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治无成局，以为治者为准，能以爱人之实心，发为爱人之实政，则生人而当谓之仁。杀人而当亦谓之仁。不然姑息者养奸，刚愎者任性，邀誉者势必徇人①；引嫌者惟知有我，意之不诚治于何有。若心地先未光明，则治术总归涂饰。有假爱人之名而滋厉民之弊者，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故治以实心为要，尤以清心为本。
【注释】
①徇人：徇，从，曲从。徇人私情。
【译文】
治人治事没有固定的模式作为准则。一个做官的，能把他那爱护百姓的一颗真诚的心，发展成为爱护老百姓的实实在在的措施，让该活的人活，这或许可以叫做“仁慈”；杀该杀的人，这也应该叫做“仁慈”。不然的话，姑息迁就坏人会养虎遗患；自高自大的人必定胡作非为；一心想得到功名利禄的人，容易徇私情；而躲避嫌疑的人，只知道明哲保身，这几种情况都是没有诚意者所为，对于政事有什么帮助呢？假如说做官的本来心地就不是光明正大，那治理的种种方式、方法也就只是装点门面罢了。这种官吏，借着爱惜人民之名，而行危害老百姓之实，他哪里是做老百姓的父母官？所以，做官以有爱护老百姓的实心为首要，尤其要以清心寡欲为根本。
【智解】
西方的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认为，理想的君主必须“勇猛如狮、狡诈如狐”，应以权威、法律和暴力来统治，主张君主虽应具备美德，但却要懂得在必要时抛弃道德枷锁，不惜为恶。他认为君主如果坚持以行善为己任，不仅不能成大事，更必会被摧毁。综合其观点，不外乎认为人性本恶，如果君主仁慈，只会让人民逐渐产生轻视之心，会不停地挑战君主的容忍限度，最后只会不利于国家。
这大概属于中国的“霸道”理论，霸道者，以权谋、手段取天下，存功利之心，废道德之事。虽然见效显著，却大有弊端。
而中国古代则向来推崇“王道”。所谓“王道”者，为政以德，以仁慈、道德治理天下。行“王道”者以修养为主，辅之以道（技巧）。表面的态度当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内心真诚。比如康熙就是个很好的“王道”主义者，而汉代“文景之治”，“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安抚人心，与民休息，也同样是“王道”的内蕴。
《孟子·梁惠王上》中记载。有一次齐宣王看见一头牛被人牵去作牺牲，他不忍看牛害怕的样子，就命令用羊替换它。于是孟子对齐宣王说，这就是他的“不忍之心”的例子，只要他能够把它推广到人事上，就是行“王道”。齐宣王说他办不到，因为他有好货、好色的毛病。孟子就又说，人人好货、好色，君王如果知道从自己的欲望出发，进而也知道他的所有人民的欲望，并采取措施尽可能满足这些欲望，这样做就是“王道”。
“王道”在为官上，便表现为爱民如子——《菜根谭》中有语：“士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才有万变不穷之妙用。立业建功，事事要从实地着手，若少慕声闻，便成伪果。”为官之人，若矫揉造作，定然也得不到真正的民心，拿不到真实的政绩。
春秋鲁国的宓子贱，是孔子的弟子，据说他“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他在鲁哀公时出任单父宰，为政三年，单父大治。
宓子贱来单父上任前，先拜访了孔子，孔子告诉他：“不要因别人的意见与己相反而拒绝，随便拒绝就要出现蔽闻塞听，也不要轻率许人，轻率许了容易丧失操守。”又到渔者阳昼那里请教：“你有送我的话吗？”阳昼稍思道：“有两点钓鱼的体会，送给你吧。见到钓饵就咬的是阳鲛，这种鱼肉薄味淡；见到鱼饵，像看到又像没看到，想吃又不贪吃的是鲂鱼，这种鱼肉厚味美。”宓子贱记下了忠告。
他来到单父上任，车子离城还很远，一些官绅大户就竞相迎接，宓子贱便催促手下：“车子赶快过去，阳昼说的阳鲛到了。”
宓子贱来单父时，有意请求鲁哀公派两个近史一起赴任。到任后，地方官都来拜见。宓子贱叫近史做记录，近史写字时，宓子贱不断扯其臂肘，字写不好，宓子贱就大加训斥，两个近史一怒之下回去报告鲁哀公。鲁哀公百思不得其解，就请教孔子，孔子说：“宓子贱雄才大略，能够辅佐霸主。您用他做个单父还不放心，他扯肘的用意是向您进谏。”鲁哀公恍然大悟，马上派人飞马到单父，对宓子贱说：“从现在起，单父就不用我去管了，那里的事，完全由你处理。”于是，宓子贱得到了施政的自主大权。
宓子贱治单父三年，经常身不下堂，鸣琴唱和，就把单父治理得相当不错，史称“鸣琴而治”。
孔子问宓子贱：“你治理单父，百姓都很高兴，你是怎样做的？”宓子贱说：“我以对待父亲之礼对待老人，以对待子女的心肠看待单父的孩子，抚恤孤寡，哀悼丧纪……我把他们当做父亲看待的有三个人，当做兄弟看待的有五个人，当做朋友看待的有十一个人，有五个比我贤能的人，我尊他们为师。”孔子高兴地说：“你有尧、舜治理天下之风……可惜治理的是个小城。”
孔子又问宓子贱：“你做了官，有什么得失？”宓子贱说：“没有失去什么，却得到了三种东西，以前学过的现在能施行了，学问更加长进了；薪俸虽不多，亦可照顾亲友，亲友间更密切了；公事虽多，但也能挤时间走亲看友，吊丧看病，朋友之情更深了。”孔子连叹高明。
宓子贱从单父离任后，也是孔子的弟子巫马施继任，他早晨星星未落就出门，晚上星星出来才回署，栉风沐雨，日夜劳苦，事必躬亲，把单父治理得也很好。后来，巫马施与宓子贱交流行政心得，宓子贱说：“我能用人，你能用力，能用人的安闲，能用力的劳苦。”巫马施叹服。
宓子贱的做法便是“王道”，其核心是儒家的“仁”，就是“将心比心”，由自己的欲望去了解他人的欲望，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就不要强迫他人去做。孟子对齐宣王所说的，就是传说中的“内圣外王”之道：将个人自我修养推广到治国的政治方面。通过“向内”——明了自心，“向外”——了解天下人之心，进而得人心得天下。
不过，这种“仁”并非谁都可以用的，需要有手腕有气魄的有“德”之人才可驭使，普通人用来，很容易变成迂腐。
战国时，子产曾对子大叔说：“只有有德的人，才能以宽来收服别人；其次不如严厉些。大家都知道烈火危险，所以看见就避之不及，因而很少有人被烧死；而水看上去清净喜人，人们就跳到其中游玩，却不知道其中的危险，因而被淹死的就很多。所以一味以宽待人，示之以小惠，反而是害了他们。”
其中尺度，唯有过来人才好把握，可以细细斟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