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一定的经济体制须要有一定的政治、文化体制与之相适应。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中，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治、文化体制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过去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边倒”国策指导下学习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政治、文化体制成了改革的对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体制逐步形成并正走向成熟。党的领导方式进一步完善，政府的职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文化教育管理体制有了很大的变革。
一、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具有高度集中的特点，这一体制是为了适应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而建立并完善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相应地也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我们党和中央政府对国家的经济生活都进行了直接的全面管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运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经济活动的做法被市场调节所取代，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不再是直接的行政管理，而是要为经济活动创造一个有集中的法制化的政治管理体制。这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与苏联模式具有一定的差别。
1．我国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对苏联模式的继承我国传统政治体制同样经历了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的发展过程，因而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对于我国传统政治体制有着深远的影响。就二者关系而言，我国传统政治体制是对苏联模式的继承和发展。
新中国政治体制是以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与苏联模式的影响密不可分。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它的建立促进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并为其他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一方面苏联政治体制是在完全不同于旧社会的基础上向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迈出的历史性一步，作为社会主义的框架，它体现了以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体制。如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制度、社会主义法制、共产党领导等。其形成既是无产阶级的一个创造，也是社会形态的一个质的飞跃，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政治体制，它在很多方面具有巨大优越性，反映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苏联政治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的体制，它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促进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易于集中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主攻某些关键的重点建设项目，同时也有助于在国际国内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迅速作出决策，果断有力地应对各种旨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行为。
我国对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继承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模式的学习和借鉴，同样具有这些积极作用，同时还具有与苏联结盟以抵抗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敌视的积极作用。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来说，这种积极作用无论如何是不能抹杀的，这是建立和维护国家独立主权的开端，没有这种独立主权，任何民族解放事业和振兴中华的事业都无从谈起。当时，新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以实现国家的统一，维护政局的稳定，又要做好准备以抵御外国侵略者的颠覆活动。高度集中的中央领导权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如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改造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实现，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领导权的集中，有利于调动有限的资源用于新中国急需的国防建设、重大的科研项目的研究以及重点经济建设项目的顺利建成等。这一全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使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从而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祖国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国传统政治体制对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学习和借鉴，事实上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主要体现在：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在斯大林时期，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党的领导机关决定，致使人民代表苏维埃形同虚设，无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其应有作用。在此基础上，党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党的少数领导人。这些对中国党政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使权力越来越趋向于集中到少数领导人手中。二是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来看，权力也逐步集中到了中央。在苏联，中央集权过多，地方缺少必要的自主权。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建立了大行政区，保留大区的相对独立性，以便因地制宜地处理其所辖范围的政治经济等问题。1954年各大行政区随各中央局、分局一并撤销，减少了一个行政组织层次，加强了中央对省、市的直接领导。与经济的全国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相适应，国家在行政管理方面强调自上而下的统一，各项行政管理权越来越集中到中央。三是由党组织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名义上由各级政府任命，实际上一律由党组织委派和决定，政府的人事大权全部掌握在党委手中。四是集权政体进一步强化和发展。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给我国民主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带来了极大危害，助长了个人专断、家长制、个人崇拜的发展，最终导致了个人意志决定全国命运的局面。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集权政治体制恶性膨胀，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
以上是我国政治体制对苏联模式的继承所表现出来的弊端，它与我国当时的国情相结合，因而具有自己的特点。我国政治体制的消极方面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为此，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新要求。
2．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应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为起点。这次大会不仅指出要改变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且也采取了一些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的具体措施，以改革存在很多弊端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随着拨乱反正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实际上对政治体制进行了初步改革；从十三大开始，尤其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就新时期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这个目标是根据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按照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提出来的。而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同上书，第180页。
近期目标是针对现行具体制度中存在的弊端提出来的，并为长远目标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了改革目标，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也就确定了下来，即解决党政不分，以利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实行权力下放，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精简机构，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等。可见，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导向与具体内容是结合在一起的。
政治体制改革一开始，邓小平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正确与否的评判标准和应该遵循的原则。邓小平认为，衡量政治体制改革行为是非的评判标准主要有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第一条明确揭示了改革与稳定的辩证统一关系，后两条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相一致。这样就把政治体制改革的评判标准和目标导向与“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统一了起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应遵循的原则，邓小平提出三点：一是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二是要从我国实际出发，不能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三是要采取积极稳妥、审慎从事的方法。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些原则包含了政治改革的根本目的和评判标准，同时也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一次高度概括。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实现了我国政治体制的初步调整和发展。首先是进行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如在党建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二大通过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的领导干部的职务不是终身的，是可以变动和解除的；在国家政权体制方面，1982年通过新宪法，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常委会的职权，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国家主要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设立人大常委会，设立乡政权；在政府机构方面，从1982年开始，国务院系统和各级地方政府进行了机构改革，撤并机构，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等等。其次是民主法制建设。新宪法明确规定人民当家做主的各项权利，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是法制建设的主体，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开始形成。最后是干部队伍的建设，提出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战略方针，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措施，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中坚力量。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开创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局面。首先是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并以此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机构改革，精兵简政，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任务，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这就强调了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实现政府对经济管理职能的规范化，保持行政体制的生机与活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其次，政治体制改革要将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十四大明确提出了这一点，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民主化和法制化，主要是针对长期高度集权和具有人治特征的原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把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要求，就抓住了我国原有政治体制的根本症结和新世纪政治建设的根本方向，这必将极大地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最后，政治体制改革应着重于体制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体制创新上，确立了以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和公开、公平、公正为标准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和组织人事制度，确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代议制、责任制和公务员制等。[黄南珊：《论江泽民的政治体制改革观》，《人文杂志》，2000年第5期。]在机制创新上，建立和健全社会监督制度，用法律程序方式约束国家权力，使权力运作达到规范化和程序化。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民主政治思想，并逐渐提炼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概念。党的十六大报告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改革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大文明”都已作了战略部署，特别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原则、基本思路都作了详细阐述，而且提出了9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和对策，强调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十六大报告作为党的重要文献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并把它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认识的历史性飞跃。从十四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到十五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再到十六大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明认识的不断深化，体现了我们对未来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是对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规律认识的升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这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文明的认识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二维结构”向物质、政治和精神文明的“三维结构”跃升。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与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比较改革开放25年来，我国对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具体体制进行了改革和调整，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方面，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和完善，我国正在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一体制与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相比较，在国家性质（国体）、政权组织方式（政体）、政党制度、权力分配等方面，既有相同点和相近之处，也存在诸多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