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是《书评》的编辑给我出的。这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题目。拿到这个题目以后，我便马上想到梁启超、胡适两位先生列举的“青年必读书目”。书目中至少列举了五十种大部头的书籍。但现在我手中没有这些书，也不记得了。而且，能看懂中文的人恐怕都已经看过这些古书了。
去年夏天，我回了一趟国。我的二三位朋友在上海经营书店，并编辑杂志。他们送给我几十本新出版的小说与戏曲。我在这些书中找到了许多日本人应该看的书。
来到日本以后，第一次突然发觉并令我非常痛苦的是，日本人民普遍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缺乏认识。特别是对于中国的“舆论”，既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也没作什么反省。日本的一般民众由于受军阀铁幕式军国教育的蒙蔽，对本国军人以及商人在中国所做的一切不合理的行为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中国民众的“抗日”言论及行为，无法从心底里理解中国人民为什么那么憎恨日本（军阀）。他们一定认为中国人是傻瓜，并且非常野蛮，所以必须“膺惩”他们。
当然，在我的朋友中，有些人去过中国，有些人看过许多中国的书籍。他们明白为什么六十年来中国一直持续“抗日”，为什么曾经是唇齿相依的中日两国变成了反目成仇的关系，中国为什么会对日本抱有血海深仇的感情。
中国人具有开朗、自由、与世无争的国民性。中国在三四千年的历史中，经历了几次耻辱与压迫，而这些如今都已烟消云散、了无痕迹了。在战争胜利后仅仅二三年中，中国就已经把日本过去的六十年的大部分都忘却了。但是，当我直接或间接地和日本一般民众谈论的结果却是：在废除了军阀铁幕统治的今天，日本普通民众依然对中日两国过去的所有一切缺乏认识。也就是说，他们对“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以及其它无数“事变”丝毫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合理。“我们在住食上都很困难，所以不得不住到别人的地方，吃别人的东西。”就好像这是没有办法的。他们的这种想法让人感觉和罗斯福总统所说的“饥饿开始的自由”一样，自己饥饿的时候，就可以随便抢夺别人的东西。
中国有一句谚语叫“人心都是肉长的”（每个人都有一颗人心）。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天生就带有侵略性的人。无论谁都有人心、热心、爱心与同情心。但若是经历了数十年、数百年的训练与欺瞒的话，心理上的习惯会替代其天性。这样的话，只有把极其明了的描写以及极其明显的事实展示在他们的眼前，才能使他们忽然感悟铁幕背后的事实，才能把他们引向悔过的道路，使他们努力在友情的基础上重新获得新生。
这时才能体现文学作品的效果。
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体现这种想法的二三本书。
第一本是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这本书分为三部。至今只出版了二部，分别是《惶惑》与《偷生》，第三部《饥荒》目前正在印刷，由上海的晨光出版社出版。《惶惑》与《偷生》各有三十万字左右。
老舍先生和我们是极亲密的友人。在我们家，不但长辈尊敬他，孩子也特别喜欢他。他是一个非常温柔、充满温情的人，而且是一个特别喜欢开玩笑，十分有趣的人。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他都不是一个过激、好事的人。这本《四世同堂》中的主人公无论哪位都和他很像，他们是一群温良、厚道的大众！但在日本军阀的铁蹄的残酷蹂躏下，他们却都变得血气方刚。只要是不愿做奴隶、做牛做马的人都会试图强烈反抗的。这种反抗虽然很微弱，但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具有普遍性的反抗。对这些厚道、温良的人来说，他们再没有第二条应该走的路了。
《四世同堂》中所有的事件都发生在北平的一个小胡同里。这个胡同里住着六七户人家。其中有教员、公务员、拉车夫、贴墙纸的人等等，年龄和所受的教育各不相同、形形色色。并且他们人人都具有的共同点是，无论哪个人都极其平凡、极其温良，是一群与世无争的大众。这本书所描述的故事是，日军占领北平以后，这些善良、平凡的民众遭遇的下狱、斩杀、溺杀、枪杀……以及其它众多的“死亡”所引发的悲惨、颓废与堕落。我觉着这种描写并没有过于夸张。因为在我自己的家庭以及朋友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由于篇幅的关系，书中所有的故事我想留给读者自己去阅读。
另外，我手中有一部名为《万世师表》的四幕剧本。作者是袁俊，由上海的文化生活社出版。该剧展现了抗战期间华北的学校南迁的事实。这部剧本描述了中国普通知识分子阶层特别是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应。作者在这里描写了一位教育家——二十五年来坚持节操的林桐教授。当然，随着剧情的发展，剧本附随描述了许多男女学生和教授的思想、行动和事件。这部剧作和老舍及赵清阁合著的《桃李春风》都是日本人值得一读的书籍。
几天前，一位日本的中国学者来访问我，问了我几个关于中国最近的文学作品的问题。我列举了二三本当时想到的书。于是，他问我：“这些作品都是描写‘抗日’的吗？”对于这个问题我微微地笑了笑。日本军阀滥用了“抗日”这两个字。中国抗战前后差不多所有的作品都充满了日本军阀铁蹄下的中国人的鲜血。无论哪篇作品都反映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男女老幼、贫富智愚的人所直接体验过的一切，这是他们所有的反应。日本人应该看所有的这些书。我以上列举的两本只是用鲜血染成的大海中的两滴。
民国三十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于东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