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所说可以看出，斯大林对文学界被认为有问题的人与对待党政军各个部门的同样的人的态度似乎有些细微的差别，显得不那么心狠手辣，毫不留情。这一方面大概是由于他重视和爱好文学艺术以及爱才惜才的缘故，但是更重要的是，由于文学界的“异己者”只能造成一定的思想混乱，而政界军界的所谓“暗害分子”的存在，可能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危害国家的安全，而对斯大林个人来说，是对他的地位和权力的一种很大的威胁。但是尽管如此，文学界仍然可以说是肃反扩大化的一个“重灾区”。这种情况的造成，一方面是由于在执法机关和作协领导机关内部有一些人为了表现自己积极和取得信任，利用手中的权力整人，把作家的种种陈年老账都翻腾出来，大做文章，无限上纲，甚至为了讨好斯大林，把某些作家以前在与斯大林讨论问题时发表的不同意见和所谓的“不敬之词”也作为罪证。另一方面，在作家内部由于过去多年的争论，积怨颇深，运动开始后，进行相互揭发，弄得真假难辨，这也是不少人受到牵连的原因之一。总而言之，从这场运动中是有许多教训应该吸取的。
肃反扩大化使得文学界在实现大联合后暂时出现的乐观情绪和欢快气氛一扫而光，对作家们的心理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他们比较普遍地变得小心谨慎，为了自己的安全，再也不敢大胆地发表意见，更不敢像过去那样与斯大林进行争论，开始一味颂扬斯大林，进一步助长了当时已经开始形成的对他的个人崇拜。而在创作中，许多人已不大敢于大胆地揭露现实生活中矛盾和斗争，害怕被扣上否定新时代和新生活的政治帽子，逐步地形成了粉饰生活的倾向。这对创作来说不能不产生消极的影响。
二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清洗开始纠偏时，苏联政府给一批作家授了勋。此次授勋是秉承斯大林的意志进行的，照他的说法，目的是为了“提高苏联文学的意义以及作家的作用和地位”。他还说，这次授勋，可能漏掉一些人，但“这并不说明所有未被授勋的人要比获得勋章的人差一些，——还有不止一次的机会授予他们勋章”。授勋的初步名单由法捷耶夫和巴甫连柯拟定后，呈报给了中央书记安德烈耶夫。安德烈耶夫审阅后，向斯大林报告说，一系列作家“无论就败坏他们的名声的材料的性质，还是就近年来他们在苏联文学中的分量来说，应该从名单中去掉”。斯大林对这些情况自然是了解的，但是他决定给名单上的所有人授勋。1939年1月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分别授予一百七十二位作家列宁勋章、劳动红旗勋章和荣誉奖章，“以表彰他们在发展苏联文学方面取得的成绩和成就”。获得最高勋章列宁勋章的有二十一人，其中包括阿谢耶夫、维尔塔、革拉特科夫、瓦连京·卡达耶夫、马尔夏克、米哈尔科夫、巴甫连柯、彼得罗夫、波戈廷、特瓦尔多夫斯基、吉洪诺夫、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等俄罗斯作家以及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些代表人物。这一次被E.格罗莫夫称为下了一场“勋章雨”的慷慨授勋，除了斯大林所说的目的外，可能还有对作家进行抚慰的意思。
1939年还有一项重要的举措，这就是决定设立斯大林奖金。在斯大林生日的前一天，即12月20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为庆祝斯大林六十岁寿辰，通过了《关于设立斯大林奖金》的决议，决议只规定每年给科学和艺术的活动家授奖，没有包括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1940年2月1日，人民委员会又通过了一项单独的决议，决定增设诗歌、小说、剧本和文学批评奖等四个文学奖项，奖金各为十万卢布，每年评奖一次，于1941年开始评奖。后来又把各个奖项分为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授予不同数额的奖金（分别为十万卢布、五万卢布和三万卢布）。
评奖从1941年开始，直到1952年，在战争年代也没有停止。每年的评奖活动成为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吸引了许多作家和热心的读者的注意。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评出了大量获奖作品。