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中国近代社会呈现出大厦将倾的全面败落的“衰世”景象。岌岌可危的大清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饮鸩止渴，全面加大和集中对社会资源的提取。一方面是广大老百姓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另一方面是清王朝以“新政”为幌子，企图加强皇权。“山雨欲来风满楼”，与此同时，清末的江西社会景象也是“异彩纷呈”：一方面有传统意义上的团体性的抗争活动。包括频繁的会党活动和贯穿赣地南北、风起云涌的群众反抗斗争；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新生产方式、新阶级的产生，维新思想的萌芽以及同盟会在赣地的活动。这一切成为赣鄱大地革命大潮来临之前的先兆。
一、岌岌可危的大清王朝
1901年至1910年辛亥革命前夕的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空前高涨，清王朝日益衰败。
一是《辛丑条约》签订后，清王朝强迫人民分摊巨额的赔款，地方官员又征收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加上灾荒严重，因而激起了连绵十年的抗粮抗捐运动和普遍的饥民暴动。到了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到处燃烧着群众暴动的革命火焰，使清王朝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中。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们的侵略野心不断膨胀，落后腐朽的清王朝终因不抵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赔款是这些丧权辱国条约的主要内容之一。为了筹集赔款的款项，清政府不得不将它们分派到各省田赋之中，江西也不例外。《东华续录》中记：1901年，户部奏请，由于近年赔款日多，政府各部门开销又大，国家财政赤字达1800多万两，因此将这1800万分派给各省，江西被派140万两。1903年，皇帝谕军机大臣谓：“现在国步艰虞，百废待举，而库储一空如洗……自光绪三十年始，责成各督抚，将该属优缺优差浮收款目彻底清查，酌量归公，并将房田税契切实整顿，岁增之款，各按省分派定额数，源源报解。”江西分派定额为20万两。到1911年江西省被分派的赔款仍在增加，江西省财政说明书曰：“新定赔款，按此项赔款每年应解银二百万两。”
清政府分派下来的这些款项，主要加派在丁漕之上。张之洞在1902年正月初九奏稿《规复丁漕减征并加提平余酌抽契税凑解赔款折》中说：“近阅邸钞，江西现行丁漕办法，系地丁每两于减征复回一百文之外，再捐一百文，共二百文；漕粮每石于减征复回一百四十文之外，再捐一百六十文，共三百文。”
中央政府为筹集赔款而加在江西省的田赋加派已使农民不堪重负，而以地方自治为名加派的名目，更使“民间扶携老稚，哀泣求免”，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考功司主事的江西新昌人胡思敬上奏的《请免江西加征并缓办地方自治折》，对农民难以负担田赋的情况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佃夫力不能支，相率逃徙而营他业。荒芜满目，道馑相望，盖亦极颠沛流离之苦矣”。
在田赋的征收过程中，地方官吏的勒折浮收，使农民负担的田赋又增加一层。1876年4月22日的上海《申报》报道，江西临川县每年共浮征钱、丁漕两项每年又浮收钱至二万一千数百串，“民力纵可支持，未免太行鱼肉，又况民力未必能支持乎。”以临川小小一县，每年官吏勒折浮收竟达二万一千数百串，折合白银达一万四千多两，民力肯定是难以支撑的。
除了地方官吏勒折浮收，豪绅地主又对田赋包揽侵蚀，使得田赋大量向农民转嫁。1880年的《江西通志》记，同治年间，“江西每年额征起运地丁银一百五十三万三千余两，漕米七十六万七千余石，向来地丁则银钱并收，漕米则本折兼纳，要皆浮收繁重，习为固然……又有刁绅劣监包揽完漕，名曰包户，向设绅户情米名目，皆完数极少，官为暗赔，每县一岁所需，亦与捐摊银数相等。此州县之困，由于耗费过多也”。江西省南昌县的田赋则是逐年增加。
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的加深，银价上涨导致农民负担加重的现象在江西是十分普遍的。刘坤一的《刘忠诚公遗集》中对江西义宁州从乾隆到同治年间由于银价上涨而导致农民负担加重的现象记载十分清楚：“当乾隆年间，银价平减，每库平纹银一两仅易制钱七八百文……至道光二十八九年以后，银价极昂，每两易钱二千余文……赴官交纳，银价较乾隆年间增至一倍有余，以致佃户力不能办。”
