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时代，我们接受的信息多了，信息渠道也更多了。我们一股脑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片面信息，我们对事物的态度取决于电视上怎么说，至于它说得对不对，有什么根据，我们并不知道，或不感兴趣，“快告诉我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就像孩子那样要求一个简单快捷的答案。
“公元前4004年，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生物。”我们是根据已故主教詹姆斯·厄舍的断言知道这一点的。他在17—18世纪曾有许多支持者。有些人争论他计算的准确性，但那时很少有人怀疑这种计算的近似正确性，增减不超过1000年。
1898年，一个旅行家被介绍给德兰士瓦的克吕格尔总督，即布尔人反抗大英帝国的领袖。谈到那人正在绕地球航行。克吕格尔总督愤怒地打断他的话，提醒对方地球是平的。“那绝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于是，会见不欢而散。
现在，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得更多，因而一定认识得更正确。地球有几十亿年的历史，地球上最早的生命肯定十分古老。与主教大人相比，我们有多得多的材料，材料的性质也不相同。当然，可能还有人坚持认为：有能力创造世界的最高存在，也有能力通过操纵同位素衰变系列和虚假的“化石记录”来使世界看起来好像十分古老；它也许在开某种令人费解的玩笑。不过，撇开诡辩不论，在21世纪的现在，谁还相信自己的家谱始于公元前4004年？关于地球年龄，可能还稍有争议，但是它的基本形状却是无可置疑的。
在科学证据的猛烈攻击下，旧的神话枯萎了，昔日公认的假设像酒窖里发臭的垃圾一样被扔掉了。时间和知识只是使那个虔诚的主教和那个布尔领袖显得古怪。
可问题是：人类的知识成果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智慧了吗？
就拿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来说吧。根据调查，美国相信飞碟和神怪的人口比例高得令人吃惊。美国人中有一半不知道地球每年公转一圈，一半人相信上帝造人，一半迷信幸运数字（这叫人沮丧：富裕并不一定意味着明智）。许多人从电视画面和音响刺激中获得信息，并根据新闻中的寥寥数语确立自己的各种态度，那些拥有观众和影响力最多的人不是最正确，而是最有娱乐价值和最善于简化复杂问题。
现代社会中的古老部落
1971年，一个重大发现震惊了国际。在菲律宾的原始丛林中，发现了一个一直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塔沙的”。发现者报道：这个部落数千年来一直生活在岩洞里，从未接触过现代人，他们不懂得使用金属，只使用竹刀石锤一类原始工具；他们也不会打猎，只靠采集为生；这个部落没有首领，也没有等级观念，他们的语言里没有“战争”“武器”“敌人”之类词汇，他们和睦共处，天真无邪。
学术界震动了，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纷纷搭乘飞机，前往菲律宾。传媒公司也震动了，美国广播公司和《国家地理》这样的权威媒体派出了记者和摄制组。政界也不甘示弱，国会议员和社会名流盛赞这个爱好和平的部族为文明世界做出了榜样。林德伯格，这位进行过首次跨越大西洋飞行的航空英雄，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容易上当的人，曾因替纳粹德国做了义务说客而名誉扫地，可他似乎并没从中得到教训。这次他又跑了出来，为这个纯洁质朴的原始部族大唱赞歌。
名利双收的诱惑使人们忘乎所以，尽管有些学者很快发现了疑点：这个延续数千年的部落似乎没有任何独特的文化传统；他们的食物根本不足以维持长期生存的需要；而且这个部落只有25人，而据计算，一个独立的种族最少要400人才能维持种群繁衍。可是似乎没有人注意听，人们要的是“独家新闻”“权威报道”“轰动效应”和伴随而来的销量以及金钱。
