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问题多多，尤其是“应试教育”的弊端更加严重，以致“群情激愤”。有关著述近日也多了起来，说明已引起各方重视。但细读这些满含激愤的口诛笔伐，却使人感到多数文章激愤有余，冷静、理性的分析则相对不足。对“应试”激烈抨击、提出种种变革无疑是应该的，但对教育改革的平稳深入来说，仅此则远远不够，只有冷静分析才能真正“对症下药”，而“乱开方”的危害可能更大。
教育的瓶颈
“应试”的危害有目共睹，但却“屡禁不止”，说明有其深层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供求”关系长期严重“失衡”，“求”一直远远大于“供”。
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本应同步发展，应随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从精英教育变为大众教育，而在学人数占适龄人数的比例在15％以内为精英教育阶段，以上为大众教育阶段。据统计，我国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为4％左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5.3％），而我国愿意上大学的生源数量远远超过大学的招生数量。很明显，高等教育在中国目前尚属稀缺资源，这必然要形成“过度竞争”。无论人们多不情愿，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过度竞争自然要向中、小学蔓延扩展。由于大学容量太小，高中的发展也受到严重制约，致使多数初中生无法升入普通高中；为了上大学，人们只有千方百计考上高中，尽可能考上重点高中；要上高中尤其是重点高中，又要千方百计上重点初中；要上重点初中，就必须“从小抓起”，结果本应天真烂漫、嬉戏玩耍的儿童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学习负担。这种过度竞争持久不退，说明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高度膨胀。但反过来看，这种“需求高度膨胀”又恰恰是高等教育发展壮大的积极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动力，高等教育反而难以发展。这说明，近二十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教育此时正面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转变，也只有高等教育大众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应试教育”。
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大力发展民办、私立大学。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过半是私立大学，从美国的哈佛、耶鲁到日本的庆应、早稻田，私立大学可说是高等教育的顶梁柱。中国一直有私立办学的传统，所谓“私塾”曾是教育的主流，近代虽引进现代化学校、建立现代化学制，国家对教育取得主控地位，但私立学校仍有不小的空间，不仅有大量的私立中、小学，而且有相当数量的私立大学，如南开、燕京、辅仁、金陵、圣约翰、光华、中法、之江、复旦、齐鲁、协和、湘雅、华西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教育实行“全包下”的方针，从1950年起开始接收私立大学，到1952年私立高等院校的接收、改造全部完毕，高等教育完全由国家垄断。这种高等教育体制，与新中国当时逐步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
但最近二十年，中国进行了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变革，经济迅速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社会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使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迅速膨胀，而高等教育制度实际却仍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一直没有根本变化，与社会发展极不协调。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国家重新允许创办“民办大学”，但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中，民办、私立大学的大发展毫无可能。除去政治的、观念的原因（如所有制、计划体制、教育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等）外，发展民办、私立大学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严重限制。城乡“二元化”，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特点。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到1958年通过《户口登记条例》，这种二元结构被固定下来，公民因此被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两种壁垒森严的不同身份，而占人口少数的“非农业人口”一直享受着由国家提供的比“农业人口”多得多的各种“优惠”。几十年来，要想“农转非”几乎“难于上青天”，而考入中专以上的学校，则是广大农村青年可以凭自己努力“农转非”甚至“当干部”改变“身份”的少数渠道之一。然而民办大学则无此功能（权力），不能转户口，也没有干部指标。农村学生考上民办大学虽然能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但目前国家批准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也只有24所），但仍然无法改变其“农民”身份，更难成为干部、公务员、官员。所以，这些学校根本招不到较好的生源，也无法大发展，这样怎能产生与北大、清华比肩而立的民办、私立大学呢？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民办、私立大学才能获得质与量的大发展：或是它们获得与公立大学同等的权利和权力；或是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从根本上废除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的“身份制”（如果说这种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加速工业化还有一定合理性，现在则很难说“合理”，甚至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对教育发展的影响亦证明了这一点）。否则，民办、私立大学的发展空间极其有限，高等教育大众化也难以实现，“应试教育”也不可能根本改变。
应该认识到，民办、私立高校与公立高校的区别只在于投资渠道的不同，二者在其他方面应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国家应公平对待民办、私立高校的师生，其学历证书具有与公立高校同级同类学历证书同等效力。当然，国家要对民办、私立大学进行严格的审批、监督，严格、科学地对其办学水平进行监测。但这种监管（不是具体管理、干涉学校内部事务）的目地是为了促进民办、私立高校的健康发展，而不能将其视为“另类”加以歧视。在严格监管的同时，国家更应对民办、私立高校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对其用地、用人给予适当优惠。总之，要用政策导向使社会和私人资本流向教育领域。
进一步说，民办或曰私立大学是否发达，也是社会是否成熟、发达的重要标志。衡以中国之现状，我们只能说，中国尚处为时不短的社会转型期，“公民社会”才刚开始产生。
考试的是与非
中国社会“二元制”结构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变革，教育的格局也难有根本性变化。在这种现实条件下，高等教育和中小学的优质教育长期将均属“稀缺资源”。如何分配这种稀缺资源，是任何教育体制的“制度设计”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更是我国教育“制度设计”的一个基本背景。离开这一基本背景来谈论“教改”，如果不使情况更糟，起码是难中肯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