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江西盐税日益加重的趋势也很明显。江西81县，行销盐区共有3个，赣南17县，行销粤盐；广信7属，行销浙盐；其余57县为淮盐引地，行销淮盐，地区占全省面积2/3。其实，淮盐因是海盐，出产之地盐价非常便宜，每市斤约一两文钱，但到光绪年间，江西盐价每市斤已达六七十文，盐商官、商贩盐利润高达30多倍，实在是不可思议之事，从中也可见江西盐税到这一时期已是非常之高了。
厘金是老百姓的另一重负。厘金的创设时间在太平天国起事以后，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所需兵饷大增，而盐引停运，盐税收入又大减，因此国家经费入少出多，日形支绌。1854年，雷以诚奏请在江苏各关卡抽取商贾厘金。次年8月，江西也被批准设卡抽取厘金。据《大清会典事例》记，咸丰五年（1855）时江西共设局卡65处，至辛亥革命前夕，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江西厘金已成为滋商扰民最大者，全省所设之局卡也由原来的65处翻了一倍，达130多所，为各省所未有。此外，江西的徭役这一时期也由于太平天国事起，清王朝加紧了对兵役与其他徭役的征发。如同治年间，贵溪县108都，每都都得抽调2至3名。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之前，江西的田赋加派、盐税、新增之厘金以及差徭等赋税渐渐加重，名目之繁多，税率之增长，积重难返，已越来越让农民难以承担，这也是武昌首义能在江西率先得到响应的原因之一。
二是义和团运动后，清王朝为了缓和革命情绪，宣布要实施“新政”，企图以“新政”为幌子来掩饰自己腐朽落后的统治；1905年，在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下，清王朝又宣布准备“立宪”；1908年后，民主革命已是大势所趋，清朝为了挽救自己的危亡，便在立宪派的支持下，积极进行“立宪”活动。所以，从1901年到1911年这十年的国内政治，一面是民主革命形势逐渐高涨，另一面是清王朝为了抵制革命而实行“立宪”，形成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尖锐对立。而在很大程度上，三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失败则成为“立宪派”左转的直接动力，革命派与立宪派“携手”揭开了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1900年帝国主义联合进攻中国，义和团运动在中外联合剿杀下失败了，清王朝卖国的滔天罪行又一次暴露出来了。被八国联军赶出北京，逃亡到西安的清王朝，想平息全国人民的愤激情绪，除下“罪己诏”之外，还宣布要举办“新政”。1901年，设立了督办政务处（后改会议政务处），以奕劻及王文韶、鹿传霖等为督办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遥为参与，顽固派也在变戏法了。从1901—1905年的几年间，他们举办的所谓“新政”，即按照刘坤一、张之洞会奏的要“整顿中法以行西法”的主张，想学一点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以缓和国内日益高涨的维新要求，稳定清朝封建****统治。“新政”的内容主要有下列数项：废科举，设学堂，派遣留学生，举行经济特科；裁撤云南、湖北、广东三省的巡抚衙门，归并詹事府于翰林院；增设商部、学部、巡警部及财政处等新机构；裁去一些绿营和防勇，增设练兵处，募练新军，又命各省设武备学堂。
新政的这些内容虽然与戊戌维新时改良派所提出的措施大同小异，但戊戌维新是有进步意义的，是经过一定程度斗争的政治改良运动，而1901年清王朝所颁行的“新政”，只是敷衍人民、缓和革命的官样文章。“新政”颁行后，清王朝宣布政务处、财政处、练兵处等机关，都归满族大员奕劻掌管，这样就更便利了皇族独揽大权。孙中山揭其真相说：“人人以为满族政府得此时机（义和团运动后），或遂更纪国政，然徒见夫朝旨旁午，屡言变革，而不知仅为玩弄之具文，聊以欺民之视听耳。”“新政”施行后，实际上除了废科举、设学堂、派遣留学生等几项有少许社会影响外，其他正如洋务派官僚周馥所领会到的，是“官派如故，兵派如故，秀才派如故，书吏派如故”。不过设学堂、派遣留学生及编练新军，倒为晚清王朝准备了掘墓人，使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武装起义得到了不少便利。
