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家书和日记来读，感到神清气爽、心心相印。我把他当兄长，写下一些回应的话，抒发自己的思绪，这些文字使我的心灵恬静而澄澈。
时至今日，我仍与哲学为伴，我想从中得到的不是名声，而是智慧和宁静。
现代与传统
研究西方哲学使我从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８８年在牛津大学生活了两年。任何一个到过牛津的人，都感叹这里是最适宜读书和思考的地方，不论是高耸入云的教堂尖塔，还是举世闻名的波德林图书馆的穹形圆顶屋，都散发着精神文化韵味。赖尔、奥斯汀、斯特劳森的精深思想使得“牛津学派”在２０世纪的哲学史上成为精彩的一章，而艾耶尔、达梅特的独创性见解使牛津以分析哲学的重镇闻名。我就是冲着达梅特来牛津的，那两年我在他的指导下辛勤工作，并有幸在斯特劳森退休前听完了他最后一次上“哲学导论：分析和形而上学”。
在学术上大开眼界和获得丰收，这在我的预料之中。而出乎意料的是，牛津生活使我有一种新的文化体悟：我对“传统”和“现代”产生了与以前迥然不同的切身感受。
在牛津，人们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对传统的重视、为历史而骄傲。在这座容纳了三十来个学院的小镇上漫步，不时会有一块镶嵌在旧墙上的石碑映入眼帘，上面镌刻的文字是：“女王陛下××××年×月×日为××学院奠基。”当我在不同的学院凝视着那方形的、菱形的、圆形的、椭圆形的如茵如画，整洁如地毯般的草地时，深知校史的英国友人会自豪地告诉我，这块草地有二百年、三百年或五百年的来历。我曾在享有盛名的国王学院拜会一位着名哲学家并共进晚餐，参观校园时他向我指点，哪个地方是本科生的停车场，哪个地方是研究生的停车场，哪个地方是教师的停车场。就餐时，他递给我一套黑袍，长条形大餐桌旁边，每个教师都身着黑袍，正襟危坐，桌上和墙上的蜡烛肃穆地燃着。餐厅另一端，是供学生用餐的低桌（ｌｏｗｔａｂｌｅ），我遥望着一个坐在那里的熟人，他是牛津中国学生会主席。
我因为是被教师邀请而在高桌（ｈｉｇｈｔａｂｌｅ）就座，牛津的传统，即身份观念，把我们隔开了，我们两人只好相视苦笑。
一次去最有贵族气派的基督堂学院拜会友人，受到老年门卫的询问和指引，此公表情之谦恭、语音之纯正，周到的举止中蕴含的大家风度，几乎令人手足无措。在学院的大厅，朋友指着十几幅油画中的一幅说：“那是约翰·洛克，他在本学院任职前后三十多年。”啊，这位大哲学家，近代思想的奠基人，就是在这里思考和写作的！他还告诉我，艾耶尔毕业于该学院，他因学术上贡献巨大，被女王授予爵位。获此殊荣的牛津哲学家还有斯特劳森，朋友告诉我在称呼上的规矩：“当面说话时，别叫艾耶尔教授，叫弗里德里克爵士，别叫斯特劳森教授，叫彼得爵士。”
确实，牛津有无数的繁文缛节，不论是欣赏，还是厌烦，你都得遵守。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当你适应了这样一种生活形式，“从心所欲不逾矩”时，你就生活在一种传统中了，传统离不开形式，无形式的传统只是一种文化抽象。
牛津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它的现代性决不表现于人们穿金戴银，小汽车的拥挤和大哥大的普及，它首先体现在牛津的学术理念和习惯，学术水准和成就中。牛津的导师制原先让我和中国的私塾相联系，严格的教育使人猜想上课的场景一定是滔滔不绝和洗耳恭听，一定是死记硬背和做不完的作业。但实际情况刚好相反，研究生上课时讨论的活跃和热烈使人叹为观止，不止一个导师对我说，在他们看来，“最好的学生就是能教给我一些东西的学生”。我跟从达梅特教授作研究时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两年中他从未对我做过“传授知识”的工作，他总是把最新课题摊出来，要求我和他一道思考和解决。
牛津大学的四十二个科系中，有三十二个被评为世界一流水准，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据说有二三十人，其中生物化学系就有三人。数学没有诺贝尔奖，最高奖为菲尔兹奖，牛津数学系获奖者有三人。我周围的中国学生提起自己的导师，不是某学科的开创者，就是某个领域的世界权威。在这里，站在学术前沿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在近代以来的中文词汇中，“现代”和“先进”同义，在牛津，这不是梦，不是理想境界，而是身边的日常现实。
在中国，“现代”还是可望而未能即的目标，也许，唯一令我们自慰的是传统。
我最要好的英国朋友Ｇ博士最以英国的历史和传统自豪，他嘲笑美国人的口音、美国人的电影，甚至航空母舰，但他从不在我面前狂，因为中国的历史比英国更悠久。我心中既窃喜又悲哀的是，Ｇ博士并不知道，传统在中国基本上荡然无存。
