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吾友邵编修晋涵曾经言：“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名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也。”诚哉，言乎。官之为治，必不能离此三种人，而此三种人者邪正相错，求端人于幕宾已什不四五。书吏间知守法，然视用之者以转移。至长随则罔知义理，惟利是图，倚为腹心，鲜不债事，而官声之玷，尤在司阍。
呜呼，其弊非说所能罄也。约之获恐稽察难周，纵之必致心胆并肆，由余官须自做之说而详绎之，其必有所自处乎？
【译文】
我的朋友编修邵晋涵曾经这样说过：“现在官场的事务，是由三种人在把持，做官的仅是个虚架子。这三种人就是幕客、书记、随从。”这话说得简直妙绝了！为官者处理政务，必定离不开这三种人。而这三种人中，正邪交错。要想在幕客中找到正直的人。往往十个找不出四五个来。书记偶尔也知道守法，但这要看用他的人是否正直善良，他们的品行是随主人而转移变化的。至于随从之类，就根本不懂得正义、道理，惟利是图。为官者把这样的人当做心腹，靠他们办事，很少有不把事情搞糟的。然而对当官者声誉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看门人。哎！这其中的弊端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清楚的。想约束他们又恐怕考察不周全，放纵他们则会让他们更无法无天。认真理解、研究我所说的“当官必须自己当”。对自己的工作肯定会有所帮助的。
【智解】
为官一任，重在用人。如果下属得力，自然做事行云流水，政绩官声不俗。但是，若想达到如此随心所欲的境界，便要打造自己的班底，形成高效的运作体系。我们可以从曾国藩的幕府中汲取一点儿历史的经验：
曾国藩的秘书班子，包括曾国藩身边的谋士和各类文案人员，称之为“幕府”，相当于秘书处。它不仅在军政办事机构中居于首要地位，且是整个幕府乃至曾系湘军的神经中枢。曾国藩对上级的报告，下级的指令，前后左右的联络、协商，内部关系的调整，都通过这个机构进行。秘书处的具体工作主要是草拟咨、札、函、奏，管理文书档案，分工明确，各有专责。另外，有时还帮助曾国藩出谋划策和调查、处理重要事件。由于秘书人员工作性质重要，且与曾国藩最为接近，故在幕僚中地位最尊，待遇最厚。同其关系密切而后地位显赫的人物，如左宗棠、李鸿章、钱应溥、刘蓉、郭嵩焘等都曾担任过此职。
曾国藩幕府的第一个特点是大批幕僚得保官职。他不仅奏保身边秘书，亦褒奖筹饷人员，数量之多，升迁之快，都极为罕见。迨至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去世时，其幕僚官至三品以上者已达22人，其中总督四人，巡抚七人。至于官至道、府、州、县者则难以尽举。可以说，曾国藩幕僚凡愿意做官而又差可委任者，几乎人人有官可做，甚至连方宗诚这样的迂腐书生也谋得直隶枣强县实缺。
曾国藩所以这样奏保幕僚，一为实际上的需要，一为笼络人心，以使幕僚们为他出力卖命。当时，兵荒马乱之中肯于出为幕僚者，大多是想混个一官半职。因而，曾国藩只有不断奏保幕僚，才能使人人觉得大有希望，死心塌地为他所用。对于这番道理，曾国藩带兵之初似乎不太明白，故在营数载，“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诸事不顺。咸丰八年再出领兵，他才在胡林翼的启发下，“揣摩风会，一变前志”，开始对幕僚大加保举。
善于有计划地储备和培育人才是曾国藩幕府的重要特点。讲储备则曾国藩用人如流水，其幕府正如同储备人才之库；论育人则曾国藩如师长教弟子，其幕府即为读书、习练之所。曾国藩的人才政策是博取慎用。广泛吸收，凡有一技之长者便招至门庭，多多益善，唯恐有所遗漏；用人时则慎之又慎，唯恐所用非人。面对众多的人才，而要做到用之无误，就要有安插之所，考察之方，不仅要察言观色，还要试之以事，验之以效。
所以，曾国藩对各种人才先大肆招揽，一旦需要即量才取用。据说，每有赴军营投效者，曾国藩先发给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一一观察：有胆气血性者令其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文学优长者办理文案，学问渊博者校勘书籍。在幕中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使用，感到了解较深，确有把握时，再根据各人的才能和功绩奏保官职，委以地方之责。曾国藩的这套办法行之多年，卓有成效，本人自以为万无一失，世人也多推其有知人之明。倘无如此庞大之幕府，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曾国藩认为，大才乃天然生成，而中等以下人才则可通过培养、教育造就出来。而科举制度多半耗人精力，误人青春，无法提供可用之才，要做好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亦必须自己动手培养人才。所以，他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工作。他的幕府一则治事，一则育人，既是办事机构，又是有计划培养各种人才的学校。他从军、从政多年，在部下面前始终保持着两种身份：既是统帅和官长，又是老师和父兄。而幕府乃文人聚集之地，故他主要以老师的身份出现，不行军营规矩，略似私塾约束，同幕僚之间犹如严师教弟子，馆师课蒙童。曾国藩所拟“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的对联，基本反映了这种关系。
曾国藩规定了培养人才的办法：读书、历练、言传身教。他在专为幕僚拟定的劝诫条令中规定，凡入其幕府者，必于军、政、饷、文四事之中精习一事，并结合实际进行学习，增长才干。而学习又不外学古与学今两种途径，学古则多读书籍，学今则多找榜样，多向人请教。他对身边秘书人员抓得尤紧，不仅经常找人个别谈话，还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规定课程，定期考试。同时，他还利用茶余饭后之隙谈古论今，向幕僚传授自己的读书心得和实践经验。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则主要通过书信和批札，结合实际事项进行开导，传授知识和经验。在培养方向上，曾国藩亦注意因材施教，根据各人的特点进行培养。
曾国藩与幕僚之间总的来说是主从关系，具体而言则又可分为互慕、互助和相互影响三个方面。首先，他们双方都有相互结合的愿望，可以说是一种相互倾慕、相互追求的关系。
曾国藩同幕僚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幕僚们助曾国藩功成名就，曾国藩使幕僚们升官发财。多年以来，幕僚们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筹办粮饷、办理文案、处理军务、办理善后、兴办军工科技等等，出尽了力，效尽了劳。可以说，曾国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离不开幕僚的支持和帮助。例如镇压太平天国一事，他之所以获得成功，也并非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依靠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占有一定比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长期合作共事过程中，曾国藩和幕僚之间相互都产生过一定影响。曾国藩每遇一事决疑不下，不仅向部下个别征求意见，还往往令幕僚各抒己见，进行讨论。有时也让他们呈递书面意见，以供参阅。这样做，既有令其历练政事之意，也可从中吸收高明建议和看法。据说，咸丰十年曾国藩关于北援问题的决策，就出自李鸿章的启发。有时幕僚也单独呈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供曾国藩采择。
尤其经常在曾国藩身边的人员，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之中，已受其熏陶，增长了见识和才干。正如薛福成说的那样，他们虽“专司文事，然独克揽其全。譬之导水，幕府则众流之汇也；譬之力穑，幕府则播种之区也。故其得才尤盛”。曾国藩的另一幕僚张文虎在谈及幕僚易于成才的原因时也说，盖“其耳目闻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馈诨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于此”。至于那些才识敏捷，善解人意如李鸿章者，则更是心领神会，独得曾国藩思想政治之真谛，成为其公认的正宗传人。李鸿章就曾向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的提挈，及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
从曾氏的幕府理念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