怕说这本书有多高的学术价值也不行——况且我自己就怀疑能不能用“学术价值”这样的话。
但一本书要是没有了“学术价值”，特别是如果满足不了“时代”的需要，与人们的普遍心态又不相吻合，出版它干什么呢？
我被迫着说服自己。说服自己的过程也就是对自己重新加以清理的过程。
宗教是个被大大模糊了的概念。就我个人而言，我最感兴趣的是宗教中的神学问题，亦即这本书第四卷中所应该涉及的问题。其次是宗教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它主要表现在本书的第一卷中。最后才是宗教向人们提出的道德要求，它构成这本书的第二、三两卷，也许是作者的主要着眼点——当然也就是我最不满意的地方。至于宗教中的迷信成分，我并不认为就专属于宗教。迷信不迷信与对象无关，主要看读者。宗教可以造成迷信，马克思主义也可以造成迷信。迷信天上的上帝比迷信人间的皇上也许更少害处，至少，在天上的上帝面前，凡人是一律平等的。而且，正因为天上的上帝不开口，所以人才怎么说都可以。刘易士教授就反复声明他所提供的解释只是一种说法，而“说法”或“解释”与事情本身是完全不同的。当然，除了“说法”或“解释”还有没有“事情本身”，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可讨论的尖端性的哲学问题，但讨论也无非只是一些“说法”或“解释”而已。所以人们事实上感兴趣的就始终只是“说法”或“解释”。“说法”或“解释”本身所具有的理性标准或逻辑规则就是它所体现出来的有效性或合理性。从这个角度看，刘易士教授在这本书中对基督教所提出的“说法”或“解释”就正是我们的兴趣之所在，至于上帝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是不是真有复活或永恒之类的“事实”，让关心的人去关心好了，一般的读者大可不必死死纠缠住“事实本身”而忘记了去倾听别人的“说法”或“解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越来越贫乏了，这除了我们只想知结论、只想看事实而不注意听取论证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之外，也和我们的哲学不谈真正的形而上学问题，和我们不关心超验之所在密切相关。
因为正是也只有在这一领域，一般的“结论”和“事实”才是真正靠不住的。我们只承认有“未知之物”，不承认有“不可知之物”。这也就是说，我们不承认人的有限性，不承认人性在根本上就具有的缺陷和不足。所以我们总得意洋洋，总得过且过。这种心态限制了我们对人间苦难的意识，而且有这种意识又恰恰是追问超验之绝对价值的最重要的入口处。不追问到底是永远不会想到“不可知”的。不可知并不是不可说或说了无用。比如死亡，从根本上看是不可知的，但它存在，而且非说不可，因为生之困扰、生之意义，全在于有死。我们不大能体会到西方哲人的焦虑，对现象学、解释学、语言哲学的研究也很少能像西方哲人那样作肺腑之谈，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太满足于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辩证法把有限与无限、此生与永恒、相对与绝对之间的“界限”在不知不觉中偷偷抹去。我们感受不到生之大限、思之大限对生的逼迫、对思的追问。中国的传统宗教（如果确可称为儒教的话）始终未能提出“神学问题”，所以也就始终未能使人们的目光超出世俗的皇权或统治者所关心的问题之外。很久很久以来，我们已忘记了，只有彼岸那片开垦不完的“处女地”才只属于思维本身，也只是在那片土地上，思想才能以其自身为对象、为目的，才有真正的思想自由。也许有人对此不感兴趣，认为这种“自由”毫无用处，但中国的问题却恰恰出在不许别人感兴趣上。
但问题还不仅止于此。也正是在这几年，人们才又在朦胧中忽然模模糊糊地感到了宗教或某种宗教情绪的逼进。
宗教或上帝怎么会又成为问题呢？一般的读者是不会从作为一门学问的神学问题、超验之问或绝对价值入手去想问题的。就我个人而言，除了那种永恒的形而上学的冲动或兴趣之外，这和我们在这么多年间有意无意推动着、渴望着的神秘主义倾向密切相关。神秘之感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它能瓦解僵化，能动摇前几十年所强迫灌输给我们的各种近乎神圣的是非观念和真理标准，能给人的思想自由乃至胡思乱想留有余地。我们要的就是“余地”没有了“余地”，也就没有了怀疑，没有了兴趣，没有了思想解放。
但“余地”也可能正是“彼岸”或“超验之域”。这个问题在当时是不及细想的，因为目光还盯在现实的需要或思想解放上。
十年一晃就过去了。一方面，能从政的从政了，能经商的经商了，人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得非常实际——实际到连“放长线、钓大鱼”这样的古训也被认为是夫子之论。但另一方面，全国各地却一下子冒出无数的气功大师，他们发功治病，解人困顿，俨然神仙下凡。我曾参加过好几次这样的带功讲用会，看着成百上千的人在气功师的手势下跟着录音机里的节奏或呻吟，或晃动，或打滚，或叩头，使人真不知今夕何年，身在何处。
物质生活中越充满中国式的精明算计，精神生活上也就越能及时获得最具中国特色的神秘主义的补充。我不是一个不信气功的人，但眼下气功浪潮如此席卷大地，却使人不能不想到传统心态的力量。把佛、道诸教与基督教加以比较以决定谁优谁劣是愚不可及的。但如果你非问：是一个在教堂祈祷、渴望回到上帝身边的人真实（能成功）还是一个在山野苦练相信总有一天会刀枪不入的人真实（能成功），中国人的回答大约是无可置疑的。作为一种文化比较的研究，也许只有深入到这一层次，才算是真正抓住了人的比较。这几年，从对理论的兴趣到文化热，再从文化诸形态的表层比较深入到宗教心理的对比，事情显然大大推进了一步。
