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说过，帕斯捷尔纳克由于具有所谓的“安全证书”，在斯大林时代逢凶化吉，没有受到惩治。可是他却在“解冻时期”由于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并被授予诺贝尔奖金而受到严厉的批判，被开除作家协会的会籍。年老有病的帕斯捷尔纳克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两年后就去世了。因此有一位名叫巴耶夫斯基的学者说：“毁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不是斯大林暴政，而是‘解冻’。”斯大林一直把帕斯捷尔纳克看作一位有才华的和独特创作个性的诗人，而帕斯捷尔纳克则把斯大林奉为历史的巨人。他们的关系在不同时期虽有亲有疏，但是他们相互的看法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三
下面接着讲斯大林与曼德尔什塔姆的关系。斯大林知道这位诗人，但是没有与他有过联系和交往。如上所说，他因写了一首猛烈攻击斯大林的诗而于1934年5月13日被捕。这首诗他是在头一年11月写的，写成后曾读给亲戚朋友们听，并在一些场合朗诵，因而迅速传播开来。于是内务部门采取行动，逮捕了他。审问时他供认不讳，当场写下了这首诗。诗的全文如下：
我们生活着，感觉不到有国家，
我们说的话，十步之外就听不清，
而哪里只要传出一言半语，
就会令人想起克里姆林宫的山民。
他的粗大油乎乎的手指像蠕虫一样，
他的像秤砣似沉重的话语一贯正确，
一双蟑螂那样的大眼睛挂着微笑，
他的两只靴筒闪闪发亮。
在他周围聚集着一群细脖子的头头，
这些半人半妖的怪物任他玩弄取乐，
有的发出吱吱声，有的学猫叫，有的抽抽搭搭，
只有他一人指指点点，大声说笑。
他发出一道道命令像要给人钉马掌，
有人朝大腿根钉，有人则朝额头、眉毛和眼眶，
他每判处一次死刑，——心里感到高兴，
便挺起奥塞梯人宽阔的胸膛。
诗中把斯大林称为“克里姆林宫的山民”，因为斯大林出生于高加索的山区。说他的手指“油乎乎”，是以当时的一种传说为根据的，据说杰米扬·别德内依曾因斯大林用“油乎乎的手指”翻弄他收藏的珍本感到非常不满。诗的最后说斯大林挺起“奥塞梯人宽阔的胸膛”，因为曾有这样传说，说斯大林生身父亲是奥塞梯人朱加耶夫。这首诗既写了斯大林的专制和残暴又对他进行了丑化，同时又写了斯大林周围“细脖子的头头”和“半人半妖的怪物”，这样既否定了斯大林，同时又否定了以斯大林为首的整个领导集体。当时审讯曼德尔什塔姆的侦查员把它称为“没有先例的反革命文件”。
曼德尔什塔姆被捕后，帕斯捷尔纳克曾找过别德内依帮忙，但是别德内依认为问题严重，劝他不要参与此事。于是他便去找布哈林。布哈林答应了，不过给如此激烈地反对斯大林的人说情，对他来说也是一件棘手的事，何况他受过批判后地位刚有所恢复。这位富有政治经验的人物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在讲了关于科学院和《真理报》的问题后才提曼德尔什塔姆的事，似乎他并不是专门为曼德尔什塔姆求情。信中首先谈到曼德尔什塔姆在被捕和流放前与A.托尔斯泰之间发生的冲突，然后才这样说道：“现在我接到他的妻子的绝望的电报，说他心理崩溃了，想要跳窗自杀等等。我对曼德尔什塔姆的评价是这样的：他是第一流诗人，但绝对是不符合现代要求的；他无疑不完全正常；他觉得自己受了陷害等等。由于一直向我诉苦，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和干了什么‘越轨的事’，因此决定也给你讲讲这些情况。”他知道斯大林对帕斯捷尔纳克比较重视和关心，特地在信的附言中写道，这位诗人“由于曼德尔什塔姆被捕而处于神经完全错乱状态”。对帕斯捷尔纳克的精神状态的夸张的说法，目的是为了引起斯大林的重视。斯大林立即在信上批道：“是谁给他们逮捕曼德尔什塔姆的权力的？不像话……”同时给帕斯捷尔纳克打了电话了解情况。
结果曼德尔什塔姆改为被流放到条件比较好的沃罗涅日，并允许由他的妻子陪同。对斯大林为什么决定作宽大处理，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这是由于斯大林考虑到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为了不影响作家们的情绪和不破坏当时的气氛才这样做。也有人认为斯大林具有某种“诗歌情结”，特别看重有才华的诗人，其根据之一是他在电话里问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什塔姆是不是“大师”。言下之意，如果是“大师”，可以考虑从轻发落等等。这些看法也许都有些道理。不过问题恐怕不那么简单，值得进一步研究。
