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中，大学具有重要地位。受过高等教育者所占人口比例、大学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排名、所发论文引用率的高低……均被视为一国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而大学水平、质量的高低，无疑与大学的体制，即体制是否能保障大学的学术标准、水平和办学的自主性，密切相关。
哈佛大学是举世公认的名校。哈佛大学名教授基辛格要出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仍想保留受人尊崇的哈佛教职，但哈佛大学却对他说“不”。在官职与教职中，他只能选择其一，而不能兼得。“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权力炙手可热，大学却不愿他兼职并可对他说“不”，显示出大学以学术为唯一标准和自主性。与那种“官本位”国家许多名牌大学竞相以种种办法“礼聘”高官到大学兼职，并引以为荣形成鲜明对照。
其实，以学术为唯一标准并坚持大学的自主性，也曾是我们一些大学的传统。
五四运动中，北大一些学生被北洋政府逮捕，北大校长蔡元培公开表示：“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并多方奔走，挺身营救被捕学生。营救成功后便辞去校长之职，并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抗议政府对他治校的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1936年和1948年前后，国民党政府曾数次到清华大学捉拿反政府的学生，校长梅贻琦事先得到人员名单后立即通知学生躲避，使很多学生免于遭到逮捕。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为加强党化教育，加紧对大学的控制，强调课程、教材的统一。针对这一情况，梅贻琦主政的西南联大教务处拟定《教务处会议呈常委会文》（这份决议由梅贻琦转呈教育部）指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唯此以往，则大学直等于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以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不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这篇文章虽然不出自梅手，却表明了他坚持学术自由的决心，即使顶头上司教育部违背这一原则，也毫不留情地抗争到底。1946年8月，吴晗回到了清华，受聘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此时他的左派言行已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8月16日，教育部曾接到有关权威当局指令，因此立即密电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要他“密切注意”吴晗，说“共党分子吴晗前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自六月初旬来沪后，其活动颇为积极，在学界活动尤烈，常至各大学校及左派之群众集会作公开讲演吸收青年。兹悉该吴将于八月初旬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所以要清华不再聘吴晗为教授。但是，梅校长对教育部的指令根本置之不理，仍以学术标准为唯一标准而不管吴晗的政治观点是左是右，坚持聘吴为教授，教育部却也奈何不得。
哈佛是私立大学，“不买政府的账”还说得过去，而北大、清华是国立大学，主要由政府拨款、出资，蔡、梅竟也不同意政府干预，依现在的观念颇有些“匪夷所思”：学校是政府办的，政府当然有权要怎样就怎样。然而，在蔡、梅当时的社会观念中，大学是公共物品，政府有责任出资办学，但具体怎样办学，则应由专门人才主管，政府不得随意干预。当然，除了观念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结构存在着一个相对强大的民间社会，有民办大学、教会大学的竞争，有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这些都是大学能保持相对自主性的因素。
当教育资源完全由国家掌握、没有民办大学的竞争，大学实际成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下属“行政单位”时，大学很难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和办学自主性。现在，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以前一般是局级，近年少数大学校长升为副部级），自然首先是对行政的上级负责。曾任北大校长助理的张维迎在《大学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一书中深有体会地说：“一个政府主管部门的处长，可以随时召集大学的校长去开会，可以训令大学校长，大学校长没有一点办法，因为你的经费来源都是由他拨的，得罪不起。”据他所说，北大在1999年曾把社会科学部和科研部合并成一个部门，但有关部门就不高兴，“你把社会科学部合并了，如果其他大学都效法，那我以后干什么？所以你合并社会科学部，我就不给你科研经费，北大后来被迫又把它分开”。以北大的地位之尊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学校。因此，才会有各校（甚至最著名的大学）竞相聘请高级官员到学校任教、兼职之怪现象，因为所请官员级别越高，学校能得到的各种优惠资源越多（包括声望也是一种资源）；才会有各高校竞相给各级官员滥发滥卖文凭，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见怪不怪的怪现象。
教育史早就证明，大学的水平、质量的高低，是否富于创造性，关键在于制度能否保证大学以学术为最重要标准、保证大学的办学自主性。
（发表于《经济观察报》，2008年2月24日）
