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四民”。“四民”指的是“士农工商”，在这个说法中，“士”的地位似乎又被降低了，成为“民”的一部分，指的是农工商以外学道艺、习武勇的人，有时被称作“士民”，以区别于从事农工商之类的“庶民”。但无论如何，“士”在中国古代，是有着特定内涵和身份确认的，一般就是指士大夫阶层和普通读书人。总之，“士”阶层和“民”是有着清晰的界限的，不能混为一谈。
天子（帝王）
诸侯（各国国君）
公（三公。如太师、太傅、太保）
卿（六卿、九卿。中央行政官员的合称。）
大夫（如御史大夫、光禄大夫等。世袭，有封地。）
士（先秦贵族的最低等级，位次于大夫。“四民”之首。士民）
农、工、商（庶民）
所以，鲁迅先生把渔夫樵夫当做真隐士虽然“团结了大多数”，但也把“隐士”的独特价值和精神内涵稀释了，甚至取消了。
那么，隐士究竟该怎么理解呢？我以为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隐士首先是士，士就是读书人，他可能会做一些体力活儿，自食其力，但和农工商以及渔夫樵父有着本质的区别。隐士隐居追求的是“志业”，农工商则是谋生的“职业”。第二，隐士是“可仕而不仕”的士，就是他有做官的能力和资格，但他选择放弃。那些做过官，遇到打击再辞官归隐的士大夫，原则上也不能叫做隐士。第三，真正的隐士是“屡征不仕”的士。像管宁那样多次拒绝朝廷征召，能“将隐居进行到底”的人才配称隐士，如果“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朝廷一征召你就屁颠屁颠儿去做官了，那是政治投机商，而不是隐士。
按照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说法：选择即自由。和渔夫樵夫农民工匠相比，隐士是拥有选择自由的读书人。只要愿意，他们就可以做官。但他们还是选择了隐居避世。这种选择本身，体现的是一种自由的意志。不知道隐士拥有选择的自由，就无法理解隐士真正的精神品味和价值追求。
隐而不得
然而，这种选择的自由也有被剥夺的时候。到了曹魏末年司马氏统治时期，由于“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隐逸就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全身远祸之道了。这时的隐士往往和道士合流，变得岩居穴处，就是出没在山崖间，岩洞里，有点神出鬼没，不食人间烟火。你去拜访他吧，他三缄其口，装聋作哑，来个“沉默是金”。司马氏的高压统治使许多士人无法施展才能，只好“隐居以避其祸”，“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等人便是代表。但在当时，一个有些影响的读书人，甚至连“隐居”都不得自由，做官成了一种政治上的“表态”和“投票”，阮籍没办法，只好做官，算是投了赞成票；而嵇康性格刚烈，拒不做官，而且言论反动，成了司马氏政权的“反对派”，最后竟招来杀身之祸！
既然这样，那我投弃权票，从此“人间蒸发”行不行呢？也不行。在暴政者眼里，弃权票其实就等于反对票。所以，像大独裁者萨达姆的满意率居然高达百分百。司马氏当时的政治状况差不多也是如此。这样的时候，读书人甚至连隐居的自由都没有了。《世说新语·言语》篇就记载了一个令人伤心的故事：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故事说，公元263年秋天，“竹林七贤”的领袖嵇康被司马昭杀害，杀红了眼的司马昭这时是磨刀霍霍，随时准备来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暴政机器一旦开动，就成了一台让人恐怖的绞肉机。迫于司马昭的淫威，整个知识界只好“明哲保身”，“沉默是金”，那真是“万马齐喑究可哀”。嵇康的好朋友、“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本来就是一介书生，为保住身家性命，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委曲求全，接受举荐出来做官了。这年岁末，他跟随所在郡的上计吏来到京城洛阳。上计吏，也就是每到年终负责到京城向朝廷报告本地财务收支情况的官吏，是个管财务工作的小公务员。按照当时制度，被举荐的士人到年底，就跟随上计吏一同前往京师，接受朝廷的任命。向秀到洛阳后，晋文王司马昭接见他，问他说：“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听说你有归隐的志向，怎么还在这里呢？你听这话，多么得意，又多么无耻！
