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初，苏联先后揭露出了一些破坏活动，其中包括“工业党”案件、“劳动农民党”案件、“食品托拉斯”案件等。高尔基看了有关报道后非常气愤，决定写一个剧本（即后来没有写完的《索莫夫和别的人》）来谴责这些破坏者。斯大林得知后非常高兴，写信给高尔基表示支持，并且给他提供了有关案件的材料。高尔基在回信中说他对这些破坏活动和右派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感到震惊，为国家政治保安局所做的工作感到高兴。1930年9月，“食品托拉斯”案的四十八名被告被处决，德国“保卫人权同盟”发表了抗议书。高尔基写了《致人道主义者》一文进行反驳，并写了《致工人和农民们》一文，对西欧各国的劳动群众进行解释。他把这两篇文章的初稿都送给了斯大林审阅，并且表示，如果需要作修改和压缩，他不会有任何意见。后来这两篇文章在斯大林作了个别修改后发表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在这之前，高尔基还发表了《如果敌人不投降——就要消灭他》一文，赞成当时进行的镇压行动。这在政治上对斯大林是很大的支持，斯大林自然是很满意的。他在1931年3月18日给高尔基的信中赞扬说：“从您的文章可以看出，在您的身上洋溢着一股积极进攻的战斗豪情。非常好！”
高尔基赞同苏联对罪犯实行劳改的政策，他在1929年参观了索洛夫基劳改营后，写了一篇特写，叙述了他和劳改人员的谈话和劳改营的生活，认为劳改是改造人的一条新的途径。1933年他又赞扬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组织劳改人员开凿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做法，应邀在劳改人员中涌现出的突击队员的大会上发表讲话，并为记述这项工程的文集《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作序，再次赞扬劳改政策和肯定国家政治保安局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这个看法高尔基一直没有改变，他在1935年发表的《论文化》一文中把对待罪犯的这种态度看作是无产阶级的积极的人道主义的表现。这又是在政治上对斯大林的支持。这里顺便要讲一下高尔基对人道主义看法的改变。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起，他开始用阶级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反对抽象地谈论全人类的爱，不仅肯定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中使用暴力的不可避免性，而且肯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实行专政也是必要的，认为这样做既是为了镇压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的反抗，也是为了改造社会和改造人。他在1934年发表的《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一文中集中地阐述了他的这些看法。据高尔基本人说，“斯大林同志非常赞同这篇文章”。由此可见，他与斯大林在人道主义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有着一致的看法。
但是这并不是说斯大林已完全打消了对高尔基的疑虑。最使他不放心的是高尔基对反对派领袖的态度。他知道高尔基尊重布哈林、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与他们保持着友好关系。高尔基也不隐讳这一点，他在1929年11月27日给斯大林的信中不赞成党内的“磨擦”，认为现在这样做不会像过去那样有助于“精选优秀人物”，只能造成相当多的“两条腿的废物”。两天后，他在得知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三人发表悔过声明、有可能“恢复党的生活”后非常高兴，又给斯大林写信表示自己喜悦之情。对此斯大林大概不会满意。上面说过，高尔基曾多次替反对派的领导人说话，斯大林从尊重和团结高尔基出发虽然按照高尔基的意见做了，但是心里是很不愿意的。不过在高尔基与反对派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有另一个方面。高尔基看重的是布哈林等人的学识以及他们的某些品质，但是并不赞同他们的观点，尤其是在农业集体化问题上。1933年1月，当高尔基得知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发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时，便给李可夫写信，赞扬他们两人勇于承认错误，说“这是深刻的‘党性’的完美表现，是一种与党有机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感情”。