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应邀就任奥洛夫·帕尔梅客座教授一职，任期一年，这是瑞典议会为纪念该国杰出政治家奥洛夫·帕尔梅首相而专门设立的职位。２月１４日在皇家科学院发表就职演说，接着参加为此举办的盛大招待会。任职期间，为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学生开设“西方哲学在中国”等课程。
４月下旬到布拉格，参加由查尔斯大学中文系举办的关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国际研讨会。６月初在英国牛津大学，参加主题为“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的学术研讨会。应邀赴美国，９月１０日在狄金森学院作９·１１事件两周年纪念讲演。
知识界到底在争论什么？
《改革内参》２００１年第８期上程世则先生的文章《论争还缺点什么》，对于近几年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发展方向的争论作了评论，他说，“这场关于当下迫切现实的论争带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性”，“我们触目所及的却多是自己良心在怀、真理在手的排他式心态。不管多么阵容鼎盛，多么声势浩大，多么富于现实责任感，论争的内容都注定是贫乏的”，他最后呼吁知识界要反省“自己的人格方式、道德方式”。
我承认，中国知识界的争论水平不高，使许多观者不满意。但是，程文没有对他的批评作任何例证，这就很难使人判断，中国知识界在争论中国的大问题时是否真如他所说的那样，表现得认识水平和道德水平都很低。更重要的是，读者从程文中完全不能知道中国知识界在争论什么，无从对争论的是非作出判断，无法由争论引发自己的思考。我觉得，负责任的作者不应该通篇只发空洞的指责，而应当把事实展现给读者，让读者根据第一手材料自己作出判断。
以下根据有限的、与本人有关的文本提供有关争论的一些情况，不敢说全面、准确，但列举的都是原始材料，都注明了出处。
问题一：市场经济和社会不公。转轨期触目惊心的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和议论。分歧之点主要在于，认为问题出在市场经济本身，从而要对其批判和抵制，还是认为原因在于市场没有摆脱旧权力体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规范，因此出路在于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有人说：“在到奴役的道路上，资本自由化看起来是加剧了特权阶层的特权，增加了奴役而不是民主。”同一论者还说：“正像如果我们不想让几个财团垄断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共同资源，垄断了价格、雇工和市场，进而心安理得地奴役我们，并造就一个有钱人因过剩而不买，大多数人则买不起的反市场的经济危机，我们就必须为工人阶级，为中小企业，为农民争取权力。”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再多再严重，也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走，决不能走回头路，决不能返回衣、食、住、行都被人包办，种什么、造什么、卖什么都得等上级指示的那种日子。”并主张，“第一，要搞真市场、真正的自由竞争，要使规则公正，人人遵守，要把权力遂出市场；第二，要依靠法治，完善法制，例如，通过修宪保护合法的私人财产，通过立法缩小贫富差距，依靠法律惩处腐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二：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
有人反对中国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认为这样就是把中国纳入不公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依靠剥夺和奴役其他国家发展起来的，它们现在也和殖民地时代一样主宰着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的生存一天也离不开而且每天都要再生产两极分化的全球等级结构”。还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只能是一种不平等的发展，甚至是自杀性的发展，因为“现代技术与落后的资本主义发展灾难性的结合，无论是对于人民还是对于环境，都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其严重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殖民主义时代”。论者的结论很清楚，第三世界国家现在的唯一任务，就是开展全球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种现在发展是自杀，不能在一国发展，先革命，后建设的论调是极其荒谬和危险的，它只会使后进国家耽溺于世界革命的幻想和狂热中，在经济上永远落后，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在最近二三十年，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上有飞速发展，这充分说明，在全球化时代挑战与机遇并存，能否发展，事在人为。克服经济发展中的负面效果（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也是事在人为，不必抱悲观宿命态度，在这方面，国际合作也是有益的。”问题三：关于中国国情。有人想要证明中国社会现在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外国资本在中国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当然决非易事，论者所能说的是：“在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导致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和三资企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时候，我们也已经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思考的出发点不是现实，而是理论，“为了把西方左派关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知识和概念运用到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国情进行变形和套裁，使之适合于当代西方新左和新马的分析框架”。