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解忧
解忧灵药
建安十三年（208）十一月十五日，正值历史上着名的赤壁之战爆发前夕，这天深夜，54岁的曹操在军中大摆宴席，与众将领把酒畅饮。酒过数巡之后，曹操已经大醉，想自己戎马一生，屡建奇功，统一大业，指日可待，不由得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当时月明星稀，江面上风平浪静，正是“风景这边独好”，于是曹操就乘着酒兴，摇摇晃晃地走到船头，拿起他那支着名的大槊，横在胸前，慷慨赋诗。他做了一首可以入乐演唱的乐府歌，就是文学史上传唱不衰的四言绝唱——《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曹操这几句诗，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他“炒作”出了一个酒的品牌，从此，“杜康”酒天下闻名，甚至成了酒的代名词。第二，这诗揭示了一个文学的母题——那就是感叹人生苦短，生命无常，忧患多多。慷慨激昂之间，蕴藏着挥之不去的伤感。第三，也是跟我们本讲所说的内容相关的，就是曹操告诉我们，解忧消愁有且只有一种最有效的方式——饮酒。的确，古往今来，最常见、也最具权威性的解忧方式，莫过于饮酒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赞成这种以酒解忧的方式。一遇到烦恼，大家都会说：“走，喝酒去！”
问题是，人们为什么会认为酒能解忧呢？
首先，当然是因为酒有麻醉作用，饮酒能使人忘却烦恼，体味快乐，哪怕很短暂。
其次，人们认为酒能解忧消愁，大概跟一个很神奇的故事有关。这个故事记载在《殷芸小说》中。故事说，汉武帝刘彻有一次驾临甘泉宫，在驰道中发现一种红色小虫，五官分明，有鼻子有眼儿的，可是大家都不认识。武帝很好奇，就让东方朔去看看。东方朔是当时武帝身边的一个侍从文人，博学多闻，见多识广，差不多是个人体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东方朔看后说：“这虫名叫‘怪哉’。”武帝一听，更好奇了。东方朔接着说：“当年秦朝法令严酷，滥杀无辜，百姓愁怨，都仰首感叹说：‘怪哉，怪哉！’这虫子就是感动上天所生，所以名叫‘怪哉’。”东方朔进一步断言：“这里一定是秦朝监狱所在之处。”当即按察地图，果然是秦朝的监狱所在地。武帝就问：“怎么才能把这虫子消掉呢？”东方朔说：“凡忧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当消。”就是凡是忧愁之类的东西，只要遇到酒就会消解，用酒一灌，肯定就会消失了。于是叫人把虫子放进酒中，不一会儿，那些叫“怪哉”的虫子果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个故事其实暗含着一种讽谏之意，就是希望统治者不要用严刑峻法镇压无辜的百姓。但东方朔的一句“凡忧者得酒而解”，一不小心就使那杯中酒成为天下第一解忧灵药了。不知道曹操是不是知道这个传说，如果知道，那以酒解忧的“发明专利权”，就应该让给人家东方朔。
可以想象，曹操当时吟唱起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是心潮澎湃，荡气回肠。曹操也许并不知道，他兴之所致唱出的几句四言诗，揭开了一个波诡云谲的乱世的时代主题。什么主题呢？那就是饮酒。而且不是一般的饮酒，是席卷整个魏晋时代的一股饮酒的风气。可以说，曹操的这首慷慨激昂的《短歌行》，几乎是魏晋饮酒之风的前奏和序曲。从此以后，酒就成了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
“酒以成礼”
除了解忧，在古代，酒还有什么作用呢？我们来看看《世说新语·言语》篇的一则小故事：
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
故事说，三国时着名的书法家钟繇养了两个儿子，大的叫钟毓，小的叫钟会。这兄弟俩小的时候很顽皮，有一天，他们趁父亲睡午觉时，就一起偷喝父亲的药酒。他爸爸钟繇也很有趣，这时虽然已经醒了，却假装还在睡着，想借机观察一下两个儿子的行为。哥哥钟毓还算老实，他拿到酒，先跪在地上拜了拜，然后才喝酒。弟弟钟会却狡猾得多，他拿到酒只顾喝，压根儿不行跪拜之礼。看他们喝完，钟繇也不装睡了，马上起来，将俩小子抓了个“现行”。然后就问钟毓：“你为什么要行拜礼呢？”钟毓说：“酒以成礼，不敢不拜。”这句“酒以成礼”，出自《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意思是，酒是用来使礼仪完备的一种重要的工具。这个钟毓一不小心道出了中国酒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内容，那就是——酒以成礼。
