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一直是敏感的话题。有的人认为政治是龌龊、丑陋的，一提及便嗤之以鼻，避之唯恐不及；有的人则趋之若鹜，争相追逐，如蚁聚膻，如蝇竞血一般。为何人们对“政治”有着如此两极化的评价？
曾经有人将政治形容为“高明的骗术”，在权谋诈术的操弄下，多少国家沉沦灭亡！多少贤能志士牺牲！孔子当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此周游列国；楚国的屈原，因为被奸臣陷害而含冤投江。许多文人“学而优则仕”，原本怀抱“济苍生”“安社稷”，以身报国的雄心抱负，却因受到压迫排挤，壮志难酬，一个个退隐田园，如西晋的陶渊明，唐朝的李白、杜甫、陈子昂，宋朝的苏东坡、陆游、辛弃疾……他们的文学作品里，也留下了诸多政治黑暗、官场险恶的见证。
其实，政治的黑暗、丑恶，是现象，并非本质！
本质上，政治是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它包含政府治理国家的权力，也包含人民管理政府的权力。“国家兴亡，人人有责”，所以，政治应是全民为国家兴隆、百姓福祉，而齐心协力的责任与行为。而且，越是清明的民主国家，就越重视人民的权利和权力，人权也更能伸展和受重视。
古代希腊的柏拉图，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代表作《理想国》，被公认是西方第一部政治理论经典。柏拉图认为“城邦”（国家）是放大了的个人，有什么样的个人，就构成什么样的“城邦”（国家），所以书中认为政治、伦理、哲学、教育彼此相互依存，有着缺一不可的关联性、重要性。
过去，讲求仁义、伦理道德的儒家思想，在中国政治史上一直居于主导的地位。曾历经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两朝的宰相赵普即宣称：“我以半部《论语》辅佐太祖（赵匡胤）打天下，以半部《论语》辅佐太宗（赵光义）治天下。”他认为《论语》里有丰富的治国思想与方法，每次一遇到治国难题，就回府闭门攻读此书，从里面寻找解决问题的良策。
不过，人性之贪嗔痴，要根本去除，并非易事。在这方面，佛教则具有净化心灵的教化作用，也有过不少具体的贡献。佛陀在世时，常对国王大臣说法，指引“治国之道”。历代许多高僧秉持弘法济世的悲愿，关心国事，福利百姓。佛教不仅对政治有精辟的主张，而且能辅助政治的不足，鼓舞人心向上、向善，具有积极、平等与包容、互摄、圆融的特质。从历史的记载里，可以看到佛教对于历朝政治的许多建设成果。而借由政治的护持，佛教也得以弘传发展。政治与宗教，如同人身五官四肢的互用，具有相辅相成的功能。
星云大师本着度众的慈悲愿力，关心政治，关怀社会，将人间佛教弘扬至全球五大洲，衷心祈愿的即是借着佛法的力量，能让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种族、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平安幸福。2005年10月，大师再次应西来大学之邀，前往美国为远距教学的学生授课。从学生的提问中，大师阐述政治运作所产生的各种利弊，说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佛教对政治的贡献；谈到对“人权”“自由民主”的看法，对于敏感的两岸问题，大师也提出了恳切中肯的箴言。以下是当天的座谈纪实。
有人说政治是最现实的，政治里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听起来好像政治没有原则，只讲利害，是很反复、无情的。请问大师，政治的定义是什么？在一个宗教人士看来，政治的运作会有哪些利弊得失呢？
星云大师：说到政治的定义，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中国的孙中山先生则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具体而言，凡行政上所施行的一切治国之事，概称为“政治”。
政治是社会组织重要的一环，世间一切都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也没有一个人能离开政治而生存。因为人是群居的，不能离群索居。既然无法离开群众，自是不能远离政治而生活。然而过去一般人每每提到政治，总是将之与权术、谋略、党派、斗争划上等号，因此强调和合无诤的佛教徒，往往避谈政治。甚至在社会人士高唱“宗教的归宗教，政治的归政治”口号之下，更以远离政治为无求。事实上，参与政治是国民的权利，除非是触犯国家刑法，被褫夺公权，否则即使出家，也都须善尽纳税、服兵役的义务，也有选举、罢免等权利。也就是说，政府有治理国家的权力，人民也有管理政府的权力。尤其人生存在世间，需要很多的自由，譬如人有居住的自由、信仰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参政的自由等。如美国独立战争时派区克·亨利所说：“不自由，毋宁死。”
在各种不自由当中，以政治的不自由对人迫害最大。台湾之所以为人所称道，就是因为台湾人民有政治上的完全享有权，以及从政的自由权。台湾地区下至邻、里、乡长，中至县市议员、县市长，上至“立委”“议会”代表等，大家依法都有选举权或被选举权。这是民主政治的特征，也是民主政治的可贵。