在获一等奖的小说中，有阿·托尔斯泰的《彼得一世》和《苦难的历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和《暴风雨》，费定的《早年的欢乐》和《不平凡的夏天》，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巴甫连柯的《幸福》，瓦西列夫斯卡娅的《虹》，尼古拉耶娃的《收获》，潘诺娃的《旅伴》，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拉齐斯的《走向新岸》等等；获一等奖的诗作有马尔夏克的《儿童诗选》，吉洪诺夫的长诗《基洛夫同我们在一起》和其他诗篇，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春草国》和《瓦西里·焦尔金》，伊萨科夫斯基的《诗歌选》，安托科利斯基的《儿子》，涅多戈诺夫的《村苏维埃上空的旗帜》，英贝尔的《普尔柯夫子午线》和《列宁格勒日记》等等；获一等奖的剧作则有特列尼约夫的《柳波芙·雅罗瓦娃》，波戈廷的《带枪的人》，柯涅楚克的《前线》，列昂诺夫的《侵略》，维什涅夫斯基的《难忘的1919年》等等。应该说，在获二等奖和三等奖的作品中也有少数并不逊于获得一等奖的作品的佳作。同时也不可否认，获奖作品中也有一些应时之作。但是大多数作品反映了俄罗斯大地上发生的巨大变迁，忠实地记录了建设新生活的艰辛和取得的巨大成就，热情地颂扬了苏联人民奋起保卫祖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伟大功勋。许多作品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曾广为传诵，对一代又一代人起了教育作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佳作跨出了国界，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然而在苏联剧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除了其中的个别作品仍得到肯定外，绝大部分都不再提了。应该说，这只是暂时现象。文学史上的许多事实证明，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是不会被遗忘的。苏联政府设立斯大林文学奖金，主要是为了鼓励作家努力创作精品杰作，而通过评奖的结果，又可展示和肯定创作上取得的成绩。此外，也可作这样的推断，给作家评奖也像给他们授勋一样，也是为了表明党和政府对作家及其劳动成果的重视，以平复大清洗中他们的心灵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的创伤。
斯大林对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是很重视的。奖金设立之后的前几年因正逢战争年代他似乎没有亲自参加评奖活动。战后就不同了，他参加了多次审批会，会上不仅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有时还与不同意见的人进行争论，有的作品就是在他认可和坚持下被授予奖金的。这似乎是斯大林以独特的方式进行的文学批评。下面在讲他的文学批评时将具体介绍这些情况。
三
上面已经讲过，在苏联作家协会筹备的过程中和成立前后，就已开展多方面的活动。斯大林决定成立单一的作家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它把所有作家联合在一起，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他对这个组织的领导班子的建设是很重视的。作协成立时，为了尊重高尔基的意见并能与他合作，临时派了党的领导干部谢尔巴科夫担任主持理事会主席团日常工作的责任书记。高尔基逝世后，谢尔巴科夫回到了党的领导工作岗位上，由得到斯大林信任的斯塔夫斯基接替他的工作。斯塔夫斯基参加过国内战争，发表过一些中短篇小说，曾任拉普理事会书记。对这样一位创作上没有突出成就、名望不高的作家担任作协主席团责任书记这一重要职务，文学界本来就有相当多的人不那么赞成。加上他工作中出现不少问题，于是有不少作家，包括A.托尔斯泰、法捷耶夫等着名人士在内，对他提出尖锐的批评。联共（布）中央出版和出版社部部长尼基京了解这些情况后，于1938年2月28日向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安德烈耶夫、日丹诺夫和叶若夫写了报告。报告首先指出：“目前苏联作家协会的状况令人极其不安。担负着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团结作家群众以及为苏联文学的思想和艺术的高质量而斗争的使命的这一文学家的创作团体愈来愈成为管理文学事务的独特的官僚机构。
“最近两年，联共（布）中央1932年4月23日的决议实际上受到作协领导的忽视。协会没有对作家做任何认真的工作。居于它的注意的中心的不是作家及其活动，而主要是各种各样的经济事务和只与文学挂点边的争吵。
“协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办公厅，在那里没完没了地开会。那些不想脱离协会的文学家，由于忙于接连不断地参加会议，变得没有时间写作。”