信中还说：“我的这封信很可能是不合时宜的，并相信是您所不需要的……不过我认为我有权利写这封信，因为我也犯过错误，对无产阶级强大的创造力和列宁的党的英明估计不足。”同一天，高尔基给罗曼·罗兰写信说：“我认为右倾反对派领导人……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承认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这一点有巨大意义。这是党的重大胜利，它解除了右派的武装，把其中最优秀的人争取了过来。”从这两封信可以看出，高尔基认为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右倾反对派所持的立场是错误的，他为他的那些反对派朋友们放弃错误立场而高兴。有人说，高尔基知道并且参与了布哈林和李可夫与亚戈达的反斯大林联盟的活动，并且与生理学家巴甫洛夫一起策划成立一个新党，这完全是一种缺乏任何事实依据的推测。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头几年，是斯大林与高尔基的关系比较密切、见面次数较多、信件来往也比较频繁的时期。这大概是由于斯大林正在考虑解决作家内部的纷争，成立统一的作家协会的问题。他有不少问题需要同高尔基商量，争取他的支持。首先是如何看待拉普的问题。上面说过，1929年2月，他接连写了《答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和《答拉普的共产党员作家们》这两封信，在后一封信里批评拉普把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称作“客观上的阶级敌人”的错误说法，指出他们“不善于正确地建立文学的阵线”。高尔基对拉普批评家对待其他作家的粗暴态度也是很不满意的，1928年5月他在《论被捧起来的作家和“初学写作者”》一文中不指名地批评了他们。可见斯大林和高尔基在对拉普的看法上有相似之处。
1929年6月10日，高尔基在第二次回国暂住时出席了无神论者联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在那里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谈到他写了上述两封信，答应寄给高尔基看。6月11日，斯大林给高尔基写信，附上了这两封信。这是两人通信的开始。大概斯大林批评拉普的信给高尔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于11月29日在向斯大林为《文学学习》杂志约稿的信中说：“您写给‘岗位派’的信就很好，把它的内容扩展一下就行。”
在这前后发生了拉普分子攻击高尔基的问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皮利尼亚克因把他的小说《红木》送到德国柏林出版而受到批判。8月26日沃林在《文学报》发表《最无法容忍的现象》一文对皮利尼亚克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接着马雅可夫斯基、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卡达耶夫等着名作家也都表了态。9月15日全俄作家协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解除皮利尼亚克的主席职务。高尔基本来对皮利尼亚克这个作家并不欣赏，对他的某些作品也持否定态度，但是不赞成对他采取这样的做法。就在全俄作协开会的同一天他发表了《论精力的耗费》一文，对皮利尼亚克的行为作了分析，然后说，这里要谈的不仅只是皮利尼亚克，“我一生都为对人采取慎重的态度而斗争……我们对待人们的态度是否够慎重呢？我们是否充分珍重他们的工作和才能，对他们的错误和行为是否过于严厉呢？……我们是否善于培养助手，带领同路人一起前进呢？我觉得我们还没有能够做到。”他还说：“我们养成了愚蠢的习惯，先把人拖上荣誉的钟楼，过了一些时候又把他们从那里抛到尘埃和污泥中去。”最后他提出应当反对耗费人的精力。这篇文章发表后，遭到新西伯利亚拉普领导人的猛烈攻击。在这之前，高尔基曾在《无产阶级应当培养自己的文化大师》一文中指名批评了新西伯利亚拉普领导人库尔斯，于是库尔斯乘机报复，在他主编的《当代》杂志上发表了新西伯利亚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抗议书，称高尔基为“老奸巨滑和巧妙伪装的敌人”，接着又在9月22日的《苏维埃西伯利亚报》上发表了《高尔基的耗费了的精力》一文，说他庇护苏联的形形色色的皮利尼亚克分子。
斯大林对皮利尼亚克并没有好感，认为此人是一个专门观察和描写我们的革命的阴暗面的同路人。这次对皮利尼亚克的批判，开头他至少是默许的，《真理报》和《消息报》曾发表文章支持对皮利尼亚克的批判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对高尔基的干预很可能是不赞成的。但是由于新西伯利亚拉普分子的行为过于放肆，为了团结高尔基，同时也是为了教训其他的拉普分子，联共（布）中央于1929年12月25日作出了《关于部分西伯利亚文学家和文学组织反对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言行》的专门决议，指出“部分西伯利亚文学家的此类言论……从根本上背离了工人阶级的党对伟大的革命作家马·高尔基同志的态度”，宣布给西伯利亚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党组以严重警告处分，解除了库尔斯的职务。
