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张茂林拆房工地后，先到罗家碾去找CD市人才研究协会秘书长张主任，想请他帮我推荐工作。因张主任到杭州出差去了，要过几天才回来。
虽然过几天还可以再来找他，但意义已经不大，因为以前我就来找过他，人也见着了，他却没有帮我忙的意思，这次来也只是想碰碰运气而已。既然没见到他，就证明我们无缘了。
没有求助到张主任也不能怪人家，因为我们毕竟素昧平生，他既无义务帮助我，也无势力帮助我。
我没求助到张主任。又想起了曾信誓旦旦许诺要给我安排工作的马乡长。然而在我真去找他的时候，却又置之不理。不过由于我们分别的时候，他还提起了如何联系的事。我说还是给他打电话，于是我又给他打电话。可是连续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打通。
如果他要真心帮助我的话，他留下的电话号码就应该是真实的，也应该是打得通的，也会安排人认真接听。如果他无意帮助我，留下的电话号码可能就是假的，怎么打也是打不通呢！既然打不通他的电话，这里面就肯定有猫腻。
这个与我只是在旅馆里偶遇的马乡长，因为我也已经去找过他了，也就没有必要再去找他。于是我就只好又放弃了找马乡长的念头。
我刚从张茂林工地出来的时候，曾幼稚地想过，只要张主任或马乡长两个贵人中的一个愿意拉我一把，我就可以走出眼前的困境。没想到一个都不愿对我伸出援助之手。真应了那句话，靠人不如靠己。要想走出眼前的困境，还得靠自己努力，再努力。
当时的我比刚到CD打工时都还迷茫，因为我刚到CD求职时，我是很幼稚的，以为只要有个工作，就可以实现我的劳动价值，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这里面包括了，你虽然在工作中作出了贡献，但成绩可能会被抹掉，工作期间可能还会有意外的伤害。
所以，我现在找工作，首先要求的是安全，其次才是实现劳动价值的事。
我从张茂林工地出来，痛定思痛。为了避免再回到拆房工地去干危险的工作，就必须要找个安全的，最好是好点的工作。所以，我在CD不惜血本，也不惜花费很多时间去找我认为好点的安全的工作。
于是我就在街上厚着脸皮，边走边问工作，又在各露天劳务市场四处寻觅。还在大一点的劳务市场去参与应聘。（比如CD劳务输出中心）可是始终高不成低不就(一些工厂，不仅工资低得可怜，进厂还要交押金什么的，又还没有学习写作的时间，比在市政公司干都还不如，实在没法去做)。
自从我离开张茂林拆房队，重新找工作以来。每天的生活费，住宿费，乘车费都在十元以上，这还是最低消费。
几天下来，感觉不妙，这样下去怎么能行。
我又在街上转了一上午，仍然没有找到工作，早上只吃了两个馒头，没多久就饿了，由于怕花钱，我就只能饿着肚子在街上到处找工作。当路过一个工地时（是挖埋管道的地面工地，不是拆房子的高空工地），看到一个招工的招牌。突然脑子一转，何不在这里干一下午活，混两三餐饱饭吃，再住上一宿就走人。于是我就以应招的方式，进入工地。
由于这里正缺人。老板看我，人虽然矮点，但却很壮实，再加上工地上的活我样样都能干，彼此一拍即合。我虽然符合这里的招工条件。但是老板在接受我这个工人时，又问了一下我有没有身份证，有身份证他才敢接受。
招工的决定条件是看身份证，可见当时CD对身份证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当然，老板问求职者的身份证，也是为了对求职者有个初步了解。起码可以了解求职者的年龄大小，何方人士。
让我拿大学毕业证我拿不出来，但是要我拿身份证还是拿得出来的。
由于我不是通缉犯，也不打算去干坏事，怕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身份证随时都是带在身上的，要看就可以拿出来看。老板看了一下我的身份证，就同意了我在这里干。
