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季氏将要讨伐颛臾。冉有、子路去见孔子，说：“季氏将要对颛臾采取军事行动。”孔子说：“冉求，这难道不是你的过错吗？颛臾，以前周天子曾经让它主持东蒙山的祭祀，而且它就在鲁国的疆域之中，是我们鲁国的臣属，为什么要讨伐它呢？”冉有说：“季氏老先生想这么做，我们两人作为家臣，都不想这样做。”孔子说：“冉求！周任有句话说：‘能施展才华，就担任职务，实在不能，就辞职。’有人遇到危险却不能扶持他，摔倒了却不能搀扶他起来，那么，你这样的助手将有什么用？而且你的话错了。老虎、犀牛从关它们的笼子里跑了出来，占卜用的龟甲、祭祀用的玉器在木匣中被毁坏了，这是谁的过错？”冉有说：“如今的颛臾城墙坚固，而且离费邑很近。现在不攻占它，后世一定会成为子孙的忧患。”孔子说：“冉求！君子厌恶那种嘴上不说想得到它，却一定要找个借口的人。孔丘我听说过，对于拥有国家的诸侯和拥有采邑的大夫，不是担心贫穷，而是担心财富分配不均；不是担心人民稀少，而是担心社会不安定。因为财富分配均匀了，就无所谓贫穷；国家和睦团结了，就不显得人少势弱；社会安定了，国家就没有倾覆的危险。如果这样做了，远方的人还不归服，就提高仁义礼乐道德教化方面的修养，以招徕他们。远方的人既然来了，就使他们安居下来。现在仲由与冉求你们两人，辅佐季康子，远方的人不归服，而又不能招徕他们；国家四分五裂而不能守卫；反而谋划在国境之内使用武力。我恐怕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是在于宫殿的门屏之内呢。”
邓小平说：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
比尔·盖茨说：人类的最大进步并不体现在发现和发明上，而是如何利用它们来消除不平等。不管通过何种方式，民主、公共教育、医疗保健、或者是经济合作，消除不平等才是人类的最大成就。
杨叔子说：人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会一打就垮；没有人文精神、民族传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不打自垮。
塞缪尔·亨廷顿说：“西方人在1500—1750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个全球帝国的要诀，恰恰在于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西方军队的组织、纪律和训练方面的优势，以及随后因工业革命而获得的武器、交通、后勤和医疗服务方面的优势，也促进了西方的扩张。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塞缪尔·亨廷顿说：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一个普世文明需要普世的权力。罗马的权力在古典世界的有效范围内创造出了一个近乎普世的文明。19世纪以欧洲殖民主义为表现形式的西方权力和20世纪美国的霸权把西方文化推广到了当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
约瑟夫·奈曾论证说，在以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指挥权，即“硬权力”，与一个国家通过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使“其他国家想要它所想的东西”的“软权力”之间，存在一个差别。正如奈意识到的那样，世界上正在发生硬权力的广泛分散，主要国家“已不能像过去那样运用它们的传统权力资源来达到其目的”。奈继续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他国家会更愿追随”其领导，因此软权力“与硬的指挥权同样重要”。然而是什么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呢？当它们被看作是根植于物质上的胜利与影响时，它们就是有吸引力的。软权力只有建立在硬权力的基础上才成为其权力。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经济和军事权力的下降会导致自我怀疑、认同危机，并导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寻求经济、军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诀。当非西方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增长时，它们就会日益鼓吹自己的价值、体制和文化的优点。
米歇尔·海说：他们（朝鲜）终于开始意识到需要为外国投资者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印度斯坦时报》说：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围绕阿鲁纳恰尔邦的政治争议激化之时，阿鲁纳恰尔邦也面临着如何阻止人们出境的棘手任务：这个邦越来越多的居民为谋生计而迁移到中国和相邻的邦。
多年来，中国境内的基础设施发展良好，而印度边境地区的发展仍然落后。当地居民感觉自己被政府忽视，于是跨越边境去寻找更好的地方。