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是非常庄严的国家意识形态，怎么和酒挂上钩了呢？我们来做一个拆字游戏就明白了。汉字的“礼”字，繁体写法是“礼”。“礼”的本义是什么呢？就是举行礼仪，祭神求福。左边“示”字旁，说明与祭祀有关，右边的“豊”，是行礼之器。下边的“豆”字代表礼器，上边的“曲”字，代表礼器所盛之物。这个“曲”就是酿酒时引起发酵的酒曲，也就是说，礼器中装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酒。
礼器里为什么要装酒呢？因为人们认为，酒可以作为沟通天地、神人的桥梁和纽带。比如，古代有一种天子祭祀天地和祖先的大型祭祀典礼，叫“禘”礼，其中有一道非常重要的礼仪名叫“灌”，就是斟酒浇地，以求神降临。人们认为，酒味醇香，可以袅袅上升，上达天听，告慰神灵。所以，在古代，酒在重大礼仪活动中几乎无处不在，大到宗庙祭祀，小到婚丧嫁娶，只要有大型的聚会，只要涉及到礼仪，都离不开酒。我们在博物馆中看到的古代青铜器，很多都是酒器，说明酒器是最重要的礼器之一。可以说，在古代，是无酒不成礼。
我有个观点，不知道对不对。我以为中国文化能够当之无愧地号称“世界第一”的不是其他这个文化那个文化，而是饮食文化。而饮食文化中，最具文化含量和哲学意味的不是烹饪文化，而是又热又辣、见仁见智的酒文化。
回到刚才的那个小孩偷酒的故事。钟毓说“酒以成礼，不敢不拜”，说明他对酒的与礼仪有关的内涵非常清楚。钟毓这么说，说明他没少读儒家经典，而且对礼仪规矩心存敬畏。
相比之下，他弟弟钟会就不这么厚道了，父亲问他为什么不拜，他竟然大言不惭地说：“偷本非礼，所以不拜。”偷酒本来就不合礼仪，所以我不拜。有道是：从小看大，三岁至老。钟会长大后，果然是个心术不正、趋炎附势的阴谋家，他先是投靠了大权在握的司马昭，做了一件最臭名昭着的事，就是在司马昭跟前进谗言构陷“竹林七贤”的领袖嵇康，导致嵇康被无辜杀害。后来他又奉司马昭之命率军伐蜀，平蜀之后进位司徒，不可一世，竟想背叛朝廷，拥兵自立，结果被部下所杀。不过这都是题外话。在这个故事中，钟会说“偷本非礼，所以不拜”，虽然有点嘴硬，但也没有否定酒对于礼的作用。
既然酒与礼有关，当然就会受到礼的制约。所以，古人认为，比较符合礼节的饮酒方式就是要适度节制。比如《礼记·乐记》中就说：“一献之礼，其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备酒祸也。”就是说在举行重大献祭典礼的时候，宾主都要饮酒行礼，行礼必喝酒，但又必须节制，终日饮酒却又不能喝醉，以免因喝醉搅乱了整个庄严隆重的仪式。因为酒这个东西本身是有麻醉作用，喝得多了就容易醉，醉了就容易“乱”。所谓“酒能乱性”。
孔子在喝酒方面就很注意节制，说自己是“不为酒困”。“不为酒困”，就是不为酒所困扰，所扰乱，也就是喝酒能够把握一个合适的度。在《论语·乡党》篇里，孔子说：“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意思是饮酒一般不限量，但不能喝醉；从市场上买来的酒和肉，也就是与礼仪活动无关的酒肉，他一般是不吃的。有了这个“双保险”，孔子才能做到“不为酒困”。
可见，酒这个东西是个双刃剑，一方面它跟礼有关，是“成礼”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它又很容易导致“越礼”、“无礼”甚至“非礼”，所以，儒家的这个规范是很有道理的。
酒以避祸