不错，它存在于典籍中，但有多少人读典籍、懂典籍？确实，人们要游泰山，在曲阜搞祭孔典仪，但这些不过是旅游的一景而已。传统既不应是木乃伊，也不应是化装舞会的面具，它应该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应该体现在我们的日常言行之中。牛津的生活使我再不敢轻言传统，当然也不敢妄谈现代。
文化与中国
从静谧、古色古香的牛津返回北京，我发现短短两年，中国的精神文化氛围发生了使人一时无法适应的巨变。生活好像是一锅沸水，人似乎置身于漩涡的中心，各种事件和景观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各种信息和机会从四面八方袭来，使人无法思索，只能选择。每天都感到热气扑面，精神总是处在亢奋状态。生活方式也面目全非，两年前大家和穷学生无甚区别，相聚时煮碗面条，有啤酒已属奢侈，现在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我所在的编委会，名气大了，排场也出来了。吃饭是为了议事，有那么多的出版者、合作伙伴要求洽谈，有那么多的计划和方案需要商讨，有那么多的文稿必须分配给合适的编委去处理……在１９８５年，以我的朋友和同事Ｇ为首，成立了名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编委会，它被海内外视为在８０年代文化热中最有影响的三大民间文化团体之一。
在此之前，“中国文化书院”和“走向未来”编委会的活动已经有声有色，其成果已蔚为大观。前者的宗旨是复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继承，后者追求以现代科学成就为基础建构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因此，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学术思想空间供我们的编委会活动和发挥作用。我们的宗旨是引介当代西方最新人文思潮，为下一步的思想文化建设打下坚实基础。这个编委会的成员以研究当代西方哲学的青年学者为核心，主要来自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始终认为，这个后起的、拙于活动与组织的编委会能迅速崛起，应归功于它平实而深刻的认识与追求：在大规模的复兴和建设之前，应有吸收、借鉴、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发轫于严复、梁启超诸前贤，中断几十年后，当开放的时代来临之际获得重新启动的机会。
公平地说，“文化热中的三大学术山头”之说是太简单了。至少，以“新启蒙”为旗帜，以民主和人道主义为追求目标的一批学术界人士，在当时的作用和影响也是很大的。而《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作出的贡献，到了９０年代也愈益明显。
此外，还有“猫头鹰文库”、“当代大学书林”、“国际文化思潮”、“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等丛书的推出，都是不可忽略的。
客观地说，我所在的编委会虽然名声远播，但在８０年代的思想运动中，却建树甚微。这首先是因为，它活动的时间太短，就那么三年左右，来不及做太多的事；其次是因为，正如编委会的名称所寓意的，我们是放眼世界，然后回观中国，不是一上手就炮制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方案，也是因为这原因，大家对于当时提出的种种学说，都颇不以为然。我们都是毕业不久的硕士研究生，思想、学术上稚嫩的印痕尚未消退，只是凭一股锐气摇旗呐喊，开风气之先的功劳是有的，标示时代前进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实在是拿不出来。
我们在引介尼采、马克斯·韦伯、海德格尔、萨特等大家的思想方面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此外值得一提的学术探索大致有两点，虽然当时来不及将它们成形，但在９０年代的学术思想发展中，它们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了。