邓小平说：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孔子说：“天下政治清明人性彰显，礼乐制度和军事征伐，由天子作出决定；天下政治腐败人性堕落，礼乐制度和军事征伐，由诸侯作出决定。从诸侯发出命令，大概传十代就很少有不丧失政权的；从大夫发出命令，传五代就很少有不丧失政权的；由卿、大夫的家臣来掌握国家命运，传三代就很少有不丧失政权的。天下政治清明人性彰显，那么国家政权不会在大夫手里。天下政治清明人性彰显，百姓就不会议论朝政了。”
威尔逊说：我信仰民主，因为民主把每个人的力量都释放出来。
梁漱溟认为：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精神，在于牵制平衡，彼此监督。此则基于不信任人，亦即性恶论而来；然而中国民族精神里，却本乎性善论而发为信任人的政制。于国家大事，尤其要全副心肝捧出来，出之以至诚无贰之心。彼此相与之间，要崇敬对方，信托对方，有极高期望于对方。
罗纳德·威尔逊·里根说：不要指望政府解决一切问题，政府才是问题。
托马斯·潘恩说：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
胡适说：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索尔仁尼琴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
赫鲁晓夫说：一个国家的领袖们不能只是设想，人民会永远闭眼不问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如果身居要职的人们是这样想的话，就会使人民丧失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孔子说：“国家政权脱离鲁国国君有五代了，国家政权被大夫掌控有四代了，所以，三桓的子孙就衰微了。”
伊索说：一致是强有力的，而纷争易于被征服。
列夫·托尔斯泰说：一切使人团结的是善与美，一切使人分裂的是恶与丑。
柏拉图说：事实是：在凡是被定为统治者的人最不热心权力的城邦里必定有最善最稳定的管理，凡是与此相反的统治者的城邦里其管理必定是最恶的。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与正直的人交朋友，与诚信的人交朋友，与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与惯于歪门邪道的人交朋友，与两面三刀的人交朋友，与惯于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
塞万提斯说：重要的不在于你是谁生的，而在于你跟谁交朋友。
伊壁鸠鲁说：在确保终身幸福的所有努力中，最重要的是结交朋友。
申居郧说：始交不慎，后必成仇。
瓦鲁瓦尔说：与愚人深交，不如与智者淡交。
瓦鲁瓦尔说：对人最有助者莫过于良师益友，世间最有害者莫过于狐朋狗友。
王梵说：恶人相远离，善者近相知。
贾岛说：君子忌苟全，择交如求师。
孟郊说：求友须在良，得良终相善。求友若非良，非良中道变。欲知求友心，先把黄金炼。
克雷洛夫说：交上了坏朋友的人，是难以得到世人的尊重的。
欧里庇得斯说：我情愿得到一个平凡可是诚实的朋友，胜过更多聪明的恶人。
爱因斯坦说：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严正的朋友。
李敖说：英国人说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对我李敖来说，我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正义。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孔子说：“有益的快乐有三种，有害的快乐有三种。以得到礼乐的节制为快乐，以称道别人的善为快乐，以多交贤德的友人为快乐，是有益的。以骄奢放肆为快乐，以闲逸游荡为快乐，以宴饮纵欲为快乐，是有害的。”
胡锦涛说：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孔子说：“侍奉君子容易有三种过失：君子还未说到，你就先说了，叫做急躁；君子已经说到，你还不说，叫做隐瞒；不看君子脸色而贸然说话，叫做瞎子。”
格拉西安说：在交谈中，判断比雄辩更重要。
富兰克林说：宁可滑了脚，不要滑了嘴。
拉罗什富科说：全心的倾听和得体的回答是谈话艺术的最高境界。
卡耐基说：当你与人互动交往时，记住：要满怀热情和诚信地与人交谈。
佩思说：如果你考虑两遍以后再说，那你说得一定比原来好一倍。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孔子说：“君子有三件事要警戒：年少时，血气还未成熟，要警戒贪恋女色；到了壮年，血气正旺盛，要警戒争强好斗；到了老年，血气已经衰弱，要警戒贪得无厌。”
池田大作说：性情的修养，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自己增强生活能力。
