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想而知，这一年的葬礼肯定是接连不断的，王粲的葬礼之所以被记录下来，足以说明王粲其人的重要性。既然王粲在当时是一个十分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不仅文学上，甚至政治上、军事上都拥有话语权，那么，他的葬礼当然非同一般。古人本来就重视迎生送死之事，可想而知，王粲的追悼会上，一定是名流云集，群星闪耀。
驴鸣何为？
《世说新语》有个门类叫《伤逝》。伤逝，顾名思义，也就是伤悼逝者之意。这一篇记载了许多生者对死者的伤悼故事，我们所说的这个“驴鸣送葬”的故事就是开篇第一条：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王仲宣也就是王粲，他生前喜欢驴鸣，死后安葬时，曹丕亲自来主持葬礼，祭吊完毕，曹丕扭头对身后一起来的王粲生前好友同僚们说：“王粲生前喜欢驴鸣，现在大家可以各学一声驴鸣来为他送行。”于是大家就都学了一声驴叫。
我们来解剖一下这个故事，看看从中能发现什么有趣的东西。
故事一开始就说，王粲喜爱驴鸣。这说明王粲的确是一个十分率性通脱的人，他几乎可以说是魏晋文人士大夫的一个代表。关于他的通脱，没有留下太多记载，但是通过“好驴鸣”，我们大概就能够知道一个大概。你想啊，大自然万千声音他都不爱，偏偏喜欢听驴鸣，听过驴叫的人一定知道，那绝对不是什么好听的声音，你看现在的口技演员，学鸡鸭猫狗的都有，可是没见过学驴叫的。但是关键也就在这里，王粲偏就爱我所爱，好我所好，这一点就与众不同。
说到驴鸣的爱好，王粲也不是第一个。汉末的隐士戴良才是驴鸣之风的开启者。戴良字叔鸾，汝南慎阳（今河南正阳）人，是我的正宗老乡。戴良不仅是个隐士，还是个狂生，他年轻时放纵不羁，不同流俗。但这个人却是一个大孝子，他母亲有个爱好，就是喜欢听驴鸣。于是“良常学之，以娱乐焉”（《后汉书·戴良传》），戴良就经常学驴叫，逗母亲开心。留下一个“驴鸣娱亲”的典故。
这个“娱乐”二字很重要，说明人们喜欢听驴鸣最初就是为了娱乐。因为驴子这个动物很有喜剧色彩，它两只耳朵又大又长，俗称大耳朵驴，嘴巴四周有一圈白圈，很卡通，很可爱。不过，驴子最有特色的还是它的叫声，那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听过驴叫的人都知道，驴叫声虽然不是那么好听，以至于人们形容一种声音很难听，常常会说“像驴叫”。但是，驴的叫声共鸣效果特别好，声音高亢、嘹亮，扯天扯地，抑扬顿挫，很有节奏感和音乐性，可以说是一种原生态加美声唱法的效果。别看驴子平时忍辱负重，谨小慎微，但在它伸着脖子仰天长鸣的时候，那真是不管不顾、舍我其谁，自有一种豪迈豁达的韵味。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黔之驴》里，不是还有“驴一鸣，虎大骇”的描写吗？虽然那头驴子最后被老虎吃掉了，留下一个“黔驴技穷”的成语，但我总觉得大家对这个故事的解读太残忍了，它反映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为什么大家都对那可怜的驴子幸灾乐祸呢？难道弱者面对即将而来的暴力，叫几声以示反抗的权利都没有吗？小时候读这个故事，我总是对那只被老虎吃掉的驴子心存同情。我觉得，那头驴子是一个敢于反抗强权和暴力的“钉子户”，完全值得尊敬啊！
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王粲。我想王粲喜欢驴叫首先也是为了娱乐，毕竟学驴叫也算是口技的一种，还可以锻炼肺活量。估计王粲和朋友聚会时，一定经常表演驴鸣，而且肯定是学得惟妙惟肖，弄到后来，喜欢驴鸣几乎成了王粲的招牌式、标志性的个人爱好了。
不过我以为，王粲之所以好驴鸣，恐怕也有其深层的心理需求在里面。王粲长得丑，一度很受压抑，这和驴子其貌不扬被人轻视很相似，但王粲毕竟是博学多才的，只要给他合适的机会，他就能“不飞则已，一飞冲天”，这和驴子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也是相通的。再加上魏晋那样一个乱世，兵荒马乱，朝不保夕，每个人的精神压力都很大，特别需要寻找发泄的渠道，王粲本来就通脱不羁，他学驴叫其实也是一种发泄积郁在心的“不平之气”的独特方式。可以说，魏晋文人学驴鸣，这和那样一个乱世人们的精神状况是相通的。甚至可以说，驴鸣本身，就是一种充满人文色彩的“不平之鸣”。
古代有句话：人无癖不可以为人。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点无伤大雅的个人爱好，干脆就不是一个灵魂健全的人。王粲的好驴鸣，正是他之所以为他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身份证明。所以王粲死了以后，人们还是对他生前的这个爱好念念不忘，一个人活到这个份上，就算是活出了自我。