与此进程相应，我们每个人也在不断调整着自己与现实的关系。当改革之风吹将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张开双臂捕捉一切带有神秘色彩的感性体验和欢迎所有能使人有所放纵的非理性学说。那时认为这是启蒙的需要。但尼采和弗洛伊德结合在一起，在中国这片永远神秘莫测的土地上呼唤出的却是“吃喝风”和“气功热”，这确实是所有人都始所未料的。于是，那种浪漫的、神秘的、美文学的体验型的“准”狂飙突进式的启蒙运动还未开张就已是强弩之末，那种最初想干预社会、唤醒民心、确立理性原则的使命感也渐渐冷却，对苦难与死亡的体验与对终极价值的关切把我们从“干预现实”的野心中连根拔起。从一个角度看，摆脱时间与历史的纠缠比摆脱某种体制更为虚幻，而且可以肯定说办不到。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更为切近，更为具体，对个人（而不是对国家或民族）来说更无法回避。中国的悲剧在于任何时候总是“遍地英雄下夕烟”，而且所有的英雄都要争着吊死在“政治”这一棵树上。当改变人的观念与改变体制哪个更根本这一现实问题转化为一个古老的人与环境的二律背反的学术问题时，人们发现在这里起作用的不可能是“事实”，而是“逻辑”。而在逻辑上，还必须找到一个既非“人”又非“环境”的，并能包含这两者的“合题”，正如人的最高本质不可能是人一样，文明的本质也不会是文明。尼采和弗洛伊德对文明只提供了一种解释，即生命、意志或本能，相当于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动力因”。但亚里士多德那里还有“目的因”，而且“动力因”和“目的因”都在他的“纯形式”这一范畴之中。“纯形式”是个过于理性化了的概念，在基督教语言中，“纯形式”就是上帝。思想的纯粹形式与上帝的实体性存在既是西方文化的两大系统，也是上千年间引西方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永恒话题。读刘易士教授的这本书，我们就会感受到那种思想的力量与宗教神学的统一。这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思想只属于个人，上帝也只对个人来说才存在，但思想与上帝又分明是最具普遍性、最不专属于某个人的存在。
也许正因为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就一直把个体性原则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所以才发现统一性只能在上帝那里，也许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事实上（我们只看事实）被永远统一在家族、社会、党团这些足以代替“上帝”的组织那里，所以我们才发现要确立个体性原则就必须先摆脱“上帝”。但由于我们事实上又摆脱不了，所以我们既没有个体性，也没有统一性。当西方人对人的力量、对工业文明和历史进步感到绝望的时候，正是他们看上去已似乎获得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也就正是我们想高扬人、想歌颂机器和高速公路的时候。这一现象本身也告诉我们，真正的中西文化比较是不能只着眼于“现实”、事实或价值取向的，它只能归结为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关于人的处境与出路的对话。而在这种对话中，宗教是非加入不可的。在翻译刘易士的这本书的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在于，宗教所提出的问题既是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最琐细不堪的问题，也是人在思维中不得不想，而且一旦想开去就非得追问到底的问题。宗教把西方老百姓所关心的最普通的问题与哲学家所关心的最高深的问题沟通起来，教堂那高高的塔尖使人获得了一个从天上俯视人间和自己的视角。而所谓的“自我意识”就取决于这样一个视角。
刘易士教授已于１９６３年逝世，活了六十五岁。他是否如其在书中所相信的那样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那是一个谁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不太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当他活着的时候相信过。相信本身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人性的不足，但也可能正是人性弱点的暴露。问题在于人都有自己所相信的东西，差别只在涉入生存的深度，而且越深，你就越会发现之所以相信，就在于它没有道理。所以宗教指向人性的弱点，反过来，人性也显现宗教的弱点。我们就处在这两者之间，也许克服了一个，另一个就是完美。而我翻译这本书的真正动机，却在于不想完美。我还克服不了我自己，还不能那么平和，所以一边翻译，一边与作者争吵，一边与自己过不去。
原载《社会科学动态》１９８９年第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