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森（1868—1943）字长仁，号子超，福建闽侯县尚干乡凤港村人。1870年林森随生父道炳迁居福州仓前山土地庙街，其父开设一爿皮鞋店。1881年毕业后就读于英华书院。1886年渡海赴台湾寻职，翌年到台北电报局任事。1897年再次赴台，在台北继续从事抗日活动。1899年潜回大陆。1902年考入上海海关工作。在上海，他进一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救亡思想更炽”。因此，他很自然地积极投入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传播运动之中。他在海关任事九年中，“无日不从事于革命的宣传”，“每逢例假，则广购报纸，携赴近郊各地，举行通俗演讲，向民众灌输革命思想”。他生活俭朴，所得薪金多作为革命宣传之用，而自己“隆冬只仅着布袍，寒不可耐”，而不以为苦。福建学生会主要“通过介绍新书报和用通俗演讲等方式传播革命思想”。另一方面，林森继续与南洋侨领黄乃裳、胡文虎等密切联系，凡“南洋各埠闽人所设学校延聘师资”时，也多由福建学生会为其物色适当的人应聘，借以灌输爱国思想。这样，不但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国内外广泛传播，而且吸引了众多的革命青年投身到革命行列中来。当时闽籍优秀革命青年如林文、林觉民、方声洞、杨韵珂等都纷纷加入学生会组织。1907年林森由沪返榕，在榕的老同盟会会员黄乃裳等开会欢迎林森，黄乃裳致词对林倍加赞许，说他“组织‘福建学生会’，聚东西洋及省内外福建学界名人于一堂。共同研究政治、社会、文化事业，为改革中国之准备，其旨趣实堪为世人所崇拜”。可见当时林森在福建已有相当的号召力。林森以其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在革命党人和民众中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九江商会特制‘功在民国’的匾额表彰林森，一时轰动九江市。”1911年12月，他被江西军政府推举为江西省代表赴南京参加“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1912年1月，又被福建省军政府选派为福建省参议员参加临时参议院成立大会，1月28日被一致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首任议长。
再就是生于九江的辛亥革命志士、广东籍人士吴铁城。
吴铁城，自幼天资聪颖，因其父早年从原籍广东香山迁来九江经商而至九江，在九江受到中西合璧式教育，19岁进入美国教会办的九江同文书院就读。在学校内外都是活跃分子。曾最早在九江主演新话剧《浔阳江头》，轰动一时。曾主办甘棠湖赛船，胭脂山赛菊等盛会，九江人赞他为“骑马试剑比周郎”。他以商团名义成立军事训练班，争取新军，瓦解敌人，壮大自己。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林森、吴铁城、罗惺予等革命志士策划响应武昌起义。九江起义成功后，吴任九江军政分府总参议官，曾首先号召革命人员剪掉辫子。1911年12月，吴铁城以江西代表身份到南京，参加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国民代表大会，孙中山先生与吴铁城促膝长谈。1913年吴铁城参加湖口“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入明治大学学习法律。
1909年林森来九江从事革命活动，便与吴铁城结为挚友，并介绍吴加入同盟会，林森、吴铁城、张世膺等人开始策划九江反清革命活动，在九江八角石创办“浔阳阅书报社”，传播革命思想。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九江后，清政府官方报纸歪曲报导，诬为“土匪起事”。林森为让广大民众得知武昌起义的真相，急将武昌寄来的报纸贴在“浔阳阅书报社”门口，并将报上登载革命起义目的“推翻帝制，创造民国”的字样，画上醒目的红笔圈。当时江西巡抚冯汝骙奉清廷之命，派出军队企图前往武汉镇压起义军。这支军队途经九江等候乘船之时，一些下级军官和士兵上街经过“浔阳阅书报社”门前，看到醒目的红笔圈报纸，又听到林森等人的宣传和介绍，得知武昌起义的真相。于是，官兵返回队伍后，一以传十，十以传百，全军动摇，激昂表示：“不愿登轮往汉。”冯汝骙无奈，不得不将军队撤回南昌。