驴鸣当哭
但话又说回来，即使你王粲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即使驴鸣是你的独特爱好，难道就可以把葬礼当做学驴叫的舞台吗？如果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发号施令，推波助澜，谁敢在这样庄重肃穆的场合表演口技呢？我以为，曹丕在这个“驴鸣送葬”的故事中，所起的作用更大，更关键。
我们知道，曹丕是曹操的第二个儿子，后来做了魏国的皇帝，史称魏文帝。而且，历史上的曹丕形象不好，一会儿是和曹操争夺甄氏，一会儿是毒杀自己的弟弟，弟弟曹植的“七步诗”也是在他的屠刀之下被逼着作出来的，更有甚者，他还做了他老子都不敢做的事，那就是代汉自立。所以，无论从公德还是私德方面，曹丕都可以说是“反面教员”，让人敬仰不起来。
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历史往往是人写的，历史记载中的价值判断难免会带有记录者先入为主的主观性，以及记录者所处时代的局限性。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鲁迅先生也说：“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然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
对曹丕这个人来说，其实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至少就我的观察，曹丕是古代帝王中比较有人情味的一个。仔细阅读曹丕的诗文，你会发现，曹丕是一个情感特别细腻、也特别脆弱的人，他的作品不像他的父亲曹操那么慷慨悲壮，而是有一种特别凄美感伤的情调。特别是对待朋友，曹丕简直有一种与他的身份和年龄不相称的依恋。他和“建安七子”中除了孔融之外的其他六子都有深厚的交情，曾经形影不离，无话不谈。所以，建安二十二年这一年，七子中的五个人先后凋零，对于曹丕的打击是很大的。
俗话说：兔死狐悲。王粲的死，牵动了很多人的神经。曹植和王粲交情也很好，王粲死后，曹植写了一篇催人泪下的悼词——《王仲宣诔》。我甚至怀疑，这篇悼词很可能也是在葬礼上宣读的。人死了，写篇诔文表示纪念，这是合乎情理的，也是中规中矩的。而曹丕呢？他表达悲哀的方式就显得“不拘格套”，那就是在葬礼上号召大家一起大学驴叫！
问题是，曹丕自己有没有学呢？根据“各作一声”来分析，他应该是学的，那样庄严的场合，领导不率先垂范，谁有这么大的胆儿啊？所以，应该是曹丕先学，学完之后，大家每个人都学一声驴叫。一时间，墓地上充满了高亢嘹亮的驴叫声。
当我们了解到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之后，就会明白，墓地上空的那一声声驴鸣，并不是存心为了娱乐和搞笑。我想，那些王粲生前的好友一定是一边含着眼泪，一边学驴叫的。
这一刻，驴鸣，就不再是简单的驴鸣，而是被放大和变形之后的人的悲痛的歌哭！千年之后，人们提起这个故事，仍然会感到惊心动魄。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这个“驴鸣送葬”的事，我们现在看起来轻松容易，可对于当时的曹丕来讲，简直可以说是千难万难。为什么？因为曹丕当时的职务是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地位仅次于曹操，几个月之后就被立为魏王太子，三年之后就做了皇帝。所以，这次葬礼的规格应该是很高的，差不多仅次于国葬。作为当朝的副丞相，而且是这次葬礼的主祭人，只要曹丕脑子里稍微有点礼法教条之类的“紧箍咒”，我们也就欣赏不了这出口技表演了。
那么，曹丕作为副丞相，差不多是国家领导人，竟然在葬礼上号召大家学驴叫，以此表达对死者的哀思，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曹丕和王粲一样，也有通脱放达的个性，也是个性情中人。试想，如果这时他让乐队演奏一曲哀乐会是个什么效果？谁都会说，奏哀乐或者《安魂曲》之类是比较靠谱的，起码符合特定的礼仪和场合，但你再往深里想，那是做给活人看的，跟死者王粲又有什么关系呢？
每个人都免不了一死，而死亡恰是对生命过程和意义的终止、抽空甚至否定，所以，丧礼的仪式，一招一式，无不是做给生者看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彰显人的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以安抚生者早已被生活磨蚀得千疮百孔的心。但是，曹丕的驴鸣却是直接面对死者，面对死者生前最具个性价值的一个癖好，而不是一整套观赏价值很高但却把生者与死者弄得“幽明殊途”的丧葬礼仪。我以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有时候，合乎礼的东西被强调得过了头，就不再合情了，反过来，看似不合礼的行为，往往反倒是真情的流露。所以，不管曹丕在历史上的形象多么不堪，我都要为他这一刻的表现喝彩。在他让大家“驴鸣送葬”的这一刻，他浑身上下都充满了人格魅力。这一刻，外在的身份和地位都被剥除掉了，只剩下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性的“真我”！
