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下半年，本人作为首期爱国宗教界人士研修班学员，于中国人民大学研修四个月。宿立新苑，食西区食堂，上课于明德楼。主要课程有宗教学、世界宗教史、哲学导论、管理学、伦理学、古汉语、中国近代史、宗教与当代社会、法律基础知识以及朱维群、叶小文、方立天等专家的专题讲座。其间与大学师生有些接触，尤其与哲学院师生的交流为多。事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佛教僧团的主业是什么。
考察释迦牟尼佛的一生，其主要工作是讲经，树立伦理道德的典范，制定并实践戒律，管理僧团，协调僧团与政权、僧团与社会包括信众的关系，培养僧团的后续力量。佛陀讲经，针对信众或社会人士的咨询疑问，应机而讲，有的放矢。经书大多数是佛陀与请教者的问答录。佛陀十大弟子的主要工作，也不离此。
从佛陀及其弟子的主要言行中，我们得出启示：作为佛教僧伽，主要的工作不是直接创造财富，那是经济学家与商人的事；我们的任务应是继承佛陀当年所做的事业，弘扬佛陀确立的精神。
据此，作为僧人，我们的主业是弘法，是持戒，是传播佛教教义与实践佛教教义，做教义的实验者、榜样者。信徒因此有专业的授业师，少走了弯路。作为僧人，放弃可能拥有配偶、儿女的权利，着灰衣，吃素食，清心寡欲，其另有所求或另有所向往的，就是在宗教上要有所得。为此，作为僧人，一定要按照佛陀教诲的路子，前去走一走，哪怕探一探，看效果如何。信仰，如果没有从信仰中得到宗教上的体验，那是有缺憾的。佛教有念佛，有坐禅，有持咒，有诵经，有观想等，法门万千，不去实践，便是不事主业，徒费光阴。
人生是短暂的，名、利、权、情等，都犹如过眼云烟，只有业力随身。我们总不能仅过一生一世就永远消散消失，断灭了光明的未来。为此，除了喜好的名、利、权、情等之外，还须储备良知、道德、善、美的业种，着力保有宗教上的生命。只有它的真实才足以使它永续长青。这样，我们就需要在宗教上有所作为。
在我的人生设定中，我的主业在于弘扬与实践核心教义、持守戒规。信徒来寺不能只看到佛的像而没有看到佛的心，佛的教义就是佛心。拯救苍生主要靠的不是佛像，而是佛的教诲精义。因此，我希望充实自己，一生以传播与实践教义为重任，做佛教文化的播种者、催生者、收获者。
翻看高僧传记，我们发现，能成高僧，那是因为人度得多，法弘得广，对前人理论有所发挥。或者修持严谨，有所证悟，因此德高望重。由此可知，高僧在宗教上的高成就，高在精神，而非高在直接创造了物质财富，这也是佛教根本的核心所在。
不少僧人，对佛教的信仰，本末倒置，身份定位不清，把自己变成了社会活动家、企业家、外交家、慈善家，唯独不是宗教家。穿佛衣不说佛论，不想佛恩，不为佛行，不做佛事，不证佛果，甚至不信三世，不信因果，不信佛之说教，那与俗人有何异？如此，俗人依据什么对僧人进行崇拜？僧人又以什么对俗人进行说教？
物以稀为贵。佛教僧伽贵在掌握佛教精神并有实践经验，以其稀才贵，才堪为俗家弟子之师。为此，我们僧团，当专职于佛教教务，以弘法持戒为家务，以带领信众实践教义为首务。古代高僧莫不如此。这也是他们契佛行仪的所在，也是流芳后世的原因所在。
我之从佛，重在信、解、行、证。不信，哪来恒心愿力？无解，就会盲从。不行，没有实践，何来结果？何来实证？没有这些，不就是以己昏昏教人昭昭了吗？为此，我们不应为建寺而建寺，而应把宗教场所变成信、解、行、证的基地，总结出契合时代的信、解、行、证的方法，在宗教上服务于信众与民众。不应使寺院越来越往纯粹的旅游场所或文物保护单位方向转化。否则，信仰成了职业，僧人成了雇工，僧团偏离了主业，不仅世俗化而且庸俗化了，佛教的核心精神也因此得不到彰显，僧团从而失去了存在的根本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