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是“世界主导者的思想体系”。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思想体系当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全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市场经济的总环境中，我们越来越多的与他们发生联系，如亚太经合会谈一类。但是意识形态的分野总是不能回避的，特别是必须承认，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在思想上自然会占统治的优势。华盛顿共识，虽然是在说大话，但是其根底还是不能忽视。戈尔巴乔夫写了一本《改革与新思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当年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的不幸结果。一切所谓新思维，都只不过是人家在抓住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漏洞之后进行消极预言的无奈的顺势回应。我们没有想过做尼克松那样的事，没有专门的人来研究资本主义现实思想状况。有一本书叫《现代西方思潮概论》，是教育部社科司主编的。但是它只是一种松散的结构，从哲学、宗教、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六个方面进行了片断性的介绍。它缺少一种内在的统一性，没有发展的逻辑，当然也推不出必然结论。在这本书的最后结语中有四个小标题：一是“意识形态的从属性”，二是“意识形态的社会性”，三是“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四是“意识形态的现实性”。最后告诉我们：“现时代绝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结束的时代。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批判分析现代西方思潮，才能取得有益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当然，十一年过去了，一些提法和想法难免有陈旧之状，但是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没建立内在完整的考察机制，空有各种材料的堆积，它们放在一起只有现象的丰富性，并没有事物发展动力的丰富性。
原计划的第二个问题是“信徒们的精神天地”。主要是谈与反马克思主义不同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的精神生活。人世间凡超越性的东西总是悲剧的标志，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例外。尽管西方世界也承认马克思是千年思想家，著名大学里也开设《资本论》课程，但是作为信仰的目标，作为人生的精神依托，他们是绝对要朝相反方向走去的。从世界三大宗教信奉者的受众人数来说，他们是比共产主义者多出几倍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评价说这些人的思想是愚昧落后的，更不能说他们对世界文明没有推进作用。要做的就是找出其积极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精神融为一体，在解放的道路上共同向前。
第三个问题是“她在丛中笑”。马克思主义并不强迫任何人来信仰自己，它只是以理服人，以情育人。革命的路上总是大浪淘沙，自然选择。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样的具有大智慧又彻底献身的人为数并不多，但其追随者却有万千之众。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一些国民党的高级人才对它并不以为然。可是到后来，当国家发展大势明确之时，他们却纷纷投向了这个党。难道他们贪生怕死或贪恋功名吗？不对，他们都是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是不成功便成仁的豪侠之士，让他们做出选择的完全是党的人格魅力。还有一些仁人志士，他们虽然是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并立于世，但是他们的一颗赤子之心始终与共产党同步跳动，用他们的一腔热血和满身才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现在我们经常得到这样的信息：一个抗战时期参加过或目睹过战争的人，今天已经古稀或耄耋之年，他们放弃舒适生活，自觉地、始终不渝地为当年的烈士守墓、建墓，做义务宣传，有的甚至是祖孙三代在做这件事。当然我们可以说，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做一些其他对社会有益的事情，这不也是烈士们所希望的么？然而我们更能理解他们这样做有他们不能不做的道理——信仰！如果我们身临其境，也许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谢谢您在我铺就的一小段精神之路上所做的旅行。
我的哲学追求与从教生涯（代后记）
我个人的复杂经历，或者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殊经历，是现在的青年朋友们不可求的。我不是插队知青，但也可以算疑似插队。大家知道，在插队类型里面，有一种回乡知青，就是回到自己老家，在爷爷奶奶、叔叔婶子们的眼皮底下当知青，干农活。我跟这还不一样，知青们最低也要初中毕业，我当时回到老家时，正在读小学。是从天津市河北区回到衡水武强县。1963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一到老家就体验到了生存的艰辛。读书的条件就不用说了，首先你就要谋生。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干家务。主要是割草挖野菜喂猪，拾柴火解决一冬天烧柴的问题。长到13岁就要练习挑水，逐渐成为主力。冬天在井边结了一圈冰，要自己用扁担把水桶摆上来，走一里地左右到家，灌满一大缸水要挑七担水。念书这件事和基本生存比起来要退到第二位了。哪像今天的孩子，除了上学还要参加什么钢琴班、外语班、舞蹈、绘画、游泳书法等一应俱全。