其来有自
《世说新语》中有一个门类名叫《任诞》，可以说是全书最具看点的一篇。任诞，也就是任达、放诞之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言行“出格”，表现“另类”，就是“不按牌理出牌”，也可以理解为“通脱放达”之意。我们上一讲所说的饮酒之风其实就是“任诞”风气影响下的产物。事实上，王粲的好驴鸣，以及曹丕的“驴鸣送葬”，体现的正是一种任诞、放达的个性。
也许有人会问：王粲和曹丕的这种通脱放达的个性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以为，来自两种人物的影响：一种是政治人物，一种是文化人物。
先说政治人物的影响。曹丕本人就是政治人物。但追溯起来，这种通脱放达风气的开启者，既不是王粲，也不是曹丕，而是比他们更强势的人物——曹操。大家知道，曹操本来就是一个通脱任性、不拘小节的人，年轻的时候飞鹰走狗，无所不为。等到他大权在握，在政治上也是不拘格套的，为了广揽人才，他曾颁布三道“求贤令”，这三道求贤令真是非同小可，其最主要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四个字——“唯才是举”。曹操说，只要有才，就可以选拔出来做官。哪怕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的人，只要你有“治国用兵之术”，我照样来者不拒。这叫“不拘一格降人才”。所以那个时代，墨守成规的人逐渐被淘汰，而敢于打破陈规陋习，标新立异的人，大都脱颖而出。不拘格套的人越来越多，从而激发了整个时代的创造力。
有道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曹操也好，曹丕也好，那些遵命学驴叫的吊丧者也好，都是上流社会的王公名士，他们的这种任情和真率的言行自然会形成一种“榜样的力量”，从而催生出一个时代放达不羁的风气，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任诞之风”。
曹操的选拔人才是“不拘格套”的，王粲的“好驴鸣”也是“不拘格套”的，曹丕的“驴鸣送葬”更是不拘格套！可以说，这就是一个“不拘格套”的时代。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我们一向有一个偏见，以为礼崩乐坏如何如何不好，所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孰不知，礼崩乐坏也有两个太平盛世没有的好处。哪两个好处呢？
第一是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因为礼崩乐坏的时候，没有一个统一的主流意识形态，没有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时候，恰恰是社会最有活力、最有创造力的时候。思想和言论一旦被定于一尊，当人们的一切都被一个既定的模式、框框甚至格式所限制，人的思想被装在一个套子里的时候，正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动力逐渐缺失的时候。契诃夫笔下的那个“套中人”，多么正统庄重，可是又多么可悲可怜啊！
第二是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礼崩乐坏的时候，总会出现一些有担当、有信念、有风骨的伟大人物，这些人物站在整个时代的风口浪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着书立说，开宗立派，启迪来者，沾溉后世。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出现了诸子百家的巨子，礼崩乐坏的魏晋乱世也出现了文学、哲学、音乐、书法、绘画的大师巨匠，礼崩乐坏的晚清民国更是大师云集，盛极一时。古代有句话，“国家不幸诗家幸”，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再说文化人物的影响。我以为，任诞之风的文化思想的源头，应该在庄子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