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世界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对它的实践效果的承认也不可谓不普遍。但是，有一个症结必须面对：当展示它的意识形态特征时，来自各个角度的抵触就会立刻显露出来。“马克思主义太绝对了”，“理论灌输带有强迫性”，“我们应该学习各家的思想，而不是马克思一家”，“意识形态性会影响学术性”，等等。这个问题有人关注过吗？当然有，但是很不理想。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这正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社会关系的逻辑定位
20世纪70年代，高中的语文课本选了列宁《国家与革命》这篇著作中第二章的第三小节——“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当时很快就被选入《马恩列斯三十三条语录》中作为第一条的著名论断：“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后面的解释与发挥不必在此赘述。
那个时候，我们不过十五六岁，对列宁引用马克思的话并作出解释与发挥，不会有太深刻的认识，我们只能说是对这个理论有了“感性认识”。当然，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们的政治神经也绷得很紧，再加上老师的讲解，对此的印象也就达到一定程度了。后来，正赶上宣讲《三十三条语录》，我就成了参与者，且恰好分到了这部分内容，因此我在理性上又进了一步。
列宁为什么要引用马克思的这段话？现在的认识已经比较成熟了。列宁的方法和马克思具有共同性——那就是“整体性”方法。
阶级斗争这个事实是很自然的，你不认识它，它也会认识你。但是，作为一个规律被发现也要费一番努力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对它作出的总结和分析，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有着很大贡献的，不然也不会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然而，对同一对象的发现，其性质和深度是大不相同的。亚当·斯密他们就不会认识到“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因为他们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永恒存在来研究的。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以及这个专政的过渡性，那都是拥有人类大智慧的人才会认识到的，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样的人。
我们不是在谈意识形态特征么？好的，马上就说。
本来，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就是表达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特征的，或者是帮助那些糊涂思想者来解除困惑，对那些心术不正的机会主义者进行论战，我们今天回顾这些内容也会受益良多。
有一幅著名的照片：列宁在荒野中一个窝棚边上埋头写作，那就是在写《国家与革命》。被流放的苦难生活却让他的心思提到了社会的最高层来梳理问题。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是列宁给国家下的最简短的定义。或许我们还可以展开一下：它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或暴力机关。实际上，不做这一补充也能逻辑地推论出来。不可调和就只能解决，解决的方法就是一方对另一方的镇压，要镇压当然要有手段，有可操作的武器。国家正是这样一个武器，一个产物。列宁的这一思想，我们还是把它放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中来理解。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在于唯物史观，它才是人类解放学，是这样的学问自然就要研究人。人和人之间最要害的关系是经济关系，那么，能推动社会发展的矛盾就一定是由经济地位划分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不能是个体之间的，一定是群体之间的（列宁用集团二字），这就是阶级。但是基本阶级（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两大阶级）与非基本阶级（或叫阶层）是不同的。目前，我们的社会关系存在着非基本阶级的转化形式，叫阶层更合适。每个人都是特定阶层上的存在，他的思想自然也会反映这个阶层的意志和需要。意识形态特征，是表现两大根本对立阶级意志的，马克思主义代表无产阶级的意志，它与资产阶级的意志是根本对立的。邓小平同志把世界格局由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学说发展为“东西南北”四个字，“东西”就是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南北”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当然，除了基本对立之外，还有一些中间层的、动荡的、游移的人群，他们的数目并不少于以基本阶级对立而生存的人。这些人的思想，与基本对立人群的思想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我们研究的这个问题，正是这种复杂性的一种表现。
历史上任何思想家的思想都是经济政治地位的反映。就拿与马克思的思想有直接渊源关系的黑格尔来说，他的哲学为什么是这样的？完全可以理解。就说国家观吧，在他的《法哲学原理》当中是这样阐述的：“国家是道德理念的现实——即作为显现可见的、自己明白的实体性意志的道德精神；这道德精神思索自身并知道自身，在它所知的限度内完成它所知的。”在《历史哲学》里说“国家是现实存在的实现了的道德生活”，人具有的全部精神现实性，都是通过国家才具有的。在国家制度方面，黑格尔认为世袭君主制是国家制度的顶峰，王权是普遍利益的最高代表，国王拥有最后的主观决断权。国家先于并高于家庭、市民社会，是它们存在的前提，是决定的力量，是人类生活的最高形式。它是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统一。个人只是国家的一些环节，生活在国家中，才能获得个人的人格、自由和价值。
虽然他的国家概念指的不是现存的国家制度，而是一种国家理念。他认为现实的国家只是国家理念的表现。但这只是他的学术手段而已，就连这样的手段也是由他的社会地位决定的。他出生于德国符腾堡公国首府斯图亚特一个官吏家庭。1818年任柏林大学哲学教授，并于1829年当选柏林大学校长和政府代表，因此，他对德国资产阶级的国家哲学作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这是顺理成章的。
那么，费尔巴哈又如何呢？他虽然在大学期间和马克思一样，也是疯狂的青年黑格尔派，但是，他到纽伦堡附近的埃尔兰根学习了两年自然科学，并任大学讲师，匿名发表了第一部著作《论死与不朽》，抨击个人不朽的概念，拥护斯宾诺莎的人死后会被自然重新吸收的哲学。他的这种思想在当时过于激进，再加上费尔巴哈本人不善演讲，更使得他的思想难以传播，因此他一直在学术界无法取得成功，并被永远驱逐出大学讲坛。只能依靠他妻子在一座瓷厂中的股份生活，居住在纽伦堡附近的勃鲁克堡。他公开责骂当时欧洲的反动局势，称欧洲大陆为“空间略大的监狱”。后来，由于他赖以为生的瓷厂倒闭，他只得离开在勃鲁克堡的家，搬到纽伦堡。只是由于朋友们的帮助，他才得以出版最后一本书《上帝、自由和不朽》。1870年他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长时间的精力消耗，仅两年后在纽伦堡去世。