因为编委会的主要成员专业方向都是研究西方当代哲学，所以我们对于本世纪哲学思想中发生的所谓“语言的转向”，有一种敏感和较为深刻的理解。我们在“学术文库”系列中推出了《语言哲学名着选辑》，并审定完成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译稿，至于花费不少心血筹划的对于英美和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梳理，则延至９０年代中期才完成了一部分。这种重视和理解，现在已渗透于中国学术文化界的主要话语之中。
同样也是因为对西方现代思想的熟悉，我们对自由民主理念中的英美传统与德法传统的差异有较早的认识，最初的启发来自罗素《西方哲学史》对于卢梭和拜伦的浪漫主义情调的剖析，在８０年代几乎来不及展开的思想，在９０年代成了思想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话题。
８０年代末，“文化热”骤然中止，苦心经营似乎毁于一旦，朋友们星散四海。
但目光远大、意志弘毅者并不灰心丧气。巨变并未使人颓废，反而促人反省。在８０和９０年代之交我们议论最多的话题是，在浪潮退后，我们可曾在沙滩上拾到闪光的贝壳？如果所获无几，那么我们应该为２１世纪的到来做些什么？思想上经历一段蛰居期后，我开始将自己的思考变成言说，我认为，诗化哲学不行，终极关怀不够，后现代不可取，８０年代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不该倒，启蒙和理性精神不会亡，但这些导向应深化和具体，落实为宪政构架的思想与学理的支撑。
原载《花城》１９９９年１月号
另一类开国元勋
１７８７年５至９月，一群衣冠楚楚的绅士聚集在美国的费城，他们之中许多人头戴假发，还扑了香粉，衣着入时，胸前及袖口饰着滚边，出门以华贵的老式马车代步。是商人赶到此处谈生意，还是贵族们来消夏？都不是，他们是当时全美国十三个州的大约五十五名代表，到这里来开制宪会议。在空气灼人、挥汗如雨的盛夏，这帮人把自己关在戒备森严的大厅里，时而滔滔雄辩，时而字斟句酌，时而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时而讨价还价妥协言和。会议多次濒临破产，不少人扬言要打道回府，也真有人拂袖而去。人们最终还是在对立和争执中达成了协议，制定出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国大法。
这部宪法在日后的岁月几经补充修订，渐趋完备，它经历了两百多年的考验，保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国势强盛。它也使后来想走民主宪政道路的国家看到了希望，有一个参考借鉴榜样。
在我们的传统里，开国元勋可能仅指那些驰骋疆场，面对尸堆成山、血流成河的惨烈场景而面不改色的将帅之才，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参加费城会议的恐怕只有华盛顿将军等一两人够格。用我们熟悉的经典作家的话来说，赶到费城去的律师、法官、商人、农场主、议员和州长不过是一群“资产阶级庸人”而已。但正是这些精明干练，善于盘算和讨价还价、懂得适可而止的人创造了奇迹：他们把按说办不到的事办成了，他们为人类另一种生活方式、国家的另一种治理手段开辟了道路。这是另一种奇迹，它没有移山填海，一夜之间把天堂带到人间，但却无声地浸润着历史。
美国传记作家包恩（ＣｈｔｈｅｒｉｎｅＤｒｉｎｋｅｒＢｏｗｅｎ）的《制宪风云——美国立宪奇迹》以翔实的叙述和生动的笔法再现了这段经历。在她的笔下，费城会议荆棘丛生、遍布陷阱，人们有太多的理由感到绝望而看不到希望，但是奇迹却出现了，它是由一批实际的、善于调和折中的人创造出来的。让我们来看看，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首先，他们大多年轻。会议的倡议者汉密尔顿年方三十，在理论上最深刻和有远见的麦迪逊三十六岁，来自马塞诸塞州的律师、“相貌英俊，眼光极富表情，声音高亢甜美”的金恩三十三岁，查尔斯·平尼克大概最年轻，才二十九岁。但是，即使是最年轻的人，也不乏实际从政经验。与会代表中四分之三以上曾出席独立前后的十三州代表大会，多位担任过州议员，独立之初曾参与各州州宪的制定，还有八位在独立宣言上签字，七位担任过州长，二十一位投身于独立战争。难怪当时远在巴黎的杰弗逊读了与会者名单之后不禁叹道：这可真是一场“英雄神仙大会”啊！
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也是相当充分的。就拿麦迪逊来说吧，他曾请杰弗逊替他收罗历来所有的宪政民权书籍，从巴黎给他寄去上百套，其中包括最新出版的三十七巨册，精选名家论着的法律政治百科全书；他曾潜心研究过古往今来曾经有过的联邦与同盟，长篇大论一一评析其利弊得失。与会的主要人物会前通过信函频频交换意见，深入进行理论探讨，他们对于自己目标的法理依据和历史意义，深有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