1905年，清廷内一些倾向维新的官僚，认为“日俄之胜负，立宪****之胜负也”，宣传立宪为图强的不二法门，就是那些冥顽的士大夫也不能不因这种论调而彷徨。至此，君主立宪已不是几年前的“禁词”了，驻法公使孙宝琦首先奏请立宪，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直隶总督袁世凯、两广总督岑春煊等相继奏请立宪。清王朝感到立宪的形势已无可避免，问题只是在于如何用“立宪”来挽救其危亡，而不是禁止立宪了。所以这年9月，清王朝就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绍英、端方等五大臣赴日本及欧美各国考察宪政。革命党人吴樾认为中国要想独立富强，必须实行“民族建国主义”，要先行“破坏”，才能建设；他认为清朝政府的“立宪”，是“假文明之名，行野蛮之实”。于是乘五大臣启程时，他在北京火车站向他们投了一颗炸弹，载泽、绍英受了轻伤，这是对“非驴非马之立宪”活动表示严重抗议。徐世昌、绍英被吓倒了，清王朝改派李盛铎、尚其亨补充前往，并下令要会议政务处筹议所谓宪法大纲，又设立考察政治馆。
1906年，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走马观花地在外国游历了一番就回国了。他们在美国对华侨“随时接见劝谕，戒以勿染习气，立党入会”；回国前又请住在日本的梁启超和杨度替他们写了考察报告，然后回到北京，各自表示仿行宪政。所谓仿行宪政，依照端方的意见，就是模仿日本的维新，载泽更明白地说：“欲防革命，舍立宪无他。”9月1日，清王朝下诏“预备立宪”，他们的“立宪”要求是“大权统之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想用“立宪”的招牌来维护“朝廷大权”和立“万年之基”；还要“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无异说中国人民仍然要做忠于清朝的奴隶。他们“立宪”是出于不得已，同时又深怕“立宪”会影响自己的封建统治权力，于是借口“目前官制未备，民智未开”，要先从“厘定官制”入手，用“预备立宪”来拖延时间以观局势。清朝统治者又想借改革官制，大大削减总督、巡抚的权力，直隶总督袁世凯首先就不答应，清王朝乃改为先议中央后议地方，“中央”本来就只是一个侍候皇室的庞杂机构，如果要改革，许多人的地位和饭碗就会发生问题，因此又定下“五不议”，即军机处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
1906年11月，清朝政府才下了一道改革官制的“上谕”，作了如下的这些所谓改革：改变机构名称，如将户部改为度支部（掌财政）、刑部改为法部、巡警部改为民政部、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合并机构，如将兵部改为陆军部，并将练兵处、太仆寺（管马政）并入陆军部；太常（管祭祀礼乐）、光禄（管飨祭宴劳酒醴膳馐等事）、鸿胪（管朝会宾客吉凶仪礼等事）三寺并入礼部；工部、商部合并为农工商部。新设部门，设邮传部管理轮船、铁路、电线、邮政等业务。经过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革，原来的六部陆续扩大成为十一部（外务、吏、学、民政、度支、礼、陆军、法、农工商、邮传、理藩），压榨人民的机构更加庞大了。军机处和各部的“大臣”“尚书”中，满洲贵族占十分之七八，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保持满洲贵族统治的“万世之基”。
1907年6月，清王朝又宣布改革外官制。将各省按察使改为提法使（学政已于先年改为提学使），增设巡警劝业道，裁撤分巡分守各道，又分设审判厅，增易佐治员。这项办法先由东三省开始实行，直隶、江苏两省择地试办，其余各省分年分地推行。于是将东三省易为行省制，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吉林、黑龙江将军为巡抚，表示取消满洲的特殊地位，以与内地一致。然而这也与中央的官制改革一样，只是一些名称的更动罢了。
清政府改革官制的目的，是想削弱总督、巡抚的权力，而这其中又主要是削弱汉族总督、巡抚的权力以加强满洲贵族的中央集权。当时总督、巡抚中权势最大的是张之洞与袁世凯，尤其是袁世凯，他原来握有新军六镇（每镇合一师），清朝统治者对他最不放心。1907年8月，清政府以调虎离山的办法，把张之洞、袁世凯调京为军机大臣，名义是晋官，实际却是削权；并要袁世凯让出四镇归铁良（陆军部尚书）节制。所以清朝政府的借“预备立宪”以“改革官制”，实际上是满洲贵族与汉族地主军阀权力的倾轧，清朝统治者想借此达到排汉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