曼德尔什塔姆原来以为他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甚至一度精神有些失常，确实曾想要跳楼自杀。但是最后“化险为夷”，只被判处三年流放。沃罗涅日的条件好于边远地区，虽然不如莫斯科，但是还能正常生活和工作。经过这一次“历险”，曼德尔什塔姆开始进行深沉的思考和反思。他认识他周围的现实并非只具有悲剧性，而且还有英雄主义的一面。他感到自己以前的看法和态度并非都符合实际，对自己某些言行感到后悔，甚至进行自我讽刺和嘲笑。这种思想感情和情绪在他某些沃罗涅日诗篇中表现出来。例如他在1935年5、6月间写的《斯坦司（诗篇）》中说他“像单干户走进集体农庄，进入一个世界，——人都很好”。诗中还说：
是可诅咒的缝隙，荒谬的念头
把我们分开。现在要知道，
我应当这样生活，呼吸着和布尔什维克化，
在死亡之前变得漂亮，
还要与人们在一起玩耍。
诗中“我应当这样生活，呼吸着和布尔什维克化”这句话重复了两次。又如在另一首诗里有这样诗句：
我到它（指国家。——引者）那里，到它的中心，
不带通行证就进入克里姆林，
破除了距离的屏障，
有过错的脑袋沉重发胀。
这里诗人已感觉到自己与苏维埃国家已没有距离，完全成为自己人，同时也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
在思想感情和对现实的看法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曼德尔什塔姆对斯大林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一点体现在他的一些诗歌作品中，尤其是比较集中地体现在《颂歌》中。这首诗写于1937年1～2月，全诗较长，共有七节，每节十四行。作者写这首诗大概有一个时间比较长的酝酿过程，力图通过审视斯大林的全部经历和在现实生活中开展的活动，认识他的巨大力量和历史作用，从而描绘出他的新的肖像。下面只简单讲一讲诗中直接提到斯大林的一些段落。诗中说他“出生在山区，饱尝坐牢的苦楚”，说他经历了“经过原始森林和列宁的十月到实现誓言”的漫长道路。诗人一直觉得“他穿着军大衣，戴着便帽，张着带着幸福表情的眼睛，站在奇妙的广场上”。诗人特别注意斯大林的眼神，说他的“大眼睛善良得折磨人”。诗中还进一步写道，斯大林的眼神能够移山，通过这种极其夸张的笔法，肯定斯大林的巨大力量。这样的写法已与上面讲过的那首讽刺短诗的写法大不相同。
除了《颂歌》以外，《如果我们的敌人抓住了我……》一诗本来也是作为颂扬斯大林的诗构思的。但是具体写作时却着重写了愿为真理和诗歌献身的精神，只有最后两句提到斯大林，这样写道：“在定将免遭腐朽的大地上，斯大林将唤醒理智和生命。”尽管过渡显得有些突然和不大自然，但是还是很有力量的。
人们对曼德尔什塔姆颂扬斯大林的诗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他写这些诗是因为真正认识到斯大林这位“克里姆林宫的山民”的正确和伟大；有人则相反，断定这是出于自我保全的本能，是被迫这样写的，并不真诚。这两种看法似乎都有一定的片面性。上面说过，曼德尔什塔姆在沃罗涅日期间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自然对斯大林的看法也有改变。因此这些颂扬的诗并不是完全为了保全自己昧着良心写的。另一方面，他似乎对斯大林这个历史人物还没有全面正确的了解，因此不能完全排除他颂扬斯大林有某种“补过”的成分，同时也为了求得保护。
1937年5月，曼德尔什塔姆流放期满回到了莫斯科，住在郊区某地。当时正是大清洗时期，但他仍然活动频繁，常到城里来看望朋友。朋友们同情他的遭遇，把他看作受难者，给以物质上的帮助。作协负责人斯塔夫斯基看到这种情况很不满意，便于1938年3月16日给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写了一份报告，其中指出，在一部分作家中对曼德尔什塔姆的问题“有非常不正确的议论”，“他得到支持，为他募集捐款，把他变成一个‘受难者’——一个没有得到任何人承认的天才诗人”，“瓦连京·卡达耶夫、И.普鲁特等文学家公开为他辩护，话说得很尖锐”。斯塔夫斯基认为这“不单是而且主要也不是”曼德尔什塔姆个人的问题，而是“一批苏联作家对他的态度”问题，他请求叶若夫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信中还说，最近曼德尔什塔姆写了一系列的诗，但根据读过这些诗的同志们的意见，“并没有特殊的价值”。信中附上了巴甫连柯的评论文章。