联共（布）中央的决议的发表使事情发生了转折。高尔基一方面为事情的了结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并不赞成采取惩罚手段。他在1930年1月8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说，他认为他受到攻击的现象“是完全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他“并不希望一定要令人不快地或敌对地惩罚那些写我的人”。他还说：“……‘骂不沾人，不必较真’，挨骂并不妨碍我生活，反而激励我工作。正如您所知道的，我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也就是说：所有针对我的这一切均与党及其领导人无关。让他们去骂吧。”也许他由于考虑到问题已经解决，便没有再发表已写好的回答论敌的《还是那些话》一文。这篇文章到六十年后，即到1989年才与世人见面。
通过这件事斯大林进一步感到文学界的这种纷争不已的局面存在和发展下去不利于文学的发展，便下决心解决作家队伍的团结问题。高尔基对文学界的状况也不满意。他在1930年9月给国家出版社理事会主席哈拉托夫的信中也说过类似的话，认为小团体作风和相互争吵是“文学战线的灾难”，并且抱怨党对文学战线的事过问得太少，觉得中央应采取措施结束这种状态，把相互敌对的作家们召集到一起，向他们说明团结起来的必要性。可见，在加强作家队伍的团结和设法使他们联合起来这一点上，斯大林和高尔基的意见是一致的。
联共（布）中央于1932年4月23日作出了《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后，斯大林尊重高尔基，请他担任苏联作家协会筹委会名誉主席，并请他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主旨报告。高尔基没有推辞。在大会筹备和召开过程中曾有过分歧和矛盾，主要是高尔基提出让布哈林做关于诗歌的报告，还有在新成立的作协领导班子的组成上也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斯大林虽不同意，但作了让步和妥协，使问题得到了解决。高尔基由于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情绪是高的，除了做报告外，还就具体问题发了言，最后做了总结。最后高尔基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名誉主席。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考虑到高尔基对作家中的党员干部有意见，专门调派了党政干部谢尔巴科夫担任负责日常工作的书记，以便能使他能够接受和工作上能够合作。总之，大会圆满结束，苏联文学界实现了大团结。详细情况已在第二章作过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后，文学界曾有过一场关于语言问题的争论。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国家文学出版社组织了关于潘菲洛夫的小说《磨刀石农庄》的讨论。潘菲洛夫在发言中提到了苏联文学的语言问题，并且自负地说他使用的是“千百万人的语言”。高尔基认为潘菲洛夫滥用方言土语，在他的作品里文理不通的问题十分严重，便写了《关于一次讨论》一文，对他的说法提出异议。这篇文章发表在1934年1月28日的《文学报》上。2月6日《文学报》发表了绥拉菲莫维奇在《磨刀石农庄》讨论会上的发言，这位老作家夸奖了潘菲洛夫，说“人们现在向潘菲洛夫的作品学习，将来还要根据它们来研究我们的时代”。高尔基见后写了《致绥拉菲莫维奇的公开信》，坚决反对他的这种说法，并且认为他的发言不仅是要抬高潘菲洛夫，而且包含着一种明显降低文学质量的企图。高尔基在列举了所谓的“灵巧的作家”的一些充满“胡言乱语”的“产品”后提出，必须为肃清文学中的文字垃圾而进行无情的斗争，为文学语言的简练明快而斗争，为正当的技巧而斗争，坚决反对降低文学的质量。高尔基就语言问题发表的意见，符合他重视作品的艺术质量的一贯思想，但是他选定潘菲洛夫作为批评的靶子却是另有原因的。据一位俄罗斯学者分析，这是因为三十年代初高尔基曾介入了拉普内部的派别斗争，支持阿维尔巴赫而反对潘菲洛夫，对潘菲洛夫没有好感。事实确实如此。高尔基曾在1932年1月25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赞扬阿维尔巴赫“是一个非常聪明、极具天赋的的人，他的才能还没有能得到真正发挥，他还需要学习”，并且说：“对他要爱护才行。”而在3月24日给斯大林的另一封信里对“潘菲洛夫－绥拉菲莫维奇集团”进行了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