政治最大的功能，乃在于能解决、保障人民、家庭、社会、国家的生存与安全。但是政治也有王道与霸道、仁政与暴政之不同，所以一个国家国祚的昌隆衰弱，人民的安危苦乐，和掌权者的施政态度有绝对的关系。国家领导者若实行仁政、王道，爱民重民，就能政通人和，赢得全民的拥戴；反之，倒行逆施，暴戾自私者，最后必定为人民所唾弃，终而走上灭亡之路。此即“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这个道理证之于古今中外历史，历历如绘。例如《史记》记载，周厉王暴虐，常大肆残杀无辜，虽然“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之后，仍被国人群起放逐。再如秦始皇父子因肆虐百姓，大失民心，很快就失去天下。反之，楚汉之争时，刘邦因得秦民支持，于是转弱为强，转败为胜，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明君，在位期间，国家繁荣兴盛，内外升平，从《贞观政要》中可看出其“君道重在安民”等政治观。他曾对臣子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他还举出隋炀帝由于荒淫残暴，征敛无度，导致“民不堪命，率土分崩”，来与侍臣互相警惕。
所谓：“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历史的殷鉴不远，可是放眼现代，独裁、极权政府对人民控制压迫之例，也是不胜枚举。最典型的代表是纳粹的盖世太保、意大利法西斯的黑衫军，以及许多国家的特务等，都是用残酷的手段、严密的监控来统治人民。此外，还有政治上的弊端，如苛捐杂税、严刑峻法、贪污腐化、强征勒索等；也有所谓白色恐怖、屈打成招，或司法迫害、法律不公，致使人民冤屈无法伸张，而怨声载道。乃至执政者朝令夕改，翻云覆雨，无信无义；或与黑道勾结，道德沦丧；或借着政商合流，谋取私利，而罔顾人民权益，危及公共安全；或垄断媒体，致使舆论不彰。甚至如恐怖分子的袭击，屡屡挑起人类的仇恨，引发死伤惨烈的事件和战争。
其他如日本企图掩盖其残暴的侵略史实而篡改教科书，以及历年首相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不肯认错之举都是负面的政治态度。这些政治人物虽然一时显赫，为所欲为，但是禁不起时间的考验。当其下台或逝世后，往往“人亡政息”，个人所建立的政治体制也随之瓦解。
政治是一时的，道德、人格才是永久的。因此，孔子在《论语》里提到最理想的政治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他说：“政者，正也。”在上位者有道德，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此，“政治道德”所展现的便是一种“政治力量”了！好的政府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他们会为百姓谋取福利，如减轻税捐，加强建设，发展经济，让人民生活富足；提升教育、文化水平，尊重宗教，融和种族，建立和谐、安定的社会；培植山林，整治水利，重视环保，营造清净、健康的生活环境等。
除了前面所言的唐太宗，还有三国时以远见卓识辅佐刘备安邦治国的诸葛亮；宋朝时，为富国强兵而推行新法的王安石，以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等，都是忠心为国家社稷，以大公无私、宽宏气度来实现政治抱负的典范。
在佛教里，极乐世界是人所向往的佛国净土。在极乐世界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是一个政治永远清明的世界，不同于娑婆世界是个有好人、有坏人、有光明、有黑暗的五浊恶世，尤其只要一沾上政治，人性丑陋的一面便越发突显。明朝唐甄曾激烈发表《帝王皆贼论》，他认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此乃人有私心，有权力欲之故。因此不论东西方，国家与国家，种族与种族，党派与党派之间，因政治权力引发的争战，可谓连年迭起，少有止息。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只有九年没有打仗。所以谈到政治人权，我们要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大家修身正己，以诚心、正义、尊重、包容，慢慢影响世界政治人物，用舆论和各种方法，让从事政治的人知道和平的重要，从而提升政治道德，善尽政治责任。
政治确实和每个人都有密切的关系。现在想请问大师，一般人常说“政治的归政治，宗教的归宗教”，宗教与政治真能完全划清界限吗？佛教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与“政治”有过什么样的接触？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又是如何呢？请大师开示。
星云大师：自有人类以来，就有宗教信仰，因为宗教如光明，人不能缺少光明；宗教如水，人不能离开水而生活，因此人只要有生死问题，就不能没有宗教信仰。