虽然中国的市场因素在增长，大城市中社会心理、消费习惯的资本主义倾向在发展，但从经济成分、投资比重、就业结构，以及私有制在宪法和法律中的地位等各方面看，从总体上说中国还不是市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把中国说成是市场社会，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其结果是把批判的视线从中国社会内部引开。”问题四：如何看待“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革”等等。有人对于批判“文革”中和“文革”前的极左路线不满，赞扬人民公社说：“１９５８年后建立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虽然不如今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灵活，但也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础：首先，土地的集体所有，为乡村的民主自治切切实实创造了有利的前提……其次，现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双层经营，并非简单地分田单干，乡村公共建设、产前产后服务等集体层更趋重要，各家各户在为乡村公共财政交纳税费时，必然同时要求政治参与监督，从而为乡村民主自治提供了物质利益动机。”此人还鼓吹“大寨经验”，说“鞍钢宪法”和目前西方最先进的“后福特主义”一脉相传，是西方人从毛泽东那里学去的。他甚至提倡要“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公然歌颂“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今天，我们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这种观点被另一些人驳斥，有人指出，对“大跃进”等等的赞扬与提倡，基于对过去历史真实的不了解，“时下某些学人从预设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的想象附丽于历史，以某种理想化的态度来构筑过去”。
问题五：如何看待８０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人要否定和清算８０年代的批判和启蒙话语，说那是“在启蒙话语中沉湎的知识分子对西方话语无条件的臣属位置和对于现代性的狂热迷恋”瑏瑢，有人把当代对启蒙、理性、民主、自由的提倡和追求追溯到“五四”而加以否定：“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大体上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移植，西方的启蒙话语中同时包含了殖民话语，而五四那一代学者对西方的殖民话语完全掉以了轻心，很多人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接受了殖民话语……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曾经是一个殖民地国家，那么我们也应该正视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和认识论曾经被半殖民的事实。”瑏琐与之相对的立场则扞卫启蒙，扞卫８０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认为进步的知识分子在这两次运动中并不是简单地追随西方话语，而是基于中国现实条件，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推动思想解放运动，这两次启蒙虽然不能说完全失败或半途而废，但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启蒙是未尽之事业。
问题六：中国的现代化。西方自近代以来一直有对于现代化的批判，在当代，这种批判更猛烈、更系统，中国知识分子中把西方质疑和反对现代化的思潮运用于本国者不乏其人。有人认为，中国现代化受阻和受挫的问题不存在，中国面临的危险是重新变成殖民地：“与其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后殖民的时代，不如说是一个新殖民的时代。”诸如“与国际惯例接轨”、“市场机制”、“竞争机制”等都是殖民话语瑏瑥；在人权、市场经济、知识产权等问题上，中国应有自己的标准，以便“从根本上去挑战和拒绝西方权势话语”瑏瑦；这种立场把“自由、民主、多元、作家的独立性等概念”全都当成“资本主义观念”瑏瑧。更时髦、更精致的做法是不讲现代化，而是谈“现代性”，有人主张，具有正面价值的是对现代性的批判而不是肯定：“现代性的冲突结构恰恰是现代性迄今仍然具有某种活力的原因，但是，这种内在活力恰恰来自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冲击本身。”瑏瑨不同的观点认为，我们应当警惕西方理论进入中国发生错位，西方的理论产生于与中国大不相同的条件下，一种理论在西方是激进的、批判性的，在中国的国情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是保守的。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一直矢志不渝地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弊病对中国并不是现实的严重问题。
我以为，仅从以上随手引证的材料就可以看出，争论涉及了中国现代化，改革开放的许多重大问题。程世则先生怎么会无视那么多丰富的材料，作出严厉但空洞的批评？仔细读他的文章可以发现，他实际上是站在争论的一方批评另一方。
其实，同意一方的观点，坦率、尖锐地批评另一方，完全是可以的，用不着做出中立、公允的姿态，说许多云山雾罩的话，让读者大费心思、受到误导。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如果要使讨论和争论富有成果、提高水平，每个人都应该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态度。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