大概向秀审时度势，对自己的选择早已想通了，就应声回答说：“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意思是：巢父、许由都是狂傲固执之人，不值得仰慕和效法。司马昭听了，对向秀的回答十分赞叹欣赏。后来向秀就踏上仕途，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向秀虽然嘲笑了古代的隐士，但他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后来他经过山阳嵇康的故居的时候，回首往事，悲从中来，写下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思旧赋》。但是鲁迅先生说，这篇赋“刚开头却又煞了尾”（《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为什么呢？还是因为恐惧。
1941年1月6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咨文中，宣布了四项“人类的基本自由”：一是言论的自由，二是信仰的自由，三是免于匮乏的自由，四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按照20世纪英国杰出思想家以赛亚·柏林的说法，——他把自由分成“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罗斯福总统所宣布的这四项基本自由，大多数属于“消极自由”。“消极自由”就是人在做一件不伤害他人的事情的时候，可以免于被政府所干涉和强制。隐居的自由本质上也是一种“消极自由”。但是，在司马氏的暴政统治之下，“免于恐惧的自由”尚且无法实现，隐居岂不是变得更加奢侈了？
我们知道，汉代的隐士虽然生活贫寒，但一般情况下，不仅不会受到当局的打压，反而受到官方甚至皇帝的礼遇。三国时再乱，像管宁那样的有志之士还有“隐居以求其志”的“消极自由”，至少可以“免于恐惧”，而在司马昭的统治下，连这种“隐居以避其祸”的“消极自由”都给剥夺了。
从这个角度上说，一个欲隐居而不得的时代，一定是一个白色恐怖的时代。
乐在隐中
这种肃杀的局面到了东晋才有所缓解。魏晋隐逸之风到了东晋，才算是得天独厚，精彩纷呈！为什么说得天独厚呢？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政治原因。因为东晋时期是门阀政治，世家大族轮流把持朝政，皇权与士权分庭抗礼，政治上不再推行严刑峻法，而更崇尚清净无为之治。士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地位都比较高，自由度也更大，至少获得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做官也好，隐居也好，可以从容选择。
第二是文化原因。在东晋一朝，玄学思潮进一步发展，清谈之风大行于世，老庄思想深入人心，即使一个做官的人，也崇尚道家的自然逍遥之道。很多官员和名士简直是亦官亦隐，仕隐双修。
第三是地理原因。东晋一朝是偏安于江南的，江南山水天下独绝，历来都是隐居的好地方，老庄的自然追求在江浙一带的佳山秀水中找到了最佳的实践基地。这使偏安江南的东晋士大夫陶然忘忧，乐不思蜀。对老庄无为之道的向往，对自然山水的热爱，成为隐居的最佳理由。宗白华先生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这里的晋人，恐怕更多的是指东晋士人。
有了这三个原因，东晋的隐逸之风便和以往大不相同。简单说吧，东晋的隐逸之风，就好比一股山水旅游的风气，当时的隐士与其说是“隐居以求其志”，不如说是“隐居以求其乐”。这个乐，当然就是庄子的濠濮之乐、山水之乐！在山水中体验大自然的博大，领略老庄思想的智慧，真是与道逍遥，乐在其中！
比如东晋有个名士叫孙统。就是西晋名士孙楚的孙子。孙楚就是我们讲过的那位在好友王济的葬礼上，模仿曹丕大学驴鸣表达哀悼之情的名士。孙楚可以说也是任诞放达之风的代表。这种风气是有“遗传”的，他的孙子孙统就继承了他的传统。史书上说，孙统“诞任不羁”，“性好山水”，家住会稽，周围所有的名山大川，无不游览。可以说是个狂热的旅游爱好者，今天应该叫做“驴友”。而且，孙统这个人很奇怪，他每到一处好山好水的地方，常常是“赏玩累日”，一玩就是好多天，好不容易离开了，走到半路上想想不对，常常又会返回来，来个“故地重游”。孙统对山水的爱，真是如痴如狂！
不过原则上讲，孙统后来做了官，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隐士。要说比较能够代表东晋隐逸风气的隐士，不能不提到一个叫许询的人。许询字玄度，是东晋着名玄言诗人。玄言诗就是阐发老庄玄理的诗歌，在东晋很流行，许询的五言诗写得尤其好，好得连皇帝简文帝司马昱称赞说：“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