宗教与政治都是人类的社会活动，二者自然难以划清关系，只是过去一般人总秉持“宗教的归宗教，政治的归政治”，认为彼此应该各自独立，互不相干。实际上，“政教分离”虽是举世都能认同的思想，但是政治与宗教彼此又能相辅相成，互补互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佛教能影响帝王的施政理念，辅助帝王修身、治国、平天下；相对的，佛教的弘扬，也要靠帝王的护持，才能普遍推广。因此自古以来佛教非但未与政治分离，而且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例如佛陀成道后，游化诸国，经常到王宫说法，开示仁王的治国之道。印度许多大国的君王如频婆娑罗王、阿阇世王、波斯匿王、优填王等，都受到佛陀的感化，皈依佛教，进而成为佛教的护法，将佛法的真理应用于治国安邦，福利百姓。
佛陀涅槃之后，印度的阿育王，原本凶恶残暴，皈依佛教之后，成为仁慈爱民的君王。他觉悟到以武力来统治国家，只能服人之口，唯有以佛法真理来度化世间，才能服人之心。因此，在他治理国政期间，每五年会派一批大臣，到全国各地去考察佛法传播的情况，并且在街衢要道设立许多石柱，上面篆刻佛教的经文，他认为佛法愈弘扬，国家就愈兴盛。后来的迦腻色迦王、戒日王、弥兰陀王等，也都遵循佛陀教法，以法治国，建立清明的政治，在印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到了中国，历代的僧侣与帝王也常有密切的合作往来，当中有辅弼朝廷被尊为国师者，有出仕朝中为宰相者。如宋文帝礼请慧琳为宰相，日理万机，时人称为“黑衣宰相”；唐太宗向明瞻法师请教安邦定国之道，明瞻陈述以慈救为宗；明朝的道衍禅师，永乐皇帝爱其英才，敕令还俗辅佐朝纲，对明初的清明政风贡献很大。
佛教对国家社会的影响与贡献，除了和谐政治，还有帮助生产、开发交通、保护生态、利济行旅、文化建设、安住军民、兴办教育、医疗救济、财务运转、科技文学等。佛教还可帮助政治化导边远、消除怨恨、感化顽强，发挥慈悲教化的功效。尤其佛教的五戒，对安邦治国的贡献，正如《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记》引《报恩经》云：“若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教遍于宇内，则仁人百万。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能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百刑息于国。其为国王者，则不治而坐致太平矣！”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是彼此相辅相成的，政治会使一个国家人民走向繁荣、安定的大道，宗教则是政治前面的引导者。佛教与政治的关系进一步说，由于政治本身为了因应人事的变化，有时思想难免受限于“权”的制衡，而导致狭隘的自我主义。
所以一个政治领导者，如果不能把施政的理念建立在道德上，不以佛教的慈悲心、缘起观为施政的准则，政治就会流于权术的运作，从政者便会被权欲所支配，而谋权夺利、互相斗争。甚至整个社会若不借助佛教的因果业报来教化人民，也难以安定人心，因为法律只能防止恶行，恶的根本则必须靠佛法的修行才能去除，所以有时政治力量达不到的地方，佛教可以弥补不足。
然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与政治之间有时候是政治希望借助佛教的辅助，所以帝王莫不尊崇有德高僧，立其为国师。例如姚兴尊鸠摩罗什为国师；有的朝代是帝王采取高姿态，希望佛教臣服在政治之下，遂与佛教产生敌对状态，故而有东晋慧远大师提出“沙门不敬王者论”的主张，认为“袈裟非朝廷之服，钵盂岂庙堂之器”。
有的时候宗教与政治相辅相成和谐共存，但有时候也有民间利用邪教摧倒政治的，有时候政治也逼迫宗教隐遁到山林里。如明太祖朱元璋对佛教的政策，不但禁止俗人进入寺院，同时也禁止僧侣与世俗生活接触；有的则是摆明了借助佛教的帮忙，如唐朝神会大师帮助政府卖度牒。现在政府每遇有重大灾害，也总要佛教出面救灾。总之，佛教与政治有如唇齿相依，关系密切。佛教教义与僧侣行仪可以影响帝王的政治理念，建立祥和社会；帝王的权势则能帮助佛教普遍弘传，净化世道人心。所谓“上行下效，风行草偃”，一个宗教的发展，如果有上位者加以弘传，则普遍而快；如果由下而上，要想普及于全国，若无一两百年，则不易竟其功，这就是佛陀临涅槃前将护法之责付与王公大臣的原因。有了帝王的护持，佛教才得以弘化天下，畅行无碍，此可证之于近代日本的圣德太子订定十七条宪法，明文规定日本世世代代为笃信三宝的佛教国家，所以日本的佛教直到现在依然非常兴盛。
甚至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之所以能枝繁叶茂，并且产生“佛教中国化，中国佛教化”的现象，除了高僧的弘传、译经的展开、大藏经的刊行、宗派的创立、教义信仰的普及，以及僧团制度的不断革新等诸多原因之外，历代多位帝王对佛法的鼎力护持，也是一大助缘。
其他如泰国国王即位之前，必须接受短期的出家生活训练，等到出家人的威仪俱足，佛教的慈悲精神俱备，才能掌理政治；锡兰、缅甸、尼泊尔等中南半岛的国家，也都是“佛教领导政治，政治尊重佛教”；韩国亦曾以佛教为国教，并雕刻大藏经以救国。凡此都说明佛教与政治之关系密切，政治需要佛教的辅助教化，才能建立和谐安定的社会；佛教也需要政治的护持弘传，才能源远流长。
刚才大师谈到，两千多年前释迦牟尼佛住世时，就经常周旋在国王大臣之间，为他们开示为政之道。能否请大师进一步说明，当初佛陀对政治有一些什么样的理念与教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