泰戈尔说：对我们的习惯不加节制，在我们年轻、精力旺盛的时候，不会立即显出它的影响。但是它逐渐消耗这种精力，到衰老时期我们不得不结算账目，并且偿还导致我们破产的债务。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孔子说：“君子有三种敬畏：敬畏自然的规律、社会的趋势和自己的责任，敬畏道德崇高的人，敬畏圣人的话。小人不懂自然的规律、社会的趋势和自己的责任因而不敬畏，不尊重道德崇高的人，侮蔑圣人的话。”
柏拉图说：尊重人不应该胜于尊重真理。
柏拉图说：我从不由于怕死而违心地服从任何权威，即便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莎士比亚说：不要污蔑你所不知道的真理，否则你将以生命的危险重重补偿你的过失。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孔子说：“生来就有知识的人，是上等；经过学习而有知识的人，是次一等；遇到困难而学习的人，又次一等；遇到困难而不学习，这样的人是下等了。”
毛泽东说：一个人如果不知道学习的重要，他永远也不会变得聪明。
乌申斯基说：只有正视自己的无知，才能扩大自己的无知。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孔子说：“君子在九个方面要用心思考：看，要思考是否看得清楚；听，要思考是否听得明白；脸色，要思考是否温和；态度，要思考是否庄重恭敬；说话，要思考是否忠诚老实；做事，要思考是否认真谨慎；疑惑不解，要思考该请教有学问的人；愤懑，要思考可能产生的后患；看见可得的权利，要思考是否符合仁义。”
牛顿说：思索，继续不断的思索，以待天曙渐近乃见光明。
卢梭说：经过深思熟虑的允诺总是最可信赖的。
巴尔扎克说：一个能思想的人，才真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
卡曾斯说：把时间用在思考上是最能节省时间的事情。
泰戈尔说：只有通过沉思，让我们的灵魂与思想的最高峰在一起时，我们有的活动、言辞、行为才能变得真实。
弗洛伊德说：冷静思考的能力，是一切智慧的开端，是一切善良的源泉。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而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孔子说：“看见善的就努力追求，如同怕自己赶不上似的；看见邪恶，如同手要伸到滚汤里，要赶紧避开。我见过这样的人，我听过这样的话。以隐居来探求自己的志向，以实行仁义来实现自己的主张。我听过这样的话，没见过这样的人。”
伏尔泰说：在理想的最美好世界中，一切都是为最美好的目的而设。
鲁迅说：理想和行动要结合起来，单是说不行，要紧的是做。
苏霍姆林斯基说：信念只有在积极的行动中才能生存，才能够得到加强和磨砺。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齐景公有马四千匹，死的时候，人民认为他没有什么美德可称颂的。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但人民到现在还称颂他们。（实在不是因为富不富，而是因为他们品行不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莎士比亚说：生命短暂，只有美德能将它留传到遥远的后世。
彼得拉克说：不朽的名誉，只存在于美德之中。
王永庆说：要修养被尊敬的人格，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被信任；但人格破产只需要做错一件事。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陈亢问伯鱼：“您从老师那里听到过什么不同的教诲吗？”伯鱼回答说：“没有。一天，我父亲一人站着，我快步经过庭院。父亲问：‘学习《诗经》了吗？’我回答说：‘没有。’父亲说：‘不学《诗经》，就不会说话。’我回去就学习《诗经》。又一天，父亲又一个人站着，我快步经过庭院。父亲问：‘学习礼了吗？’我回答说：‘没有。’父亲说：‘不学礼，就不能立足社会。’我回去就学习礼。我只听说这两件事。”陈亢回去高兴地说：“问了一件事，得到三个收获：听到了学习《诗经》的重要，听到了学习礼的重要，又听到君子并不偏向自己儿子。”
孙中山说：天下为公。
泰戈尔说：道德上的进步在于，意识由利己转向利他。
甘地说：最高的道德就是不断地为人民服务，为人类的爱而工作。
史怀哲说：当人献身于帮助其他的生命的时候，人类才是道德的。
孟德斯鸠说：道德的基础，不是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而是对整体的幸福，即对部落、民族、阶级、人类的幸福的追求。
柏拉图说：在任何政府里，一个统治者，当他是统治者的时候，他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属下老百姓的利益，他的一言一行都为了老百姓的利益。
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
国君的妻子，国君称她为“夫人”，夫人自称为“小童”；国内的人称她为“君夫人”，在其他国家的人面前称为“寡小君”；其他国家的人也称她“君夫人”。
卢梭说：彬彬有礼是对别人的情感表示关心的一种方式。
博克说：谦虚是对不完善或有缺点的默认。
诺·文·虔尔说：礼貌之风为每一个人带来文明、温暖和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