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周末，我回到家，发现母亲老是怔怔地盯着我，父亲坐在一边也没说话，两个姐姐都红着眼圈，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夜里，二姐告诉我，母亲胸前长了一个瘤子，在县医院切片检查后，发现是恶性的。那时，已经是初中生的我，非常清楚“恶性”这两个字的含义是什么。
父亲开始悄悄在村里张罗着卖房。我家是三间青砖瓦房，在那时，如果要卖，顶多也就卖四五千元。母亲知道这件事后，将父亲从外面拽了回来：“你怎么这么糊涂，我这病能治好吗？到时候你是人财两空啊！”
父亲说：“我一个大男人，能眼睁睁看着你不管？”
“傻儿的身体这么差，要是家里再没了钱，怎么给他治病？卖了房，我们住哪里？孩子们放学回来住哪里？”
父亲又说：“我们可以暂时租房住，等你身体好了，我们的经济缓过了劲，咱再建新房。”
“不行，睡人家的屋子，我心里不踏实。”
父亲不想再跟病中的母亲争吵，就出去了。母亲怕他偷偷卖房，就挨家挨户上门，恳求乡亲们一定不要买咱家的房。就这样，父亲卖房的想法落空了。
可惜，就是这样一份母爱，还是未能让我甩掉“药罐子”。
我喝了半年中药，非但无济于事，病情却不断加重，连课都差点上不了。我身体虽不行，但功课成绩一直骄人，在全年级数百名同学的多次摸底测验中，我总是排名第一，奖状拿了好多张。
看着我把奖状往墙上贴，母亲泪水长流，喃喃地说：“这么聪明的孩子，我不能拖累他啊……”
我们谁都没有警觉到，母亲的心理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
1996年暑假，我因感冒，再次引发长时间咳嗽，每餐只吃一点点，瘦得不成人形。7月13日，母亲在田里忙了一整天，回家又洗衣服洗到半夜，然后挨着我躺下。黑暗中，母亲的一双手在我身上反复抚摸、轻拍。我都这么大的人了，母亲居然还在我脸上亲了几下。
不知睡了多长时间，耳边突然传来母亲的哭声。我一个激灵醒了过来，看到母亲躺在床边，旁边放着一个瓶子，我坐起身，仔细一看，那是个农药瓶。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抱住了哭泣的母亲。父亲和姐姐们也被惊醒了，父亲弄明情况后，赶紧送她去医院……
由于母亲喝的是剧毒农药，我们家离医院很远，最终也没能抢救过来。在最后的时刻，母亲转头看着我，目光是那样熟悉：“傻儿，好好读书，好好做人！”
我的母亲，就这样在我的眼前离我而去，我却无力挽留。
因为母亲是非正常死亡，按照当地风俗，不能葬在祖坟里，我们只好将母亲草葬在村对面一处孤零零的小山包上。我一有空，就到那里去陪母亲，我觉得自己的罪过是那样大，觉得是我逼死了母亲。
母亲一死，沉默寡言的父亲不得不走上前台。大姐远赴安庆学裁缝，二姐到县城给人当保姆。可我的求学之路也在身体和学费的双重重压下走到了尽头。14岁的我违背了母亲的遗愿，开始了辍学放牛的生活。这个家在一夜之间四分五裂了。
那天晚上，父亲摩挲着母亲的遗像，喃喃地说：“你在九泉之下看到了吗？我的风湿病太严重了，什么也干不了，傻儿失学了。实在对不起你啊……”
从那以后，我栽秧割谷，放牛砍柴，洗衣做饭，除了不能挑担子，我什么活都干，晒得像条黑泥鳅。不曾想，一年半的“农民生涯”居然将我的身体练棒了。我用尽最大力气，在村头的石板路上狠狠摔碎了那个伴随我成长之路的药罐子……
我以为，这辈子我就是个农民了。
直到有一天，我和父亲推着粮车到镇上去卖粮，路上碰见了我过去的同学，他背着书包满脸喜气洋洋。同学从书包里拿出一张奖状，乐不可支地说：“良升，你看，我到县里参加物理竞赛拿了第一名，县一中(高中)的校长说免考录取我！”
这一句话，深深刺痛了我的心。读书时，我的学习成绩比他要好啊！
同学惋惜地说：“你不读书，太可惜了……”
同学叹息着远去了，我一路默默无言。父亲问：“傻儿，心里在想什么？”
我说：“没什么。”
父亲笑了：“傻儿，爸想重新送你上学。”
我惊呆了，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喜悦，但那喜悦马上就被疑惑所取代……
家里拿什么给我交学费？大姐是学徒，一分钱工资也没有，还要倒贴生活费；二姐是保姆，每月只有60元工钱。
父亲坚定地说：“一定要送你去上学。这一年半以来，我经常梦见你妈，她骂我，说以后见到我，不饶我哩。”我以为是刚才同学拿奖的事刺激了他，父亲却予以否认：“现在你身体比过去好了，我早就想送你回学校，上个月就跟你姨妈说好了，她答应借钱给你读书，你以后自立了，再还她。”
那一刻，我心里不知有多高兴，“呼呼”地将粮车推得飞快。
1998年正月二十五，在父亲的努力下，我插班进了县二中读初二，被安排在最后一排，连课本都没有。
刚开始，班主任很担心我这个辍学一年半的乡下娃会拖全班的后腿，旁敲侧击地警告我：“去年也有个插班生，他后来考到了13名，如果你能考进前15名，我才真正接受你这个学生。”