在花了钱，发了议论，出了丑之后，真相大白了——这是个骗局——所谓“塔沙的”人，不过是附近的村民，他们的业余工作是围上遮羞布，到离村几公里的丛林里装几天原始先民。这场骗局的幕后老板是当地行政长官，此人因此捞到了2亿美元。
知道与相信不是一回事
知道与相信不是一回事。所谓知道，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而相信，是“强不知以为知”，是不加怀疑地认可别人的论断。
软弱的人性需要偶像以表现其幻觉，创设教仪，接受教义、神学甚至神话。
二战时期在好莱坞度过的罗纳德·里根总统，生动地描述了自己在解放纳粹集中营中的受害者时所起的作用。生活在电影世界的他显然将他看到的电影与他从没有做过的事实混为一谈。在他竞选总统的过程中，他多次讲述一个二战时期英勇牺牲者的壮烈故事鼓舞民众。但那个故事从未发生过。那是电影中的一个情节。许多同样的例子在里根的公开报告中也时常出现。不难想像当政治、军事、科学或宗教的领袖不能区分事实和虚幻时会导致什么样严重的公众危机。
在准备法庭证词时，证人们都受到他们的律师的指导。他们常常一遍又一遍地复述那个事件，直到律师说“行了”为止。于是，在证人席位上，他们记住的是在律师的办公室里反复讲述的故事。细微的差异被隐去了，甚至在主要的内容上也与发生的事件真相不相一致。证人们也许很容易就忘掉了他们的记忆被进行了人为的加工。
纳粹德国的“喉舌”戈培尔有一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中国古代也有“三人成虎”的说法。人总是离不开周围的世界的，总不免需要通过与外界的交流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接受到的都是不容置疑的众口一词，想要保持独立思考是很困难的。当经过歪曲的“事实”成为我们“真实的”记忆，我们也就成为了幻象的俘虏。
自己的头脑，别人的跑马场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意是：你要引导人民该怎么做，但不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该这么做。知识就是力量，对于一个统治者垄断知识的社会，知识就是权力。
民众的知情权是争取来的。不管怎样，现在我们接受信息的渠道更多了，信息也更多了。
可同样是现在，我们太轻易地放弃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权利。我们一股脑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片面信息，我们对事物的态度取决于电视上怎么说，至于它说得对不对，有什么根据，我们并不知道，或不感兴趣，“快告诉我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就像孩子那样要求一个简单快捷的答案。
“拿来”还是“接受”？不同在于：拿来的才是你的。接受的不是。即使是好东西，也不会为你所有。信邪教的官员、学者、大学生，他们的知识、信仰为什么不能保护他？就因为这些东西是别人“塞”给他的，他也习惯了被塞，既然你能塞给他知识，别人也能塞给他邪说。
美国最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乔姆斯基认为，社会传媒应该具有的两种功能是：
第一，是完整、公正地报告信息；
第二，是发挥舆论监督作用，防止和反对权力的滥用。
然而媒体在这两方面都可悲地失败了。
大众传媒只是占有资源的人建立的公共关系系统，其功能不是传达信息，而是兜售信息。“丑闻”一个一个出现，又从公众的注意力中消失，都被描绘成是越轨和少数败类分子的孤立行为，与正常规则背道而驰。其实“丑闻”正是常规：世界就是这样转动的，那些家伙只是玩得太过火了点。民众即使怀疑，也会因感到无能为力而无所作为。
拙劣的宣传与高明的洗脑区别在于，后者方式更为隐蔽和巧妙。乔姆斯基认为导致大众被洗脑的信息受到五层过滤：金钱、广告、“权威信息”、规范媒体和树立敌人（邪恶敌人、危险宗教等）。
一本名叫《取消电视的四点理由》的书中列举的理由是：“电视技术预先就确定了它的内容的边界。”