身份证，对于出门人来说，确实很重要。不仅找工作要用上，就是住宿这样的小事，也是以身份证为第一要求。可以说没有身份证，要想在城里行动真是寸步难行。但是对于有身份证的人来说，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虽然查身份证是为了查坏人，但是那些成帮结伙的坏人，人家在住宿上自有窝点，你在旅馆里根本就查不到。人家在行动上也自有套路，你在单位上，甚至在路途中也难以查到。
当然，查身份证还是要起一些作用的，社会要有序的管理，也需要制定一些类似的规章制度。何况住旅馆时，要求人人都有身份证，也是对每位旅客的保护。因为只有与一个虽然陌生，但却有明确身份地址的人住在一起，才比较让人放心地睡大觉。
我刚拿起铲子没干几下活，就叫吃午饭了。于是我毫不客气地又大吃起工地饭来。
老板见我很能吃，就非常高兴，因为劳动者都知道，能吃才能干。不过他绝对不知道，我实在是太饿了，离开张茂林工地找工作以来，天天都没吃饱饭。当时我正饥肠辘辘呢！
中午吃饭是在工地上吃的。
下午收工的时候，我就与工友们一起回公棚。工棚与当时的工地较远。要穿过很多街道，工棚所在地名叫老南门。在从工地到工棚的路上，我看到了一个摆地摊卖旧书的老头。又激起了我看书学习的欲望，可是我现在正在为生计东奔西走，不得不忍痛放弃看书学习的念头。
随工友们到达工棚后，我就去把行李包从旅馆取了出来。
当时我住在君平住宿部，住宿费一天一夜要五元钱。五元一宿是一屋多铺。
在君平住宿部一屋两铺要十元一宿，一屋一铺住一宿则要二十元钱。
虽然我是在快要天黑时才去取的包，但老板娘并没有要我补交当晚的住宿费。我白天寄放行李包的理由仅是昨晚上在这里住宿。这才是顾客至上的服务，而有这种服务态度的客店是会美名远传的，也是不会缺消费者的。
晚间休息，我在与工友们深谈后，才知道这里也是市政公司的队伍。具体单位竟然还是与陈举富一个分公司，市政二分公司，只是施工队不同，这里是第二施工队，队伍是从东城根街北延线搬来的。大概去年我们就在一个大型工地上一起干过活。只是彼此不相识而已。
工棚里的工友还告诉我，这个组的组长姓舒。
按照以前市政公司对组长的称呼，应该叫他舒口袋。
舒口袋是一位精明强干，身体也很壮实的年青人，三十多岁的模样。
为了不引起舒口袋对我临时打工的怀疑，也为了多住两宿和多混几餐饱饭吃，第二天我接着在工地上又大干了一天的活。
当然，我干工地活不仅样样会，而且还很积极努力，让职工和舒口袋看了都很满意。如果我继续干下去的话，肯定也能与舒口袋和工友们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这个工地与去年陈举富组的不同之处在于。一：这里的组长也扮演着民工的角色，是要干活的。而去年工地上的组长却扮演着领导的角色，只是指挥民工干；二：这里没有施工员专门守着民工干活（也许施工员还是那个说话瓮声瓮气的大个子曾老二，只是他无暇到这边边角角来管理）；三：这里的天工是二十元钱一天，去年的那个工地上的天工才十元钱一天，另外这里经常实行计件制。（可能舒口袋从公司拿活路就是计的件。）
据工友们说，我做的那天可以投到二十多元。不知是真是假。也可能并不真实。因为当时在CD打工只有拆房子的高空危险工作可以投到二十多元钱一天。府南河这个普通的工地怎么能投到二十多元钱一天呢！如果真能投到二十多元钱一天，为何这里没有出现人满为患的局面呢！为何这里还缺人手呢！随时都在招工呢！难道那些想挣大钱的民工不知道这里有这么一个好机会吗？
出于对陌生老板的怀疑，还出于对高薪兑不了现的怀疑，更由于我要去忙我的事。反正我只在舒口袋工地做了一天半就离开了。
我在走之前，私下计算了一下，我做的那天虽然只拿了五元钱的生活费，但是却在工地上住了三个晚上。
按照君平住宿部的最低床铺费五元一宿计算，也节约了十五元钱。有一种说法，节约一元钱就等于挣一元钱。五元的借资加节约的十五元住宿费，也可抵那二十元钱的工价了。
而多做的那半天，就算是送给舒口袋的人情吧！其实，我做工棚并没有让舒口袋投资一分钱。只是借公司搭建的工棚住了几宿而已。
我到舒口袋工地的第三天，就请假去办我的事了，其实，是去找工作。
第四天早上，我就离开了舒口袋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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