根据他的身世与经历，产生人本学唯物主义思想也是合乎逻辑的。当然，他的思想也并不代表无产阶级，它只是资产阶级走向反面的征兆性产物。
即便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这两位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着理论上的直接渊源关系的经济学家，他们也是在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的角度建立劳动价值论的。
要说意识形态特征，以上这些思想的名家都是很鲜明的。这就理所当然地应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的合理性了。
现在我们就来说说两大基本阶级以外的人群。先说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的定义：以生产资料的个体所有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社会集团。主要包括中农、小手工业者、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等。他们占有一小部分生产资料或少量财产，一般既不受剥削也不剥削别人，主要靠自己的劳动为生。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有轻微的剥削。作为劳动者，在思想上倾向于无产阶级，作为私有者，又倾向于资产阶级，极易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既具有革命性，同时也存在政治上的动摇性、斗争中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等，都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私利出发，企图通过改良的办法，改善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的小资产阶级流派。他们虽然反对资本主义，但是，一旦他们的私利得到满足时，就会放弃革命。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很不稳固，经常处于分化之中，大部分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压迫趋于贫困乃至破产，转变为半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小部分通过发财致富上升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动力之一，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
无政府主义，正是小资产阶级的哲学。从巴枯宁到蒲鲁东，都是这一哲学的典型代表。正是在国家的问题上，他们给工人运动带来的危害相当于以另一种形式发出的、资产阶级国家本身所形成的阻力。
我们还是看看列宁是如何与他们战斗、从而维护马克思的国家观的。
（一）马克思的提醒
马克思首先在《法兰西内战》中、之后又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当中强调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正是这句重要的提示被机会主义歪曲了。列宁说：“对于我们所引证的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流行着一种庸俗的‘了解’，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强调缓慢发展的思想，不主张夺取政权等等。实际上恰巧相反。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伯恩斯坦则认为“马克思说这句话是警告工人阶级不要在夺取政权时采取过激的革命手段。”“这些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来代替阶级斗争的假社会主义者，……同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观点有密切联系，这种空想在实践中必然导致出卖劳动阶级的利益……马克思一生都在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在谈到这类思想对工人运动的影响时，列宁惋惜又气愤地说：“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要教育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他们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却把工人的党教育成为一群脱离群众而代表工资优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也就是不担当反对资产阶级的人民的革命领袖。”这就是修正主义，为什么而修正呢？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
（二）民主共和制
列宁指出：“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还应该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认为，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他显然是估计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长期经验，他说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
我们有些政治幼稚病的患者，经常对普选抱有幻想，以为这是再好不过的民主了，哪怕没有达到理想的愿望也是公平的。从列宁的论述中我们是否可以受到启发呢？请看看西方国家的所谓“大选”，哪一个候选人没有亿万资产能够走上前台呢？有人可能要设想一下了：我们国家要这样搞会不一样吧？是不一样，那除了程序上的混乱，就是结局上的第二个苏联。
（三）国家消亡
国家不是被废除的，而是自行消亡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重要一点。但一定要强调，这是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不是指一切国家。当时在《哥达纲领草案》中提出了“自由国家”这个概念，马克思恩格斯都对自己的战友倍倍尔和白拉克提出了异议。他们说：“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
不要国家，这正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追求，他们不理解马克思的意思也就罢了，坏就坏在还沿着错误的思路往前走。列宁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说：“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错误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断言的什么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等等。……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不容延缓，而绝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