由林森主持“浔阳阅书报社”的社务，吴铁城与宁波的俞仙根佐理社务，并且争取了很多外省籍商人、知识分子的倾力支持。旅浔革命党人如广东台山的李杏初、福建的邱予寄、宁波的何瑞昌等人，为书报社出钱出力很多。而福建旅浔革命党人林炳南，则专门负责社内的文字工作，社内的文件大多出于他的手笔。九江革命党人蔡公时、沈勘时、徐秀钧、张曦芝等亦多参与其间。并在读者群中吸收了商人、钱庄老板、教育界人士、缙绅、新军长官以及在各洋行做事的职员为社员，将革命势力发展到九江各个阶层。林森、吴铁城等人，还与上海、武汉等地的革命党人紧密联系，互通声气，并把外地的革命形势撰写成文，通过阅书报社介绍给九江人民，鼓舞斗争士气。实际上是九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联络同志、宣传思想、培养干部、酝酿起义的秘密机关。为辛亥革命中响应武昌起义，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2.九江的商会与商团
商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业资本家为维护其营业利益组织的社会团体，旨在搜集国内外市场情报，调处工商业内部纠纷，介绍进出口贸易，并代表商人利益向政府陈述意见。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商会始于1903年，《大清商务总会章程》发布“劝办商会”，规定各府、州、县均应设立商会。其本意是，“立商部以总其机，设商会以为之联系，颁商律以之遵循”。但由于旧中国的特殊国情所限，《大清商务总会章程》“专在劝奖，尚无一定法律”效应，因此，各地在执行时，差异颇大，参阅九江有关商会历史资料，可以看出九江的商业组织非常繁荣。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四大商帮之外，有的只是下列三种商业团体：
会馆：起源与商帮相同，唯自理会址，颇具规模。会馆因乡谊而结合，各自以客籍商人为主，分别组织，但内部并无交易。开始基本上是商人集团，但渐渐的也有其他阶层非商人掺杂其中。各种同乡公会馆，多以省县分立，各不相谋。如九江之“湖北会馆”“江浙会馆”，徽帮在九江的同乡公会馆叫“新安会馆”等等。
公所：“公所者，集众日议，以定价目而已。”多以行业为主，如九江的钱庄公所等等。
茶会：是商人自发组织的另一种组织。多为中等以下商业之聚合场所，因自身无固定会所，往往借茶店谋同业之交易，如牙行业，经纪（掮客）等商业，其性质与商帮略同。
另外，九江还有“庄客”组织，起源与商帮相同，其性质系各地商业派驻大邑的代表，以沟通两地商情接洽交易。
由于帝国主义把持了当时中国关税特权，掠夺资源，倾销洋货，使中华民族工商业备受摧残，人民生活每况愈下。严峻的现实，唤起民族工商业上层人士的觉醒。首先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一些较大的民族资本家，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自身利益的保障，仿效西方工商社团，纷纷在原有行帮的基础上，成立商会组织。九江商会，成立于清光绪1903年。由徽州婺源（现属江西省）巨贾詹若棠牵头，地方富有声望的殷实绅商组合，以各大中商号及钱庄等为基础，自发组织成立，定名为“商务总会”。附设于轮船招商局内，继而改为“九江总商会”，组织形式为董事制。之后，商人集款数万，购地皮于孤渡埂，建造会址。内设会议厅、办公室、会客室等，颇具规模。面朝匡庐，门临甘棠湖，风景甚佳。一些中小店铺为了能获得其荫庇，皆向往入会而不可企及（因当时尚不存在同业公会），各手工业自不在商会范畴之列，仍然处于封建行会统制之下。
“光复”后的首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为九江总商会手书“九府统宗”的匾额。九江总商会成立伊始即兴办学校（当时称之洋学堂），振兴实业，发行小额流通纸钞，集资开发滨兴洲，兴建学洲桥等地方公益事业，并协调洋人官厅与商民之间或行业之间的关系。尤其在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中，九江商会的主要职能是应付军差，维持地方教序，在保境安民中发挥了良好作用。詹若棠之后，继任商会会长者仍由徽州黟县人舒先庚担任。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九江商会的一些头面人物，在当时革命党人的策动下，或明或暗地参加或支持了革命，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后，孙中山先生亲临九江视察，在九江各界代表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舒先庚以九江商民代表身份，地位显要，与孙先生侍坐，摄影留念。