然而，到了魏晋时代，酒与礼的关系就完全被颠覆了，“酒以成礼”的神话被打破了，“不为酒困”的告诫被抛弃了，人们沉浸在酒的狂欢中，喝得昏天黑地！什么礼教，什么纲常，什么清规戒律，一律被抛诸脑后，人们尽情地享受酒带来的麻醉、快乐、忘我和超越！酒，不再是礼仪的一本正经的道具，而成了“违礼”“越礼”的工具了！可以说，不是“酒以成礼”，而是“酒以越礼”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着名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刘伶、向秀、阮咸、王戎。而七贤中，阮籍与刘伶对于中国酒文化贡献最大。可以说，没有这两个人，饮酒之风的价值和意义就要大打折扣。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魏晋杰出的诗人、思想家和音乐家，是当时名士群体中领袖级的人物。《晋书·阮籍传》里有一段话，几乎是了解魏晋之际政治风云和社会变迁的一把钥匙：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就是说，阮籍本来也有济世安民之志，但是因为生在魏晋改朝换代的多事之秋，天下变故层出不穷，那些有才华、有志向的名士很少有能够保全性命的，于是阮籍就不再参与政事，“以酣饮为常”。一个人天天喝酒醉酒，正是被专制暴政逼出来的一种“变态”，而阮籍不得不把这种“变态”当做“常态”，其中的痛苦可想而知！
“天下多故”四字，指的是一系列血雨腥风的政治事变。当时司马氏集团和曹魏集团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曹魏集团的军政大权已经旁落，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虎视眈眈地盯着皇帝宝座，党同伐异，穷凶极恶。一批又一批倾向于曹魏宗室的名士和大臣，先后被杀害，一时间真是万马齐喑，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就是国家政治清明时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黑暗时就把才能收而藏之，退隐保身。阮籍碰上的正是一个“邦无道”的时候，所以他只好不问政事，天天泡在酒缸里，喝得昏天黑地。
然而，像阮籍这样的出身和才华，很难摆脱政治的网罗。司马氏家族看准了阮籍在名士圈里是个“大腕儿”级的人物，千方百计拉拢他。万般无奈，为了保全身家性命，阮籍不得不先后出任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从事中郎是大将军府所设的一个参谋官。阮籍做这个官，可以说是“在其位不谋其政”，具体事情是不干的，每天除了喝酒还是喝酒。这要放在今天，说好听点叫“行政不作为”，说难听点叫“尸位素餐”。但是知道阮籍的为人的话，你也可以说，这是“非暴力不合作”！
阮籍这样做，其实也是迫不得已。《论语》里有句话：“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
就是国家有道的时候，你有发挥聪明才智；国家无道的时候就装傻充愣，难得糊涂。还有一句，是“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
国家有道的时候不至于被废黜，国家无道的时候你又能够免于刑罚杀戮，保全自己。这两句话都是孔子夸奖人的，说明这样的人懂得如何立身处世，明哲保身。阮籍也是深谙此道。他并不是真糊涂，他只是装傻，他也不是真狂，他只是佯狂。所以，虽然他在司马昭的手下做官，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还是十分谨慎，绝不逾越自己的道德底线。实在不行，他还有一招——就是喝得烂醉如泥。
比如有一次，司马昭想要为儿子司马炎娶媳妇，就派人求婚于阮籍。按说，这是攀龙附凤的事，对于那些名利之徒来说，可能是求之不得的，但阮籍立场非常坚定，坚决不干这种为虎作伥的事。不过作为司马昭的下属，阮籍实在没法当面拒绝，怎么办呢？只好求助于酒。于是阮籍就每天喝得醉醺醺的，人事不省，醉的时间估计能申请“吉尼斯纪录”了，多少天呢？整整六十天！前来提亲的人每天都对着一滩烂泥似的阮籍，怎么开得了口呢？于是这件事终于宣告作废。
大概是这件事引起了司马昭的警觉，于是就派了个“思想警察”前去刺探，谁呢？就是那位“偷酒不拜”的钟会。钟会确实是个干特务的好料，但是面对阮籍，他也没辙。因为他每次去找阮籍交流“国家大事”，讨论人是人非，人家阮籍都是醉眼迷离，一问三不知，抓不到一丁点儿把柄。
在阮籍这里，酒的功能和作用被大大拓展了，既不是为了享乐，也不仅是为了解忧，更不是为了成礼，那都太小儿科了。酒，就是阮籍的“保护伞”、“避雷针”、“挡箭牌”和“烟幕弹”。正是靠了酒，阮籍总算没有身首异处，死于非命。
说穿了，阮籍喝酒的真实动机，就是为了保身避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