书中论述道：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电视节目都是真实的”，因为大多数观众都以为所有的电视图像都一样地有根有据。电视观众通常会以为每一幅电视图像都是一个真实事件的忠实复制品。然而，制造戏剧性、重新排演事件和泄露幕后丑闻，这些手法使得虚构、幻想和编造与非虚构混淆不清。“真实和不真实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既抽象，又不可理解。”观众在电视上只能看到经过选择的图像，因而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觉常常就受到了严重歪曲。（有人非正式地调查过这种受到歪曲的情况。统计结果表明，这种丧失辨别能力的情况与一个人观看电视的小时数有密切的关系。）
假定电视呈现的图像是经过选择的，它严重歪曲了人们的感性认识，那么，这种歪曲是否有一种样式或者说一种结构？这本书列举的第四点理由的核心就是：电视的结构性歪曲并非是拥有这种媒介的那些人有意识达到的目的，它是这种媒介的不可避免的技术特点所造成的。
同其他视觉媒介如电影和照相比较起来，电视具有的信噪比是特别糟糕的。视觉图像的细节丢失了，前景与背景混在一起不易分清。为了弥补这个缺点，电视制作人只选择那些细节不多、背景不复杂而且构图形式简单的图像，圈内人称之为“好电视”。摄取人的面部的特写，总是好电视。
无论在肥皂剧、滑稽剧、体育报道、谈话节目、新闻报道中还是在科学节目中，都是如此。于是，“仇恨、恐惧、嫉妒、得意、沮丧和暴力”便成了“好电视”的主题，因为同其他内容相比，这一类内容不要求多少细节，背景简单，形式也浅显易懂。
不仅如此，由于不同电视台或者说不同电视网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电视制作人便要搞出大量的视觉噱头来吸引观众，防止他或她改换频道，更千万不要关掉电视机。种种技术手法，如切换、摇镜头、迅速推拉镜头、淡入淡出和分割画面，在普通电视节目里大约每6秒钟就要出现一次，而在播出商业广告时，则使用得还要频繁。
同样，这些特点也不是拥有这种媒介的那些人有意所为，而是电视技术的产物。在一个竞争的电视市场上，只有这样才能吸引住观众，几乎能让他们处于催眠状态而忘掉一切。
这些视觉噱头是“技术取代了内容”，发狂似的急匆匆改换视觉图像使电视观众根本无法长时间地跟随任何一条思路。由此，“好电视”呈现给我们的“真实”与电视外面的我们的生活，两者是不相同的。
要不要相信权威？
当你无所适从时，你希望得到正确的指导。从人生设计、该不该和那个女孩结婚到填写足球彩票，都是如此。
有些事你也许会相信权威，不过，权威也会犯错，但是还是对的时候多（否则他就不是权威了）。这里有一个概率问题。
是真的权威吗？是在他的领域之内吗？好多大人物就是因为在自己并不擅长的领域轻率发言而蒙受羞辱。“大跃进”时代，一位权威科学家撰文证明“亩产万斤”是完全可能的。即使是出于真诚，这位科学家的发言也是极不负责任的，他在自己并不了解的领域发言，可其他人并不知道在这方面，他懂得并不比别人多。
这是什么问题？有标准答案吗？如果你问一个权威，怎样造一架飞机，他会给你最有用的忠告；可是如果你的问题是哪个队能获得世界杯，你得到的就只是一个参考意见。上次世界杯，一半专家看好法国队，可是这个上届冠军在小组赛就被淘汰了。
权威不是神，他只是比我们有更多知识或更深的理解。但他也必须依靠足够的信息、条件来作判断，如果条件是不充分的，也就可能出错。即使条件充分，如果他对事物的理解不充分，他一样可能犯错。
权威明智吗？他是否知道自己的限制？
爱因斯坦曾说过一句名言：他不相信上帝在掷骰子。他认为在无序运动背后，一定有某种规律。他用后半生寻找这个规律，却一无所获。当时很多顶级科学家都很为他惋惜，但都保持了对他的尊敬。因为爱因斯坦是以严谨的科学精神进行研究的。试想：如果他利用自己的名望，提出某种大而无当的理论，又会让多少人迷惑。
牛皮西红柿
在这本书里，第一人称一直被小心回避，但这一次，“我”必须跳出来了：因为这件事是我的一段亲身经历。
但这里的主人公不是我，而是我的中学校长。他有一个雅号：牛皮西红柿。因为在一次讲话中出了洋相，他得到了这个外号（必须承认，本人也是这个外号的积极的发明人和散布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