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事实表明，“振兴实业”、“设厂自造”、“挽回利权”，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江西商绅（包括一些官僚）发展民族经济的口号并开始尝试。这是新经济形态——江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的内在动力，并由此诞生了新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它们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构成了新的社会阶级。”
民族资本主义在江西也有较长足的发展。江西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近代企业，是1883年在南昌设立的罗新昌机器厂。据统计，在辛亥革命前十年，江西开办了19家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厂矿企业，投资总额达309万余元，约占同时期工业总投资的2/3，民族资本非常活跃。同全国的情况一样，江西的资本主义工业，无论是陶瓷业、纺织业、加工制造业，还是航运业、矿冶业，都属于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官僚资本主义工业和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这两个部分。现将江西各行业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情况概述如下：
实业的创办以设立工艺院为先。1900年，南昌县士绅曾秉钰，“独出万金，于城外设工艺局，专织各种洋布，广收艺徒”，“创开风气，成效可观”。1901年，江西巡抚李兴锐与新任藩司柯逢时“再四筹维，于省城设工艺院一所，并通告各州县就地筹款，各设一院”。1904年，鄱阳县成立工艺院，置买东洋轧花机数架，“每日一机能出净花二三百斤”，与土车“每日仅十余斤”相比，“力省工倍”，起到了较好的示范效果。1904年7月，泰和士绅萧绍渠，“独力捐建工艺院”，“收养游民四十名，雇用工师四人，常年用款，约一千四五百串”。
陶瓷业。瓷器业是江西近代工业的领头雁。1903年署理江西巡抚柯逢时上《开办瓷器公司折》称：“江西浮梁之景德镇，制造瓷器，已历数朝……然中国之销数日绌，而外洋之漫灌日多。揆厥所由，实缘窑厂资本未充，不能与之相竞”，故柯逢时奏调湖北候补道员孙廷林筹办公司，官商合办，官府筹拨银14万两（实拨1万两），以为之倡，余由孙道自行集股，于该年3月创办景德镇瓷业公司，资本额5.5万元，成为江西首家资本万元以上的近代企业。1907年，改为商办江西瓷业公司，“议集股二十万元，每股五元”。随后，“公司公举内阁中书康达为总理，一切文牍由总理出名代表，并拟添集股本二十万元”，商办江西瓷业公司成为“新政”时期江西乃至全国范围内资本最雄厚的新式瓷业公司。从1903年到1908年，江西先后出现8家万元以上新式瓷器实业。
纺织业。这是江西资本主义经济产生较早的行业之一。本省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纺织工业，出现于20世纪初期。1900年、1904年、1906年，曾秉钰、孙保辰、饶曾春等先后在南昌、清江、铅山分别创办了（南昌）工艺局、金凤有限公司、鼎兴织布公司，专门织造各式棉布。其中，以金凤有限公司的生产规模较大，拥有织机50余架，工人为清江本地妇女。官办的官僚资本主义纺织业，有省、县创办的工艺局、院、厂。这种纺织业由于地方政府提倡，故发展较快。几乎县县皆有，每县一个，因而分布广泛而均匀。但从生产规模和资金来说，都比不上商办的织布公司。以资本为例，最大者如由省臬司柯逢时1901年创办的工艺院，资金5000两，为商办公司的一半，小者如1905年创办的弋阳工艺院，资本仅150元，是商办公司的1/70。由此可以看出，纺织业中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大于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
加工制造业。20世纪头十年，由于日俄战争的关系，特别是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得到发展的机会。这期间，在江西先后兴起的一些加工制造业，是本省资本主义工业的一个重要部分。近代江西社会由于新的生产方式、新阶级的产生，在思想文化领域也表现出一些新的景象。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出现紧密相关的，便是辛亥革命前夕，江西产生了一批不同于旧式科举文士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的产生，既和清政府推行“新政”，办学堂、兴游学有关；也与革命思潮（主要是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书报）传入江西有直接关系，同时又是革命的动力。
清末江西地方当局，遵照当时中央政府诏令，从1902年起便以行政手段饬令下属各府、州、厅、县兴办各类学堂。由于政府的提倡，一部分具有维新思想的富商、士绅也纷起效法，终于掀起了一阵兴学热潮。清代是教育更新的一个重要时期。特别是同治以后，江西新式学堂层出不穷。1862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九江租界创办埠阆小学，此为全省近代新式学堂之始；1902年，南昌豫章书院改为江西大学堂，1904年改名为江西高等学堂；同时，在南昌、抚州、赣州、九江、袁州、鄱阳、南城、吉安等10多个州县改设中学堂，在60％的县改设新式小学堂。全省第一次形成含有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的教育层次结构格局，并且第一次出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明确分工；这两个“第一次”出现的新局面，标志着全省教育事业的新进展。
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产生，反映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但又极不发达的经济发展状况。19世纪70年代起，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出现，一部分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和农民革命的刺激下，开始酝酿并提出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维新变法主张，在社会生活中开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维新思想家提出的这些政治经济主张，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要求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进步意义；他们主张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对封建专制制度作一些改革，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意义，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他们的先进思想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这些思想的传播，对近代江西人民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起了开风气的作用，为辛亥风云的兴起作了思想准备。但是，这时的维新思想家们并不要求打乱封建政治制度，只是在承认封建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实行一些改良；他们不仅不敢触动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反而提出什么“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的荒谬主张；他们具有一定的反帝爱国思想，但对侵略者的本质认识不清，抱有极大的幻想；他们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却不敢触及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土地关系；他们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对农民采取轻蔑的态度。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与封建关系联系的疏密不一，便造成江西资产阶级上层与中下层政治态度的区别。这在江西辛亥革命的过程中一再表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