巴甫连柯在文章一开头就表示不欣赏曼德尔什塔姆的诗，他说：“我过去在读曼德尔什塔姆的旧作时，总是感到他不是诗人，而是诗匠，押韵的作品的冷漠的、带头的编写者。现在在读他最近写的诗时仍然有这种感觉。其中大多数是冷漠的、没有生气的，没有我认为诗歌最主要的东西——没有激情，没有对自己写的东西的确信。”不过信中也列举了几首较好的诗，并举出关于斯大林的诗中的诗句，不过他认为从整体来说，“这首诗要比它的个别诗节写得差”，“诗中有许多不适用于斯大林题材的笨口拙舌的东西”。关于曼德尔什塔姆的诗歌的性质问题，这样说道：“这是苏维埃的诗吗？当然是的。但是只有在《关于斯大林的诗》中我们直接感觉到这一点，而在其他的诗中只能加以猜测。”他的结论是：这些诗不宜出版。
叶若夫收到斯塔夫斯基的报告后，过了将近一个月才交给内务部门处理。他很可能接受了1934年未经斯大林批准就逮捕曼德尔什塔姆的教训，这次便向斯大林请示。可以作这样的推测，斯大林对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颇费踌躇的。如果曼德尔什塔姆流放后仍坚持原来的立场，那么完全可以再一次进行惩罚。可是他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写了颂扬斯大林的诗，而且回莫斯科后只是与友人有所交往，并没有出格的言行（斯塔夫斯基的报告中也只说他的朋友对他的同情和赞扬），因此要再次治罪依据不足，不能使人信服。可是不少原来与曼德尔什塔姆意见不合、对他没有好感的作家看到有人支持这个有“前科”的人很不满意。这就成为一个影响作家队伍团结的问题。如果在平时，这也许并不算是一个大问题，然而当时大清洗还在进行之中，在这种形势下，这个问题成为一个影响团结一致共同揭发“人民的敌人”的政治问题。斯塔夫斯基大概从这个观点出发请求叶若夫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斯大林大概也觉得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在促使他最后作出重新逮捕曼德尔什塔姆的决定方面，巴甫连柯的评论文章大概起了一定作用。上面说过，他重视有才华的诗人，曾在给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时询问曼德尔什塔姆是不是“大师”，如今巴甫连柯对他作了很低的评价，他终于决定根据政治要求来解决问题了。不过就现在看到的材料来说，他没有作出明确的批示，大概他觉得采取“默许”的态度为好。于是曼德尔什塔姆于5月2日再次被捕和流放，这次决定把他流放到远东，让他远离他的朋友。不幸的是，同年12月他病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附近的中转集中营里。
从以上所述来看，恐怕不能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简单地断定曼德尔什塔姆是被斯大林迫害致死的。斯大林曾对这位辱骂他、甚至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的诗人抱宽容的态度，而后者随着思想感情的变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转而肯定和颂扬斯大林。这是事实。后来在特殊的形势下才对诗人作出再次逮捕和流放的决定，结果造成诗人过早去世的悲剧，斯大林是负有责任的。这又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四
最后讲一讲斯大林与阿赫马托娃的关系。上面提到过，大清洗前的1935年，阿赫马托娃的丈夫和儿子被捕，她曾写信给斯大林请求释放他们。这大概是她首次与斯大林直接接触。信中这样写道：
“我知道您重视国家的文化力量和作家，我就下决心给您写这封信。
“10月23日在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了我的丈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普宁（艺术科学院教授）和我的儿子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古米廖夫（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学生）。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但是我可以向您保证，他们不是法西斯分子，不是特务，不是反革命团体的参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