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过一段时间的访问学者。一天，一位朋友邀我一起去香港科技大学看望他的一位朋友。使我大吃一惊的是，这位从哈佛留学读完博士回来不久的“朋友的朋友”，专业竟是蒙古历史语言，兼治中亚历史语言和满语。如此冷门的专业，确实难与讲求实用、“工商至上”的香港相联系，更难与“科技”联系起来。
那天我们在科大玩了一整天，非常尽兴。科大就建在临海的山上，楼与楼之间上上下下，漫步校园，如同游览风景胜地。许多地方正在大兴土木，已建好的建筑物中仍飘散出淡淡的建材和涂料气味，提醒人们这是一所1991年才创建、刚刚四岁的学校。风景虽好，但作为大学却毕竟年轻，要成为一所成熟的、真正的“名牌”大学恐怕还有待时日，最少也要有几十年的积累吧？——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没想到，现在只有十余年历史的香港科技大学近年竟屡创佳绩迅速成为亚洲名校，某些专业甚至还排在国际前列。其实，早在1998年，建校才七年的科大商学院，就已被《国际先驱论坛报》推为亚洲七大优秀商学院之一；而2004年《金融时报》发表的MBA课程排名榜，科大就位居亚洲第一、全球第44名，而MBA在近三年的总体排名全球平均排在第48名，亚太地区（当然包括澳大利亚）第一，也是全亚洲唯一进入前50名的学校；EMBA排全球第九，企业培训课程第一年即排全球第28名，2004年排第27名。物理、生物等与“科技”有关学科不断取得重大成果，自不必提。而近年会计系教授在五份全球顶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全球第一，美国有关评价机构认为科大的会计学研究世界第一。在三份国际公认的中国研究学术期刊中，该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师近年发表的论文总数也名列世界第五，其中应有我的那位“朋友的朋友”一份功劳吧，怪不得当年不避“生冷”将其延揽“入局”。
一个创办不过十几年的学校，竟如此迅速崛起，与“国际一流”虽还有距离，但已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名校。它的成功当然与充足的经费这种“硬力量”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软力量”，即它的一系列管理制度。从建校一开始，它就“克隆”国际著名大学的学术管理制度，其要点就是“教授治校”，明确提出“教授是学校的灵魂”。比如要新聘教授时，应聘者从一开始就要与应聘之系主要由教授组成的“招聘委员会”打交道，每个委员都要打分，最后试讲时包括没有终身教职的全系教授都可以投票。与以前主要是人事部门负责、一些教授只是在最后一个环节参与一下完全不同，最大限度保证了招聘工作的公平、公正，保证确能招到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教授的聘用还要有严格的外部评审，并严格规定评审者不可以是被评审者原论文的指导教授，不可以是共同发表过论文或主持同一研究项目的人，不可以是过去或现在的同事和部属，等等。教授工作7年后是否续聘、是否晋升为“终身教职”都由主要是教授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决定，而新进教授如果7年内达不到终身聘用的标准就得离开，与美国的一流学校差不多，留下的人可能不到一半。很明显，教授有极大的权力，但同时也有极大的压力。总之，香港科大的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就是尽量扩大教授对学校管理的权力，限制行政人员的权力。这是其迅速成功的重要原因，如果不能摈弃“官本位”，教授还不如处长，无论投入多少金钱、有多大决心，根本建不成“国际一流”的大学。
在全球范围内吸引最好的教师和最好的学生，是香港科大成功的另一重要原因。它的外籍教师占到65％，而境外学生数量占到1.5％，近年尤其加大力度吸引境外学生。而且，科大更注重的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师生共处一个校园，有利于多元文化环境的营造和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反观我们一些本来是“重点”“名牌”的学校，却反其道而行之，近年不断加大本地生源，缩减外地招生名额。这可能一时有利于学校同地方政府“搞好关系”，获得种种资源，但从长远来看，于学校却是大大有损。
这所几乎没有“历史”的大学在短期内竟成为举世瞩目的大学，说明要建国际一流大学金钱与制度缺一不可，但如果仅有金钱而没有制度，那大把大把纳税人的银子就白白打了水漂，还不如干脆连钱也没有，好歹没糟蹋银两。
记得当年离开香港科大时，曾看到一面“招贴墙”，任何人都可以在此任意张贴，不知此墙现在是否仍在，或许那种“热闹”现在已转移到校园BBS上了吧？
（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4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