会后，同先生并步上兵舰送行。当时的九江商会，实质上是民主革命群众组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九江钱商公呈关道议办商会条陈》中可以看出，设立九江商会的目的在于因“商家贸易习惯，不娴官场仪式，难悉公门体制，虽有商务禀陈，人人皆以见官为难”，若能成立商会就能使“在下者既能各抒己见，在上者利弊罔不知，由此官商同气，联络一体，事可商酌。人皆乐从，官既视商如手足，商无不视官如心腹，又何有隔阂涣散之弊乎”。
据1904年7月4日《申报》所刊载的《九江筹办商会》一文报道：“江西广饶南兵备道兼九江关监督瑞莘儒观察，以浔上为通商巨埠，宜开设商务总会，以联中外商情，特请招商局总办郑月岩观察为之提倡，某日在署设席柬请各商饮宴，计茶、土、钱典各业列一十七人，既定一切章程，随令将所举商董姓名、籍贯开报到道，存案备查。”可见九江商会筹划，于1904上半年已见端倪，《江府·商务》明确写道：“九江府为通商口岸，市缠栉比，商务繁兴。光绪三十年间，经开任九江道瑞，谕饬各业商人，按照部令，设立商务总会，公举招商局总办郑道官桂为该会总理，唯协理一职未举定，嗣由九江府暨同知德化县，督同各帮商董，仿照泰西投票选举之法，择得六品顶戴绸业商人卢元弼为该会协理。光绪三十三年四月，经本局造具总协理职务，并以九江地方为通商往来之场，华洋杂处，商业发达，援照上海、汉口、天津、烟台等处办法，详请抚宪瑞，转咨农工商部，设立总合，以便与部直接，奉命核准，奏请抚刊给关防，加札派充，而九江商会递以成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九江商会于1903年开始筹划，1904年由官商共同筹办，按照当时的部章，由地方富有声望的殷实绅士组成，以各大中商号及钱庄等为基础，设立了九江商务总会，禀官报部后，于1907年，由官方刊给关防，加扎派充，遂正式成立，较之景德镇、萍乡为早，与南昌商会总会大体同期。按《大清商务总会章程》规定只有在较大集镇，著名商埠方能设立商务总会，足见九江在江西乃至全国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九江总商会有如下两点特征：首先，“官商合一”为主要特征。九江商会由官方倡导、官方串头，官方委派，官方任职（而不是像欧美及上海、汉口、天津等地那样，由商民自发组建），所谓“官方刊给关防，加札派充，遂正式成立”，是指沿用清制，当时清正规职官用正方形公章，称“印”，临时派遣的官员用长方形的官印，称“关防”，印用朱红印泥，关防用紫红色水。因此，当时九江商务总会实为官商一体的半官方组织。其次，九江商务总会以各商帮大中商号及钱庄为基础，而不是以同业公会为基本单位。商会系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帮派势力为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尾巴，因此当时的九江商务总会也可以说是封建行帮势力与资本主义社会产物的“混合物”，再加上由清六品花翎品衔的绸布商任协理，更使创办伊始的九江商务总会，颇像一位身着西装革履，头顶瓜皮小帽，内披长袍马褂的滑稽丑角，而这些现象又恰恰是九江特有的复杂环境所形成的。
九江商务总会，内设总理一员，协理一员，以领袖会员，接洽官商，其产生是由众会董投票公举，择其“熟悉商务事理，兼谙商律公牍，才品贤能，名望素著者”，各业会董无明确定额，代表各业条陈意见，参议商务一切事务，条件是：“（甲）手创商业，卓著成效者；（乙）系行号股东或经理人；（丙）在地方经营商历五年以外者；（丁）其人为各商推重居多数者”。
当时，虽有《江西商务总会简章》及《九江商务总会简章》对商务总会总（协）理任期有明文规定，但执行时并不严格。九江商务总会总办郑官桂之任期，从1904年起直到1911年10月九江首义辛亥革命时，仍见其作用与活动，相关史料记载，“1911年10月23日，晚十时许……施道署火起，道台保恒不知下落，知府璞良由后园出走，其眷属七口，后由商会总理郑官桂保释”。1911年10月24日，九江军政分府成立，新任商会会长的舒先庚任九江军政分府之财政部长。舒先庚为徽州黔县人，在九江开设钱业，兼管粮、棉、土产出口，并创办了裕兴布厂，是徽帮在外埠经营最出色的企业家之一。在他任职期间（1911年冬—1918年春），正是九江商会最充满生机活力的时期。
大致说来，九江的商人、商会为革命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