报告在谈到作家协会领导机构的情况时说，经过大清洗后，领导机构大大减员，理事会主席团无所事事，几乎不开会，“实际上所有的事都由书记处决定，大部分由斯塔夫斯基同志一个人拍板”。报告接着说道：“斯塔夫斯基同志由于无力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领导大作家，便采取命令主义和单纯发号施令的做法。他不去团结优秀作家，却开始挑动本来就已存在的纠纷和小团体主义。在这位作协书记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准文学家的集团，这些人起劲夸奖差劲的、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攻击所有不合‘领导’心意的人。”报告在举了一些例子说明这些问题后说，对作协的这种状况不能再容忍下去了，需要设法改变，并提出了两点建议：1.扩充主席团；2.成立坚强的、有工作能力的书记处，更新现在的领导，推举一位掌握政治策略、在作家中享有威信的党的工作者来进行领导。
上面接到这个报告后，便由中央出面连续召开三次会议听取作家们的意见。会后，中央书记安德烈耶夫向斯大林作了汇报，说“斯塔夫斯基实际上个人取代了作协的主席团和书记处，并且他的全部行动引起了作家们对作协的不满”。他提出需要撤销斯塔夫斯基的职务，此外，中央还需要就作协工作的实质通过一项决议。于是中央作出了让斯塔夫斯基“长期休假”的决定，成立由巴甫连柯、索波列夫等人组成的五人小组暂时领导作协。1939年1月，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法捷耶夫接替斯塔夫斯基，2月作协理事会书记处开会，正式选举法捷耶夫为责任书记。此次作协主要领导人的更换历时一年多，说明斯大林对免去他信得过的斯塔夫斯基的职务有过犹豫，经过再三考虑，才起用法捷耶夫这位同样得到他信任的着名作家。
作家协会成立后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在团结作家和促进文学事业发展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却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这当然与主要领导人斯塔夫斯基这位平庸的作家在同行中威信不高，却又刚愎自用、独断专行、拉帮结派有关。这样的领导人是应该撤换的。不过原因不仅在于此。可以说，这与作协成立后实行的体制不无关系。作协本应该是一个创作团体，它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广大作家，组织他们学习正确的文艺思想和深入生活，研究和讨论创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交流创作经验以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等等。可是作协成立后，在它下面除了设立研究和讨论创作问题的各种委员会外，还把从物质上支持和赞助作家的机构文学基金会连同所属的各种机构和设施以及创办的企业都交给作协领导，交给作协领导的还有高尔基文学院、苏联作家出版社以及一批文学刊物。这样一来，作协成为一个分支机构很多、从事多方面活动的庞大组织，其职能大为增加。后来有人将其称为“文学人民委员部”，看来有一定的道理。于是就像上面尼基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作协变成像一个独特的官僚机构，那里整天没完没了地开会，讨论各种与文学创作并无多大关系的问题，很少注意作家及其活动，而担任领导工作的作家又抱怨没有时间写作。看来，要从根本上改进作协的工作，需要对作协的体制作一些重大的改变。联共（布）中央曾根据安德烈耶夫的提议，拟订过一个关于作协工作实质的决议草案，但未通过正式决议。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了。
作协的主要领导人“换马”后，工作仍然起色不大。上面主要对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对被认为有问题的作品把关不严表示不满。根据保存下来的档案材料，联共（布）中央曾打算追究作协领导的责任。当时中央曾拟订过一份题为《关于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的工作》的决议草案，对主席团的工作提出严厉批评，特别指出：“作协没有注意到阿夫杰耶科的反苏维埃作品以及像列昂诺夫的《暴风雪》、卡达耶夫的《小房子》、卡扎科夫的《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格列博夫的《开诚布公地》等思想上有害的和反艺术的剧本的出现，以至于中央被迫出面加以禁演。”不过最后没有成为正式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