我敢这样说：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童年生活在农村是不可多得的人生财富。光是野生植物就能识别几十种，其中的野草和野菜，它们的名称，它们的性能，哪些是人能吃的，哪些是有毒的，一看便知。下午一放学，七八个小伙伴挎起篮子，一边跑一边大声地喊着，奔向望不到头的原野。我们的劳动技能和效能，我们和大自然那种亲近关系，不是旅旅游所能达到的。
当我正朝着一个有文化的现代农民的方向努力的时候，出现了第一个重大转折。那是1971年，我在读高中，还有不到一年就毕业了。村里的小学一年级出现了意外状况，那个教一年级的老师是一个天津回乡知青，秋季开学之前她才来信说自己办回城里了。一下找不到老师，大队干部找到我，让我接手一年级当民办教师。我很不情愿中断学习来当孩子王。可无论是家人还是乡亲都做我的工作，我只好接受了。学校的条件太差了，是废弃不用的一间房，冬天自己生火，我母亲不放心，怕大家中煤气，经常过去照看。
在学生写作业的时候我就读书，第一次翻开了《共产党宣言》。那时只有十七岁，没有想过什么重大问题，但是突然有一句话给了我一种无名的震动：“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噢！它不剥夺的这种权力是会生出需要剥夺的权力的。这种并无激烈言词，不慌不忙娓娓道来的口气和姿态，令人信服令人振奋。当然它的另外一些内容是在大学毕业甚至工作一段时间后才理解的，比如：“资本主义社会是过去支配现在；共产主义社会是现在支配过去”，“工人群众的团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等等。单是这种句式，就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
由此心中升腾起一种神秘的力量，我给孩子们讲《林海雪原》、《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等等的战斗故事，教他们唱《小松树》、《火车向着韶山跑》等革命歌曲。孩子们喜欢我，家长们也常常夸赞，这就让我有了成就感，不再因为高中学习的中断而苦恼。
人生的第二次转折直接源于第一次转折。1973年国家为大中专院校开始组织考试招生，这是国家恢复高考的一次试车行动。报名有一个政治条件是必须具备的，那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两年及以上。我当了两年民办教师，正好够这个条件，就参加了考试。可是，等了两个月都没接到录取通知，后来才知道，中国出了个反潮流的张铁生，他在政治考卷上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坚决反对高考，说这是对劳动人民的歧视。卷子被全文登出来，加了一个标题《一张发人深省的答卷》。“四人帮”再占先机，高考被取消了。我们考得好与不好也没意义了。我肯定考不好，高中没读完，又没时间复习。但是接受再教育这个条件是够了，结果就被推荐上了衡水师范。
衡水师范1973年的文科班，被当时的校长李真用来搞试点，他要把中专办成专科甚至大学的水平。课程完全类似于哲学系的结构，组织了几位水平很高的老师。其中就有一位吴琼老师。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给我们上哲学课。他在大学的时候担任聂元梓的秘书，由于派性斗争，被下放到衡水师范劳动改造。开始几年一直打扫卫生，到我们入学的1973年才让他上课。他非常珍惜，上课格外认真，一有空就和学生们在一起讨论问题。我们写的一些作业他都仔细批改。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总觉得天下大事与自己密切相关，比如我写了一篇读后感叫作《让思想冲破牢笼》，拿给吴老师看，他批注的字数几乎占了我文字的一半。还有一篇《论权利和义务的辩证关系》也是如此。两年后毕业了，我教中学的政治课。工作中成长了许多，还担任了所在中学的团支部书记。周总理和毛主席的逝世，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洗礼着我们的思想。1977年我成为一名预备党员，那是我们党的十一大刚刚恢复预备党员制度，而我的申请被批准与党的十一大召开是同一天。
随着国家高考制度的恢复，我们几个青年教师积极地备战高考，那也是为学校争光的重要因素。1979年，我考上了河北大学哲学系，终于通过自己的能力圆了大学梦。我首先写信告诉吴琼老师，他为我高兴，并嘱咐我外语十二分重要，有机会还要继续深造。这个时候，他已经在1978年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做研究生，导师是张岱年。再后来就失去了联系，只听说是他去了大连，具体学校也不清楚。
大学毕业后，我们七个衡水籍的学生都回到了衡水，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中人才流动的形势，我们中又有四个来到了石家庄市，毕竟省会这个大环境能让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我来到石家庄经济学院已经近20年，当时它叫“河北地质学院”，是一所直属地矿部的学院。在这里，我从一名讲师成长为教授，并十几年担任教研室主任工作，可以说比较全面地发挥了自己的能力。除了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外，还教过《形式逻辑》，研究生的《自然辩证法》，选修课《戏剧艺术欣赏》。在多年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我作为一名河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会员，充分利用了这个交流与学习的平台，锻炼了自己审视与分析问题的能力，这对我提高教学水平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现在，虽然还没有打算写回忆录，但是资料也已经开始积累，希望能给后人多留下一些精神财富。
最后，要特别说明：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我的老上级侯万福教授的悉心指导，得到了河北人民出版社编辑赵蕊老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时也得到了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孙浩同志的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王秀娟
2013年7月1日于石家庄经济学院
① 广文，人在场的本体论与马克思哲学基本视域[J].新华文摘，2011年第11期（3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