我没吱声，只是拼命地学。3个月后学校考试，我拿了全班总分第一名，比第二名整整多出了60分。
因为父亲有严重的风湿病，我家田地都退了，生活全靠二姐每月60元的工钱维持，因而显得捉襟见肘。而我在学校也总是吃不饱，又没钱买菜吃，身体健康状况又开始走下坡路。父亲很着急，决意来县城照顾我。二姐的老板看我们可怜，答应将一套闲着的小房免费给我们住。于是，我从学校宿舍搬了出来，父亲成了我的伙食管理员，我靠着吃饱饭、吃些新鲜青菜，这才稳住了健康状况。
有一天晚上，看我做完功课了，父亲便坐在我身边，说要跟我商量件事。
父亲问我：“傻儿，爸闲得难受，你说我干点哈好？”我说您什么也不要干，也干不得。父亲摇摇头：“我看见街上总有人丢矿泉水瓶，我想捡去卖，多少也能补贴点家用。”我没想到父亲要去捡垃圾，他连走路都不方便啊！二姐和我异口同声地反对。父亲显出少有的果断，僵硬的手用力一挥：“你们别说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第二天清早，父亲背着个蛇皮袋，手里拿个铁钩子出了门。黄昏时，他回来了，很得意地说：“嘿，我今天捡垃圾卖了4块钱。开门红，好兆头！”他得意地扬了扬手中的两张2元纸币，孩子似的笑着。然后，父亲坐下来，惬意地点燃一支劣质卷烟，美美地吸了一大口，并扳着手指头算：“一天4元，十天40元，三十天就是120元呀……”我和二姐都没作声，默默地对视一眼，泪水同时模糊了我们两人的眼睛。
1999年夏，我以638分的好成绩考上了县重点高中。
那年暑假，我正待在家里看书，一位街坊找上门，对我说，爸在街上被人打了。我心里一紧，冲到那里，看到父亲正扶着一棵树直喘气。原来，有个开面包车的司机嫌父亲走路太慢，挡了道，骂了父亲几句。父亲质问他为什么骂人，司机跳下车，当胸一拳就打在父亲身上。后来，在路人的厉声谴责下，司机才灰溜溜地开车跑了。
我帮父亲背起蛇皮袋，含泪将他扶回家。晚上，我看到他瘦削的胸前有个清晰的、拳头大小的紫印。
站在父亲面前，我泣不成声：“爸，我们可以少吃点，求你不要捡垃圾了。我已经逼死了妈，万一你再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办……”
父亲却温和地笑了，说：“你大姐已经开始挣钱了，二姐也加工资了，你马上要参加高考，爸再咬咬牙，等你考上大学，我就不捡了……如果考上了，爸陪你到你妈坟头给她报个信，她一个人在那边也够孤单的，让她也高兴高兴！”
我还能说什么呢？
2002年7月2日，早上的温度就达到34度。我吹着电扇，在家进行高考前的最后总复习。因为担心父亲被热着，我劝他休息一天。父亲说：“正因为天热，捡垃圾的人才会少些，我今天出去，收获一定很大。”他坚持着出了门。
到了中午，父亲迟迟不回来吃饭。我焦急地出门去看，觉得整个县城像被一口烧红的锅罩着，街面上的柏油马路被晒得软塌塌的，无法想象父亲在这样的天气里如何捡垃圾。
一直到下午3点左右，门口才传来父亲熟悉的脚步声。与以往不同，那声音异常沉重。我忙迎出去，父亲背着满满一蛇皮袋东西，脚步趔趄，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脸色煞白煞白的。我一把接过大袋子，说：“爸，这么热的天，怎么才回来？快吹吹电扇，我给你把饭菜热热。”父亲喘着粗气，虚弱无力地说：“不，不必了，我浑身软绵绵的，差点走不回来了……”
父亲脸也没洗，就去了里间休息。
一个小时后，我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父亲睡觉打鼾，今天怎么没动静？我站在房门口喊：“爸，该吃饭了。”喊了三声房里都没有动静，我急了，冲进去摇着父亲的身子，这才发现，父亲已经停止了呼吸……
“爸，傻儿害了你啊——”我撕心裂肺地哭叫着，可是父亲，他却永远也听不到了……
安葬好父亲后，我在极度悲痛中走进了高考考场。
坐在考场上，我的牙齿咬破了下嘴唇。我在心中对自己说：一定要考上，一定要考上！不能让父母为我所做的牺牲付之东流！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武汉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捧着那一纸通知书，我来到父母坟前。父亲和母亲的墓碑，像两截干枯的树枝，戳在我愈来愈模糊的泪眼中。
“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我原想捧起一簇浪花，你却给了我整个海洋；我原想撷取一枚红叶，你却给了我整个枫林；我原想亲吻一朵雪花，你却给了我整个银色的世界……”默诵着已经背了千百次的诗句，我再次痛哭失声。
我只是一片树叶，现在，我该用怎样的努力，才能回报森林给予的爱？
我只是一片树叶，现在，我该用怎样的努力，才能回报森林给予的爱？逝者已去，活者的人唯有好好生活，才能告慰天堂的逝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